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其失败

洋务运动是晚清地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所进行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业，迈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但是现代大工业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要求进行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而洋务运动则仅仅是要用现代工业维护封建制度。现代大工业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使中国第一批大工业的经营举步维艰，最终走向失败。

一、官办：张之洞和汉阳铁厂

张之洞生于1837年，于1909年去世。他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在今天，稍微有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会记得两件与张之洞有关的事：一个是汉阳铁厂，一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念。

张之洞祖上是官宦世家，虽然到他父亲时已经衰微，但世代为朝廷效命的家族史，自然影响了张之洞。张之洞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深感中国的落后和国内危机，提出要自强，兴办洋务，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思想纲领。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一展抱负。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之洞早在任山西巡抚时就涉及洋务。张之洞是个学者型官员，他读了在山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著作，觉得其有学问，就聘为顾问，让李提摩太在太原每月进行一次讲座，向官员和士人讲演天文、电学、光学、化学、机械、医学，并在讲座上演示物理、化学试验。1883年，张之洞在太原设立洋务局，讲习洋务，传播西学，准备兴办新工业。山西煤矿储存丰富，冶铁业历史悠久，但在外国钢铁业的冲击下日渐凋敝，张之洞自此有了兴建铁厂的想法。

1883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积极主战，筹集钱粮，协调内部关系，启用老将冯子材。清政府在中法之战中打败法国，张之洞功不可没。经历中法之战，张之洞坚信，只有学习西方强国之术才能保中国、强中国，才能维护中华文化。作为坐镇一方、责任重大的封疆大吏，张之洞认为，就枪、炮等军事武器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意义来说，非常重要，不能依靠洋人，而制造枪、炮则需要钢铁，钢铁也不能依赖于洋人。中国要购买机器，自己生产钢铁。如果条件成熟，洋油、火柴等都应该自己制造。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都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重工业，这是自强的基础。

1890年11月，汉阳铁厂开工修建。该项工程浩大，张之洞可谓费尽心血。钢铁厂属于重工业，需要相应的配套工业，但是当时的大工业可谓一张白纸。因此，汉阳铁厂是一个移植型的工业，或者说，是一个“空降”的工业，不仅机器设备、技术指导来自国外，就连建筑材料，如厂房的铁梁、铁柱、炉座、铺路的水泥都是洋货。

1893年10月，工厂竣工。汉阳铁厂包括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6个大厂，另有机器、铸铁、打铁、造铁路用的鱼尾板4个小厂。炼铁厂有100吨炼铁炉2座、80吨贝色麻钢炉2座、10吨马丁炼钢炉1座，工人约三千人。钢铁日产量达到50吨，高的时候能达到60吨～70吨。这是当时东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驻汉口的领事查尔德（Child）的报告中这样描述：“这企业是迄今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厂是完美无瑕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一下，也要走几个钟头。”^[1]

图2-1　汉阳铁厂是当年东方最大的钢铁厂，在中国工业化史上有重要地位

汉阳铁厂引起了西方观察家的关注。也许西方人会认为，中国的钢铁行业会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在将来成为西方钢铁业的劲敌。但实际上，这个东方第一钢铁厂让它的创办人焦头烂额。

洋务派虽然是封建地主中开明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官僚的风气，像张之洞这样明达干练的重臣也是如此。比如在汉阳铁厂的选址上，英国专家的意见是靠近大冶铁矿，但是张之洞力主建在汉阳。汉阳地势低洼，又没有煤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之洞坚决主张建在汉阳。后来在工厂开建时，填土就耗工巨大。开始炼钢铁后，由于低洼潮湿，影响炼钢铁设备，更重要的是缺乏炼钢铁的煤炭。又比如现代钢铁厂对铁矿石的要求很严格。当时炼钢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贝色麻法，只能炼含磷低的铁矿石；一种是马丁法，能排出铁矿石中的磷，以废铁为原料，可以用低质煤作燃料。因此，在建厂之前，一定要严格化验铁矿石和焦煤。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中国这么大，什么煤没有！还用得着先找煤再购炉。结果是买了80吨贝色麻钢炉2座，10吨马丁炼钢炉1座，但是大冶铁矿含磷较高，因此所造钢轨质地不纯，影响销路。^[2]当然，至于普通官僚的贪腐对企业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

更重要的是，虽然钢铁质量还可以，但生产出来的钢铁没有销路。当时中国工业落后，钢铁需求量小。虽然清政府大办企业和修铁路，但李鸿章却以不经济为由，宁可买洋铁，也不用汉阳铁厂的钢铁。而清政府的财力又不能给予扶助。这样，汉阳铁厂办不下去了。最后，张之洞请来盛宣怀主管汉阳铁厂，把官办转为官督商办。

二、官督商办：盛宣怀、汉冶萍公司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盛宣怀是晚清北洋的经济干才，号称“晚清经济第一人”。他掌控着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和汉冶萍公司。

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铁厂改为官督商办，就是政府或者官僚提供保护，懂经济的商人进行业务管理。

盛宣怀确实是管理经济的行家里手。他首先要求，如果让他掌管汉阳铁厂，他就要兼办铁路。铺设铁路实际上等于给钢铁提供了销路。按照现在的说法，盛宣怀的打算是以“铁路”为概念，招商入股。但是商人们并不好忽悠，入股者寥寥无几，资金成为盛宣怀一直头疼的问题。盛宣怀找到了汉阳铁厂技术上的症结，这就是大冶铁矿的含磷量和酸性贝色麻钢炉不匹配的问题。只要改造炼钢铁设备，就能明显提高产品质量。还有一项大举措就是投入巨额资金扩建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

图2-2　盛宣怀，被称为“晚清经济第一人”，同时又被视为官僚资本和买办的代表

但是这些大举措需要巨额资金。清政府不可能提供资金，民间合股招商又没有人响应。盛宣怀只能从自己控制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抽调资金，然而这些资金根本不能满足需要。最后不得已，盛宣怀只能向外国借款，包括向英、法、德、俄、日等国的资本集团借款。1899—1930年，其外债总额达58383672两白银。经过大量举借外债改建工厂，盛宣怀终于扭转了汉阳铁厂长期亏损的局面。1909年，汉冶萍公司的账面上终于有了15400银圆的盈余。^[3]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增强国力，自强自新。但是由于汉阳铁厂，以及后来联合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而形成的汉冶萍公司大举向西方财团借债，给西方，尤其是日本向中国经济命脉渗透提供了机会，汉冶萍公司一步步落入日本手中，反而成了日本的经济附庸。

日本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借款，控制大冶和萍乡的采矿权，以确保日本优先发展钢铁业的原材料。在1905年8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确定其最终目标是得到大冶和萍乡的采矿权，使之完全归日本所有，并以雇佣日本技师为条件给予借款，逐渐获得管理权。而三井商社等日本企业以经济面目出现，逐渐扩大权利。^[4]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日本银行和企业的贷款时间长，并只准以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等，而且以贷款为要挟，限制中国向其他国家财团借款，想独霸汉冶萍公司。日本不仅仅是想和汉冶萍公司进行分工，汉阳铁厂生产生铁，日本再加工，而是想把汉冶萍公司变成日本钢铁业的原材料基地，同时消灭中国的钢铁行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出走日本。为了维护本人与旧幕僚的利益，盛宣怀决定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公司，于1912年2月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全国一片哗然，盛宣怀随后离职。

汉冶萍公司虽然在一战期间有过短期繁荣，但1921年以后，就走了下坡路。

如果说像汉阳铁厂这样的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不容易成功，那么轻工业呢？官督商办的轻工业也同样是失败！看看同样是盛宣怀控制的华盛纺织厂。

华盛纺织厂的前身为上海织布局，是李鸿章官督商办的轻工业企业。1878年，有位姓彭的官员建议兴建一个类似官督商办的织布企业，李鸿章由此委派郑观应等人筹办上海织布局，并许诺给予其制造棉纱和棉布的10年专利权。但是郑观应是一个买办，并不懂现代工业，直到1887年，机器已经到位，外国雇员已经拿到薪水，但织布局还不能生产。在织布局开工后，确实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是因为在洋布冲击下，中国传统纺织业衰落，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禁止外国商人建厂，也禁止外国技术人员在中国厂家中担任雇员，形成了织布行业的垄断。但是1893年，织布局失火，设备全部焚毁。令人惊讶的是，织布局居然没有上保险。1894年，上海织布局改为商办，名为华盛纺织厂。实际上李鸿章还是保护人，督办盛宣怀控制该厂，而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是工厂7名董事之首。李鸿章又规划了11个分厂，把其他企业排除在外，并成立一个纺织稽查公所控制这个联合企业。华盛纺织厂兴盛一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95年4月，李鸿章作为中国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由此李鸿章的政治地位开始衰落，盛宣怀的地位自然也受到影响。同时，《马关条约》允许外国机器生产企业在中国本土建厂。这样，华盛纺织厂失去了政治保护伞，没有了垄断地位，经营出现一定困难。1901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把华盛纺织厂卖给一个叫作集成公司的商人团体。盛宣怀宣称，在官督商办的制度下，商人不愿再追加投资，只能改成彻底的商办。实际上集成公司是由盛氏家族的人及其亲友组成的。在新成立的集成纺织厂中，盛氏家族是最大的股东，控制着企业。1931年，集成纺织厂卖给汇丰银行，成为申新纺织厂的一部分。而作为一家企业，集成纺织厂被完全控制在盛氏家族手中。^[5]官办的财产被商化、私有化，最后又投靠外国人，给这笔偷来的财产上了保险。

三、官僚资本主义和武昌起义

洋务运动是中国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所致力于的工业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洋务运动的纲领就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将其提升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本质就是地主阶级利用最新的科技、现代工业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但是现代大工业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需要新的经济制度、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思想观念，它也必然会带来社会阶级、阶层地位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或者不太严格地说，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和思想观念与现代大工业是脱节的。不管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最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度、统治方式无法与现代化大生产相契合，从而阻碍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张之洞费尽心血建立的汉阳铁厂无法生存，其中就有张之洞自己的问题。任何现代大企业都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知识化、合理化的组织，但即使是张之洞也缺乏这种认识。就汉阳铁厂的选址失误和铁矿石与钢炉不匹配的失误来说，就是由张之洞拍脑袋式的主观决策造成的。李鸿章对张之洞的“中式”办厂不以为然，但是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也好不了多少。建立江南制造总局的本意是自己制造武器，不受制于洋人，但是由于管理问题，这里生产的武器质次价高，甚至连李鸿章的淮军都不愿意用。封建官僚政治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大工业。

洋务运动兴起的一个中坚力量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新兴的汉族地方势力。这些人是在办实际事务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有眼光、有雄心、有能力、有中兴的愿望。他们能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利用自己的权力积极建立企业。但是在封建王朝整体腐朽的情况下，基层官僚却没有这种理想和眼光，他们利用一切手段为自己窃取财富。洋务企业投资大、收益少、生存能力差，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最初汉阳铁厂的预算是2468000两白银，而实际花销是5586416两白银，多用了一倍多银两。很多银两都是被底层官员以各种名目侵吞，有的名目离奇得让人大吃一惊，比如在煤矿，食盐1个月用了五百多千克，相当于每天16.5千克。^[6]

随着这些优秀分子逐渐减少、退化、消失，洋务企业逐渐被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如盛宣怀所控制。洋务企业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提供庇护，商人进行管理。洋务企业生存能力的基础是权力垄断，如李鸿章禁止上海创建其他织布企业，以维护上海织布局。如果掌握垄断权力的官员是优秀分子，那么他们还有可能从强国富民的角度来发展企业，维护企业，维护国家经济命脉。一旦这些官员蜕化，这些企业就成为凭借官员权力获得垄断地位，对内渔猎百姓牟取暴利，而对外没有任何竞争力的经济怪胎。在强势的资本主义面前，这些企业只能变为附庸。所以洋务运动的企业进一步蜕化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对内掠夺，对外投降。洋务自强的理想到此彻底落空。

现代大工业有它的内在逻辑，在洋务运动中，落后的官僚体制扭曲了这种逻辑，阻碍它的发展。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先进的技术和经济需要新的经济、政治组织形式，洋务运动毕竟撒下了种子，使它成为突破封建社会结构的力量。或者是封建势力压倒、扭曲大工业新的经济、政治组织形式，或者是大工业新的经济、政治组织形式突破封建势力。

张之洞在武汉兴办新式军队和工业，本来希望通过洋务运动发展新工业挽救封建王朝，但历史正相反，新工业为反封建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和力量。1911年，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