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切的兴起及其广泛应用

反切是古代的一种拼音方法，如：“行，下孟反”，“乐，五教反”之类。这种方法是：取上字之声母，下字之韵母，声母与韵母合在一起，拼出被切字的读音。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反切上下字就当拼音字母来用，比直音的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所谓直音，就是以同音字注音，如“乐，音洛”，“说，音悦”。《说文》所谓“读若”，一般说来也就是直音。直音的局限性很大，例如“下孟反”的“行”，“五教反”的“乐”，就不宜于用直音法。依照《广韵》，与“行”同音的只有“绗”、“胻”二字，与“乐”同音的只有“硗”、“”二字。僻字注音，等于不注；何况某些僻字还是上古时代所没有的。由此看来，以反切代替直音，确是一大进步。

《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条例》说：“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说：“造反语者，非始孙叔然也。”又说：“又寻汉地理志广汉郡梓潼下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辽东郡沓氏下，应劭注：‘沓水也，音长答反。’是应劭时已有反语，则起于汉末也。”景审序慧琳《一切经音义》说：“古来音反，多以旁纽为双声，始自服虔。”服虔和应劭可说是同时代的人，都是在汉末。孙炎虽然是三国时人，恐怕也是汉末出生的人，他受业于郑玄的门人，当然比应劭要晚一些，但是至多也不过晚三四十年。可见颜之推所说的“汉末人独知反语”的话是可靠的，但是不要归功于孙炎一个人，而应该是时代造成的。

有人把反切产生的时期推得很早。在孙星衍所辑的《仓颉篇》中，玄应《一切经音义》所引《三仓》或《仓颉》颇多，司马贞《史记索隐》也有引《三仓》的地方，例如《史记·杨仆传》：“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史记索隐》：“缿，三仓音胡江反。”三仓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指《仓颉》《爰历》《博学》；第二种是指李斯的《仓颉》，扬雄的《训纂》，贾鲂的《滂喜》。贾鲂是汉和帝时人，看来，汉和帝时也许已经有了反语。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原书，只见间接称引，还是不能作为定论^〔1〕。魏张揖还有《三苍训诂》一书，如果“三苍”（三仓）指的是此书，那么时代就更晚了^〔2〕。

《颜氏家训·音辞篇》说：“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这话说得很对。假如当时反切方法已经盛行，大家乐于采用，就不至于再用“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的笨拙读法了。所以汉末人独知反语的论断是可靠的。

关于反切的起源，从前有一种错误的说法，以为古人以“何不”为“盍”，“如是”为“尔”，“之乎”为“诸”之类就是切语^〔3〕。这种二合音，原来是实际语言里无意识的运用，并非像后来那样当作一种正式的注音方法^〔4〕。何况反切方法并非简单地把二字合成一音，必须把反切上字的韵母去掉，下字的声母去掉，才能得到所切的读音来。单凭自然产生的二合音，并不能发展为反切。

郑樵《通志·艺文略》说：“切韵之学起自西域^〔5〕。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然犹未也，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反切之学自西域入中国，至齐梁间盛行，然后声病之说详焉。”姚鼐《惜抱轩笔记》说：“孙炎所以悟切音之法，原本婆罗门之字母。”纪昀《与余存吾书》说戴东原《声韵考》“……于等韵之学以孙炎反切为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然《隋书·经籍志》明载梵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安得以等韵之学扫诸神珙，反谓为孙炎之末派旁枝哉？”以上所述各家的言论，说明了反切的产生是受了梵文字母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完全有根据的。这说明了反切之学不产生在汉明帝之前，而产生在汉明帝之后。其所以产生在汉末，因为要经过一段摸索的过程。以汉字充当拼音字母，这正显示了我国古代学者的巨大创造。

陈澧反对反切受外来的影响的说法，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陈氏以为“何不”为“盍”、“不可”为“叵”、“如是”为“尔”、“之乎”为“诸”、“者焉”为“旃”等反切之语，“皆出于周秦时”；第二，陈氏说“溯等韵之源，以为出于梵书可也，至谓反切为等韵则不可也”^〔6〕。关于第一点，理由不能成立，前面已经说过了。关于第二点，反切虽不等于等韵，但是等韵是为反切服务的，可以说没有反切就没有等韵，反切是巨大的创造，等韵只是把反切系统化罢了^〔7〕。总之，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结合汉语特点来为中国文化服务，这在实际上表现了汉族人民的智慧。

孙炎的《尔雅音义》已经亡佚^〔8〕，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用了数十条，今依陈澧《切韵考》卷六所引，加以系统化，转录如下^〔9〕：

见母：桄，古黄反。，九遇反。

　　　莙，居筠反。攗，居郡反。蟨，居卫反。

溪母：湀，苦穴反。藈，苦圭反。

　　　，犬县反。，去贫反。

疑母：，五果反。迕，吾补反。

　　　寓，五胡反，又鱼句反。

　　　凝，牛烝反。

端母：箌，都耗反。

透母：妥，他果反。耋，他结反。

　　　葖，他忽反。

定母：胎，大才反。遝，徒答反。

　　　，徒南反。

彻母：，勑乱反。

澄母：著，直略反。朾，丈耕反。

帮（非）母：昄，方满反。蜰，甫尾反。

滂（敷）母：敉，敷是反。繴，芳麦反。

並（奉）母：圯，房美反。辨，蒲苋反。

　　　　　　，苻粉反。

明（微）母：儚，亡崩反，又亡冰反。

精母：揫，子由反。臧，子郎反。

　　　蝍，子逸反。

清母：宷，七代反。，七各反，又七路反。

从母：沮，慈吕反（又辞与反）。

　　　巢，徂交反（又仕交、庄交二反）。

邪母：沮，辞与反。

照二：巢，庄交反。

床二：巢，仕交反。

照三：底，之视反。

穿三：杼，昌汝反。

影母：陓，於于反。荽，於为反。

晓母：汔，虚乞反。齂，虚贵反。

　　　呬，许器反。瀱，许废反。

匣母：很，户垦反。貈，户各反。

喻母：台，羊而反。

来母：蒌，力朱反。

日母：儴，如羊反。萎，人垂反。

　　　犉，汝均反。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孙炎反切所用的上下字并不是统一的。以反切上字而论，见母共用“古”、“九”、“居”三字，溪母共用“苦”、“犬”、“去”三字，疑母共用“五”、“鱼”、“牛”三字，定母共用“大”、“徒”二字，澄母共用“直”、“丈”二字，帮（非）母共用“方”、“甫”二字，滂（敷）母共用“芳”、“敷”二字，並（奉）母共用“蒲”、“房”、“苻”三字，从母共用“徂”、“慈”二字，晓母共用“虚”、“许”二字，日母共用“如”、“人”、“汝”三字。即使见系、影系与帮系区别三等与非三等，“九”与“居”、“苦”与“犬”、“鱼”与“牛”、“方”与“甫”、“芳”与“敷”、“房”与“苻”仍旧是重复的。以反切下字而论，“为”与“垂”、“吕”与“汝”、“遇”与“句”、“烝”与“冰”，也都同韵同呼同等，也是重复。“筠”与“贫”也可能是重复。

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说：“或以字母未出，儒者所传切语，以上字为双声标识，其文有定，亦若晚世三十六字。”^〔10〕又以为“叔然承袭旧文，体语已有数家，故反语上字无定”。又说：“周颙整而一之，惜其不传也。”这个意思是说：古人作反切有固定的反切上字，不过各家体系不同，孙炎兼采各家，未能统一，周颙统一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这种说法有部分的真理，如果只由一家来造反切上字，的确可以更有系统；但是也不能使每一个声母只用一个反切上字。例如采用了“居”字为反切上字，“居”字本身就不能再以“居”字为切。反切下字也是同一的道理。

反切上下字尽管不统一，但是有些常用的上下字是各家一致的，上字如“古”、“居”、“苦”、“去”、“五”、“鱼”、“牛”，等等，下字如“胡”、“郎”、“耕”、“略”等等。像“古黄”、“九遇”、“居筠”、“居卫”、“苦穴”、“苦圭”、“五果”、“他果”、“他结”、“直略”、“蒲苋”、“慈吕”、“力朱”、“人垂”诸切，都是《切韵》继承下来的。

颜之推说“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事实确是这样。颜师古注《汉书》引孟康、如淳、苏林，都有反音（孟、如、苏都是三国时魏人）。到了晋代，有徐邈、李轨等，南北朝有沈重等，都是注音的专家（徐邈、李轨都有《周易音》《古文尚书音》《毛诗音》，沈重有《毛诗音义》）。可惜徐、李、沈等人的书都亡佚了，只见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经典释文》有相当完备的反切。此外，在唐代还有曹宪的《博雅音》（即为《广雅》注音），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等，其中都有反切。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用的是朱翱的反切，徐铉本《说文解字》用的是孙愐的反切。大约从魏世以后，反切方法已经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掌握。当然，要彻底了解也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有等韵学的产生。

反切方法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完善的。不统一是一个缺点，但也只能做到相对的统一。后代对反切也作了一些改进，大致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避免“类隔”；第二是尽可能使二字连读即成一音。第一种改进方法实际上不算改进，只是语音有了发展，旧反切不适用了。例如，应劭《汉书》注：“沓，长答反”，依后代语音应改为“徒答切”，孙炎《尔雅音》：“，勑乱反”，依后代语音应改为“他乱反”，否则成为类隔。实际上，在汉代语音系统中，知系与端系不分，那就无所谓“类隔”了。第二种改进方法其实是变更反切的性质。陈澧说得对：

切语之法，非连读二字成一音也（如“同，徒红切”、“蛩，渠容切”，连读而成音者，偶然相合耳）。连读二字成一音，诚为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鱼歌麻诸韵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鱼歌麻韵无收音，而喉音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连而成一音，否则中有窒碍，不能相连矣。然必拘此法，或所当用者有音无字，或虽有字而隐僻难识，此亦必穷之术也。而吕新吾《交泰韵》、潘稼堂《类音》必欲为之，于是以“翁”切“终”字，以“竹”切“中”音。夫字有不识，乃为切语！以“终”“中”易识之字，而用“”“”难识之字为切，不亦傎乎！孰若古人但取双声叠韵之为坦途哉！^〔11〕

由此看来，可以说，利用双声叠韵的原理来作反切，乃是由汉末到注音字母以前的一种拼音方法，中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变更。

上文说过，反切之学，齐梁间即已盛行；但是，现存的完整的书带有反切者，当首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陆法言的《切韵》。《经典释文》虽题为唐陆德明撰，但是成书当在陈代，比《切韵》还早一些^〔12〕。《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兼及释文和校勘。陆德明本着述而不作的精神，对古人的反切兼收并蓄。有时候，他把各家的反切排在一起，不置可否。各家的反切，有些只是所用反切上下字不同，而切出的音是一样的；有些则不但反切用字不同，连所切出的实际读音也不同。这种分歧，有些是古今的不同，有些是方言的不同，有些则是师承的不同。我们如果希望在《经典释文》中清理出一时一地的实际语音系统，那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结合其他材料来研究南北朝或较古的语音，《经典释文》还不失为重要参考文献。陆法言的《切韵》跟《经典释文》的作法不一样：《切韵》于每一个音只有一个反切，而且每一个字都有反切，这样就可以整理出一个完整的语音系统来^〔13〕。

梁顾野王《玉篇》的反切也很有参考的价值。现存的《大广益会玉篇》所用的反切已经不是顾野王原来的反切，可能是经过萧恺或孙强所改作的。但萧恺是顾野王同时代的人，孙强则是唐初的人，增加字在上元元年（公元674），离《切韵》成书时代（公元601）也不很远。至于《古逸丛书》所收的《玉篇》残卷，应当是顾野王原著，其中的反切就更有参考价值了。

贞观时代的玄应、开元时代的慧琳，都著有《一切经音义》，其中都有一套反切。

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采用了朱翱的反切，这一套反切不但用字与《切韵》不同，连实际读音也不无差别，值得仔细研究。

释行均《龙龛手鉴》成于统和十五年丁酉（公元997），那时是北宋初期。书中也有另一套反切。以上所述这些书的反切，如果拿来做一个比较研究，一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