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采矿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

古代中国的采矿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的采矿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

中国的采矿技术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是新兴起的一种金属冶铸业。随着社会上对铁器的大量需求，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山海经》中提到出铁之山有很多，说：“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虽有夸张之成分，但是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铁山之盛。西汉后期，“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1]西汉铁器出土的地点，已经发现有六十多处。在山东、河南、江苏等省都发现了冶铁遗址，其中河南的巩县、郑州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遗址中冶铁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这是现今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的遗存。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铜主要生产在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嶲、益州等郡。[2]东汉时期，炼铜和铜器制造在长江以南很多地区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造业。西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采冶和锻铸技术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广州的银矿，开采较盛。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在唐代后期有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州、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饶州余干县有银山，每年出产十万余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宣章）地银坑，出银质量较好。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州）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矿。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的不足，常常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3]到北宋时期，矿冶等手工业部门发展较快。在采矿业中煤炭的开采尤其突出。北宋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家庭都用煤炭作为燃料，江西丰城、萍乡二县山间的煤炭已经被开采。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广的冶铁作坊规模较大，以煤炭作燃料。宋代冶铁遗址主要有河北地邢台、安徽的翻昌、福建的同安等地。[4]明代，采铁成为官营手工业，生产规模庞大，分工细致。洪武年间，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1847万余斤，钱币年铸造最高量已达19984万文。[5]

东南亚矿产资源丰富。越南、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由于东南亚矿产资源丰富，华人多深入其地，多从事采矿工作，从而把古代中国的采矿技术传播到那里。

越南煤矿和锡、铅、锌等矿资源丰富。在越南郡县时期，中原的采矿技术就已经传入交州，使得当地的采矿业，尤其是金银铁铜的开采得到较大的发展。此后，中国工人和技术在安南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元18世纪上半叶，安南“各镇金银铜锡诸矿，多募清人采”，“自场厂盛开，监当官多集清人采之，于是一场拥夫至以万计，矿丁曹夫，集聚成群，其中多潮州，韶关人”。[6](www.guayunfan.com)华人在越南开铜矿。据越南史料记载：“丙子，嘉隆十五年[清嘉庆二十一年（1817年）]三月，开兴化呈烂铜矿。呈烂地产红铜，有清人乞开矿纳税。北城臣为之奏，许之。”[7]

华人在越南以开采银矿为主。其中，以太原送星银厂规模最大。据记载，“送星一厂，曹口较多，人数亦倍。自有厂以来，前明至今，多内地遣置未回之人，落籍世居，子孙繁息”。“厂之人籍，隶广西、江西、湖南、福建各省，而粤东嘉应、惠州及广肇南韶之人，十居其九。”随着采矿业的不断发展，“厂内随聚成市，饭店酒楼，茶坊药铺，极为繁奏，亦是内地客人，于力作之处，自相返易”。此外，还有交趾都龙银矿、兴化偈翁银厂、宣化银矿等。

华人在越南南方开采金、银、锡、铅、锌等矿。嘉隆七年（1808）华人高宏德、黄桂清等在浪政州开清华矿，岁输银一百两。[8]如南方边和铁丘的“铁艺人会市，开炉锻煮，俱纳铁课，矿苗兴旺。嘉隆十年辛未（1811），福建人李京秀、林旭三征税起造，法制精工，得铁良好，铸镬兆货卖，骤得暴利”[9]。

法国殖民者入侵前，越南的煤矿和锡、铅、锌等矿均由华侨经营。法国侵占越南后，矿山逐渐为法国人所垄断，但是矿工的大多数仍然是华侨。东南亚最大的无烟煤矿鸿基和优质煤矿广安，其工人多数是华侨。[10]

古代柬埔寨盛产金矿。《新唐书·扶南》云：“国出刚金，状类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没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11]

明清时期，到柬埔寨谋生的中国矿工很多。《海国公余辑录》卷四记载，柬埔寨等国“虽往往受西人约束，而贸易开矿诸权利，华人操之者六七，西人操之者二三，土人则虽然无与焉”[12]。华人到柬埔寨开矿，把中国的开矿技术带入柬埔寨。

明末清初，中国抗清失败将领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人民，为谋生大批飘洋过海来到湄公河三角洲，即下柬埔寨地区。康熙十年（1671），广东雷州人莫玖带领400多人从雷州港口出发，乘船南航到柬埔寨的蛮衾（今河仙）地区。他安顿了随从人众之后，亲赴柬京乌东会见了国王闍耶吉塔四世。国王友好地接待了他，并委任他为蛮衾地方的长官——屋牙。莫玖带领华人和当地人开垦荒地，建立村社，又在那里“得坑银，骤致富”。于是，“造银币，民日聚居，遂后一小都会焉”。他把蛮衾地区逐渐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市镇和商船汇集的海港，是18世纪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港口。人们称之为“小广州”。根据当地“常有仙人出没于河上的传说”，蛮衾被更名为“河仙”。1735年莫玖去世后，莫天赐继承父业，进一步开发河仙。[13]

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富有金矿，很早以前被当地土人达雅克人发现，他们采用原始方法淘取金沙。大约在1750年左右，华侨开始在西加里曼丹的拉腊和炉末定居，开采金矿。随着西加里曼丹各地金矿华侨人数的增多，他们开始组织“公司”，以便处理内部利益分配以及与当地土人的关系，并开辟新矿区。19世纪前二三十年，西加里曼丹华侨采矿业走向兴旺。当时，该地华侨人口共122000余人，其中矿工即占53000余人。华侨矿工把先进的采矿技术带到该地。还在18世纪末，他们就已经采用机器供水到矿床的新采掘方法，提高了黄金开采量。后来，他们又不断投入资本，添置各种开采设备，使西加里曼丹的金矿生产获得较大发展。[14]

华人开发加里曼丹岛，以大唐总长罗芳伯（1738—1795）最为有名。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省梅州、汕头一带的中国人开始成批移入西加里曼丹，并逐渐形成了华侨社区。西加里曼丹盛产金矿和钻石，矿区集中在三发坤甸一带，华侨的到来，使金矿的开采业迅速发展起来。这里公司众多，而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5]1774年，罗芳伯采取联合、合并的办法，将周围的许多公司纳入兰芳公司中。这样，兰芳公司就发展为以东万律为中心，辖有南北数十里产金地的大公司，人口大约两万。1795年罗芳伯去世。1884年，荷兰殖民者采取各种手段最终消灭了兰芳公司。[16]

在拉玛三世、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统治泰国时期，大量华侨参加泰国政府开掘河渠和修筑公路铁路的工程及锡矿开采。这些华侨不仅给泰国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了中国先进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

马欢随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达马来西亚。他在其著作中记载了马来西亚人是如何开采矿产和使用锡的：

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命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铸成斗样，以为小块输官，每块重官称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17]

《明史》曾经谈到满刺加的锡矿开采：“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18]

彭亨有金山。“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余人采取，月进王二十金。”“沙金，即金山所采者，排沙拣金，金末在镕，虽黄金闪烁，视亦复类。沙既煎，乃始成块。”[19]

后来华人到达马来西亚，输入了较为先进的采矿技术。18世纪末期，许多华侨在马来西亚开采金矿和锡矿，以锡矿为主。到19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的采矿业大部分为华侨掌握。华人锡矿工人一般采用露天砂硌冲洗采矿法，同时也采用琉琅淘洗法，这个工作一般是由中国妇女特别是客家妇女干的。[20]

缅甸宝石举世闻名，自古是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唐代称为“瑟瑟”的绿宝石，曾经在大理风行一时。所以，《唐书》中就有了“大理妇女多缀瑟瑟”的记载。

《西南夷风土记》谈到了缅甸的矿产资源：

地产，孟密东产宝石，产金，南产银，北产铁，西产催生文石……孟艮、孟琏亦产银。迤西产琥珀，产金，产阿魏，产白玉、碧玉……

在英国人到来缅甸之前，华侨已开采银矿、玉石和锡矿，并已有可观的规模。缅甸的玉石矿早在13世纪初已经由我国的一个小商贩发现。开采方法是从中国传入的，矿工也主要是华侨。[21]13世纪由云南人开采的缅甸北部的玉石，历年产量均在1000担左右。[22]

缅甸丰富矿产曾经吸引中国内地人前往其地开采。张泓的《滇南新语》曾经有明确的记载：

井在阿哇国界，产玫瑰等宝石。去腾越州三十余日，惟江右客裹粮以往。井深寒，蛮人服砒少许缒下，取石子满贮狗皮袋，负以上。既出，犹寒颤欲绝。[23]

到了明代，中缅两国的玉石珠宝贸易更为红火。缅北孟密有宝井，生产各种名贵的宝石，蛮莫出各种玉石，孟拱生产琥狛。其中以孟密宝井所产宝石最为有名。开采后的玉石从缅北运往腾冲琢磨加工，制成各种装饰品后，再运销全国或外销。中国国商人在缅甸政府许可下，纳税开采，每年去缅北开采的工人多至千人，产量最多时年达数千担，在缅甸经营玉石珠宝的商店多至百余家。在旧都阿摩罗补罗城遗址的一个中国古庙里，还刻有5000个中国玉石商的名字。[24]

明朝还有官员负责开采缅甸的宝井。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冬十月丙子，云南税监杨荣开采阿瓦、孟密宝井。[25]

阿瓦、孟密，均在缅甸境内。宝井，指红宝石矿区，在今缅甸抹谷一带。

在清代，我国云南、江西、广东和湖北等省的劳动人民到缅甸开采和贩运玉石者已经非常多。仅云南的玉石珠宝商在缅甸从事开采和商业活动的就有百余家。[26]

华侨还在缅甸开采银矿，把开采冶炼的技术传到那里。明永历帝官族子孙曾沦于缅甸，“自相署目，据波龙厂开采”。[27]

关于波龙厂，《清史稿》卷五二八《缅甸传》云：“又有波龙者，产银。江、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为生，常不下数万人。”波龙亦名波顿，缅文Bowtwin，意为银矿，今音译包德温。据外国学者研究，早在1412年，中国人就在这里开采了。

使波龙厂的生产走向兴旺的是被称为桂家领袖的宫里雁。[28]随永历帝入缅者的后裔以及拥明反清流落缅甸的官兵，经百余年的繁衍，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宫里雁被视为土司。波龙银厂“常有工人数万，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以甲富诸邦称”。[29]

茂隆厂的建立者是华人吴尚贤。《滇南碑传集》云：“其（卡瓦）地多矿厂，而茂隆山银矿为最富。”《清史稿》记载了中缅交界“葫芦王地”茂隆厂“内属”的历史。

自波龙迤东有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葫芦酋长以厂献，遂为内地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30]

13—18世纪初，受缅王聘请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帮助缅甸开采和熔炼缅北银矿。[31]

缅北的包德温银矿，早在17世纪中叶，华侨工人就在该矿区参加生产劳动；18世纪初，缅王还专门派人来中国寻求熟练“化炼法”的技术人员，结果云南腾越人张风友受聘。张风友率领中国数百工匠到达缅甸，用最新的开采法和熔炼技术，帮助缅甸开采包德温银矿。[32]

结　语

中国的采矿技术主要是通过华侨而输入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为东南亚的采矿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华侨在越南者，有李京秀、林旭等人；在柬埔寨者，有莫玖、莫天赐父子；在印尼，有大唐总长罗芳伯；在缅甸，有宫里雁、张风友等人。这些人曾经腰缠万贯，富甲一方。莫玖建立“七社村”，罗芳伯设立“兰芳公司”，宫里雁俨然被视为土司，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控制了矿业，经济雄厚，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中国采矿技术传入东南亚各国有其重大意义。中国帮助东南亚培训技术人员，客观上使中国的采矿技术在当地得到应用，为其日后的采矿事业奠定了技术基础。华侨帮助东南亚各国采矿，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注释】

[1]《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2]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3]《刘梦得文集》卷一四《答饶州元使君》，转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5]《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

[6][越]潘清简：《越史通鉴纲目》卷四三。

[7]《大南实录》正编卷五二。

[8]《大南实录》正编卷三六。

[9]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10]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1]《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

[12]《海国公余辑录》卷四。

[13]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34—35页。

[14]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574页。

[15]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页。

[16]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36页。

[17]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2页。满刺加斗锡是对华朝贡品。

[18]《明史》卷三二五《满刺加传》。

[19]张燮：《东西洋考》卷四，第80页。

[20]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

[21]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22]杨长源等：《缅甸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23]张泓：《滇南新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阿哇，即阿瓦。

[24]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25]《明史》卷二《神宗本纪》。

[26]杨万秀等：《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侨华人》，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27]孙士毅：《绥缅纪事》。

[28]《缅考》云：“宫里雁，桂家者，江宁人，故永明入缅所遗种也。”

[29]魏源：《圣武记》。

[30]《清史稿》卷五二八《缅甸传》。

[31]杨长源等：《缅甸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32]同上书，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