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报在唐代的兴起

第二节　官报在唐代的兴起

“百代多行秦政制”，秦政制即“集权制”，中国自秦朝开始，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天下一统，四海为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上有中央政府，下面有各级专权。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18]简而言之，即是双层专制主义的全能国家体制：皇帝对于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专制主义。这两个层面的专制，都需要统一的信息传播，而刊行官报就是统一信息的最好手段。

从第一个层面而言，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和高度的皇权专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保证政令畅通。所谓政令畅通，就是将朝廷的政令和皇帝圣旨迅速地、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要做到政令畅通，就必须有畅通的渠道。刊行官报就是迅速传达政令的一条很好的渠道。封建王朝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协调地运转起来，除了宣达皇命，统一思想，还需要给各级官吏提供一定的政务信息；而各级官吏为了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平安地保存自己，进而步步往上爬，也需要了解朝廷动态，决定自己所采取的对策，这便是中国古代官报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

从第二个层面而言，封建政治是秘密政治，是愚民政治。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鼎上，作为国之常法，并使“民知有辟(法)”。子产铸刑书打破了当时政府将刑书藏于官府，不向人民公布的惯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指责道：“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19]叔向在这里所担忧的是：百姓知道法律条文以后，会据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发行官报，“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20]宣达皇权，统一思想，传达政令，协调行动，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创办和发行官报的根本目的。

凡报纸出现，先有官报，后有民报，中西皆然。在我国，官方信息的传播渊源已久，既有如上所讲的史官、乐官的新闻活动，夏朝已设有“车正”，专管车旅交通，说明当时已经有官方的信息传播活动。到了周朝，在各诸侯国内部，官方的文书、公告需要下达，各级官吏的奏报、请示需要通信，官吏与官吏之间也相互传递信息，此时已经形成了官方成体系的邮传组织，名为“遽”或“邮”，但没有形成正式的信息发布制度，也没有形成这种信息发布制度的物质成果——官报，官报的产生需要历史继续孕育。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证，我国古代官报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官报：中央朝廷编发的公报性质的官报和藩镇驻京机构编发的情报性质的官报。

一、中央朝廷编发的公报性质的官报

唐代的朝廷官报，由朝廷发布，称为“报状”、“报”等。在唐代的有关文献和唐人著作中，可以找到比较充足的证据。“报状拆开知足雨，赦书宣过喜无囚。”^[21]王建这首诗大约作于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间。这是“报状”这个名词最早的出现。

“前数月见报，上披阁下谏疏，赐以币帛，僻左且远，莫知其故。”^[22]杜牧曾在会昌年间担任过唐王朝中央的中书舍人，他见到的报就是当时的朝廷官报。

从唐人孙樵所著《经纬集》卷三载《读开元杂报》中更可以找到唐代朝廷官报的线索。《读开元杂报》全文是这样的：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番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则丛甓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延(疑为“廷”字——引者)奏诤事焉？”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事，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23]

孙樵是著名古文学家韩愈的学生，在唐宣宗、僖宗年间曾作过中书舍人，他在《读开元杂报》中前后叙述了两种报。一种是他在襄汉间居留时看到的“系日条事，不立首末”的“数十幅书”，上面的内容都是朝廷政事动态，诸如皇帝行九推礼，百僚行大射礼，宰相与百僚廷争等。因“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故孙樵自名曰“开元杂报”。另一种是孙樵在唐宣宗大中九年中进士之后，“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这两种“报”虽然一种出现在开元，一种出现在大中，一种叙事较详，一种叙事很略，但两者有共同点：那就是由朝廷发布并且“条布于外”。从记叙内容和发布形式看，带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公报性质。可见，唐代从开元到大中都有带政府公报性质的朝廷官报发行，但其名称不叫“开元杂报”，而可能叫“报状”或“报”。由此而知，唐“报”所载内容都是国家盛典和朝廷政事，由中央政府颁布，然后“条布于外”，实际上是政事堂公布于外的关于政府活动情况的文告或公告。这说明当时向全国百姓发布政令的体系正逐步规范化、体系化。

二、藩镇驻京机构编发的情报性质的官报

在唐代，除了中央朝廷官报之外，还有一种“藩镇情报”。这种“藩镇情报”，由藩镇自置于京城的“进奏院”抄发，故称为“邸吏状”、“邸报”、“进奏院状”等。“藩镇情报”是唐代进奏院职能强化的产物。唐中期以后，随着藩镇势力的发展，唐初仅供地方长官与诸侯“朝宿”之用的邸的职能进一步扩大，演变为地方派驻朝廷的办事机构。柳宗元在《邠宁进奏院记》中对唐代进奏院的由来作了重要说明：“凡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其在汉制，则皆以奉朝请。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宾属受辞而来使，旅贲奉章而上谒。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下及奔走之臣，传遽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大凡展采于中都，率由是焉。故领斯院者，必获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24]根据柳宗元的说法，唐代的进奏院是在周的邑、汉的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邑仅仅是诸侯朝见时的招待所，汉邸除有招待所的职能外，还成了派驻朝廷的办事机构。这些邸，起初名叫“上都邸务留后院”，简称“上都留后”，后来改称为“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进奏院的负责人称进奏官，起初名叫“上都邸务留守使”，后改称“上都知进奏院官”，简称“进奏官”、“进奏吏”，一般通称“邸吏”、“邸官”。

唐代进奏院作为地方大臣在京师的代理机构，主持的官员都是节度使派驻的大将或亲信，随着地方节度使权力的急剧膨胀，其职能就大大强化了。进奏官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任务是为所代表的长官呈递奏章，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将京师的消息抄写成“进奏院状”直接通报给派他们出来的地方长官，这即为萌芽状态的报纸。因此，进奏院成为藩镇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是藩镇和朝廷间的联络机构。^[25]

唐代的进奏院报状，从内容来看，其所提供的信息，绝大多数属于朝廷的政事活动；从采写方式来看，主要是由进奏官自行采集的；从受众对象看，这种“邸报”、“进奏院状”只对藩镇长官抄送，以藩镇长官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具有情报性质。具有情报性质的唐代“邸报”材料，大部分来自朝廷官报“报状”，还有一部分或是邸吏们在京城的所见所闻，或是执行节度使交办的专门任务后的情况汇报。不列颠图书馆所藏的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份进奏院状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唐王朝京城的进奏官给张淮深写的一份关于“三般专使”为张向朝廷“论旌节”一事的专题汇报。从这份实物来看，显示了唐代进奏院状的一些特点：浓厚的官文书痕迹，信息由进奏官自行采集，读者对象是进奏官的上级长官，内容也是与其长官相关的朝廷政事。

可见，唐代报纸从产生起就与官方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依附于封建政治的一种存在，终有唐一代，朝廷对类似的新闻传播活动干预不多，从未颁行过具体的管理措施，其内容亦不受限，因此，唐代的进奏院状虽以传播朝廷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军政单位派驻在京城的进奏官自行采编并向地方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还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进奏官所从事的报纸活动仅为其行政职责之一，而远非自觉的报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