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造反组织的建立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造反组织的建立

1966年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的信，信中肯定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行动。8月中下旬，在重庆大学及北京大专院校南下串联学生的宣传鼓动下，南岸部分中学学生纷纷自发成立红卫兵组织。为了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和支持，8月24日召开的区委全委会决定，“凡是运动中成立的这样那样的组织都是合法的，都予以承认”。9月初，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区委立即召开学校领导人和少数学生参加的会议，布置各校党支部协助学生组织一支以“红五类”[1]家庭出身为主体的红卫兵队伍。随即，中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赤卫军，小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各校红卫兵组织互相串联，最后组成了南岸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领导全区各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展运动。10月10日，根据上级指示，由1名区委副书记和5名干部带队，组织500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京学习、参观，并于18日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这批红卫兵返区后立即走向社会，掀起“破四旧，立四新”[2]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邓黑司令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浪潮。

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组织逐渐产生两种观点，分裂为两派，一派“炮轰”区委，另一派保区委。12月下旬，主张“炮轰”区委的群众组织派大队人马袭击了设在上新街建业岗重庆政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等组织的区总部，捣毁办公室，抓走负责人，抢走物资。从此，打、砸、抢、抄、抓之风日甚一日。

在“破四旧，立四新”中，全区共有1300多户被抄家和批斗，主要是当时被称为“黑六类”的地、富、反、坏、右、资分子以及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大量的抄家物资露天堆放在上新街电影院和区工会后面山坡上，部分金银由公安部门和红卫兵拿去办展览，揭露“黑六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这一阶段，区内慈云寺、老君洞、文峰塔、报恩塔等一些历史名胜、文物古迹等也遭到红卫兵的严重破坏，一些自宋代以来各朝修建的精美菩萨、石雕像等几乎全部被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砸碎头部，造成无可挽回的文物损失。黄山上的抗战遗址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涂山上的摩崖石刻“塗山”两字被铲除，改刻为“毛主席万岁”。同时，红卫兵在一些最醒目的地方刷写红色毛主席语录，机关、厂矿、学校、医院、街道纷纷将单位名更改为卫东、向阳、红卫之类名称，并在自己单位能够刷写大型标语的地方都刷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沿街门面刷为红色，城区变成一片“红海洋”。(www.guayunfan.com)红卫兵运动由最初“破四旧，立四新”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割断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基层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却被红卫兵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加以反对。

1966年9月5日，中央《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下发，大中学生开始“把文化大革命火种撒向全国”的大串联，由各地免费向红卫兵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

在这种形势下，区委成立了接待站，抽调7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外地串联来区的红卫兵，免费安排食宿。接待站先后接待1.3万余人，耗资41万元、粮食64万斤。南岸区所有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和外出串联，加剧了南岸社会的混乱。

南岸作为重庆近郊区，交通信息较便利。随着外地红卫兵的串联，特别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来南岸串联、演讲之后，造反之势大起。此后，红卫兵组织由学校走向社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于在1967年的“夺权”过程中发生了权力之争，造反组织中的一部分另成立了“反到底”派。据不完全统计，全区385个单位，有346个成立了造反组织，其中“八一五”派有175个，成员53573人；“反到底”派有171个，成员30053人。两大派造反组织都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旗号，在区内到处查抄“黑材料”，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层层揪斗领导干部，指责区委和各级党政领导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强令其“检查”、“交待”。斗争矛头直指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一时间，“炮轰区委”、“火烧某某”、“打倒某某，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大标语、大字报遍及城乡，南岸区局势日趋混乱，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