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

黄炎培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

五四时期，随着大量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教育界曾掀起一股教育改革的热潮。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更趋深入，活跃于五四时期的许多著名人士，更进一步从单纯“取法西洋”，提倡新教育，进入到研究中国国情，将先进的、可供借鉴的西方教育理论、方法付诸于中国现代教育的实践。他们有感于整个社会的贫困、落后，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提倡“教育救国”，以此作为挽救民族，振兴国家的手段。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广大农村又是一片教育的荒地，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改变面貌要从农村做起，于是不约而同面向农村进行教育实践。黄炎培就是他们中的首倡者和开拓人，他领导的职教运动和乡村改进试验，不仅于整个民国时期在教育界独树一帜，而且从更深远、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乃为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探索从基础开始，从根本做起，以推动和促成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造的有益尝试。本文即以黄炎培和他的乡村改进试验活动为研究对象，从黄倡导和实践其乡村改进试验的动因和过程、其实施乡村改进的途径和措施，以及推行乡村改进试验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三个方向，作一简略考察和评述。

一、黄炎培尝试乡村改进试验的缘起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势力的入侵，国门被迫打开，原先封闭的农业经济受到冲击和破坏，先进的现代化农业又无基础形成，在变迁动荡中，大批农民破产，农村出现杌陧不安、凋敝残破的景象。加上国内政治的不稳，兵连祸接，也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崩溃，造成了广大农村的落后、贫穷、愚昧，而这一状况反过来又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社会的任何变革，一到农村，就会受阻。各种新思想、新主张，也都因无法深入乡间而难以在中国土壤上扎根。有鉴于此，五四时期就有相当一批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把追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目光转向农村，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黄炎培和他领导的中华职教社，在1917年成立后，即以“推广职业教育”为工作目标，他们在城市设立了职业学校，进行职业指导，成绩卓然。但他们很快发现，以中国这样的国家谈职业教育时，农业教育本应占有主要地位。于是该社在成立两年后，就在社里成立了一个农业教育研究会，开始切实探讨农业教育的办法，并于此后的几年内，与中华农学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组织共同草拟了《实施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及筹划经费办法》，拟定了一个《推广农村教育方案》。但由于所设课程不切实际，城市学生毕业后，也无去农村服务的思想，工作难有具体进展，因而进一步萌生了农业教育“应直接到农村去训练、培养新农民及其他新农业人才”的想法。然而，以当时中国农村的破败，欲切实推行农业教育，非全力将农村改进成一个新的环境不可。如果农村经济没有改进，农业生产无法提高，农民一日三餐都难维持，农业教育是无从开展的，“唯有建立一个理想的农村，使其组织健全，有自治能力，则农村事业才可能持久进行”。所以，正如梁漱溟先生其后所说的：“该社提倡的职业教育中的农业教育，就由此逐渐变成农村去做整个乡村建设工作了。”[1]

1925年，黄炎培在为山西筹划职业教育时，开始考虑“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的计划，并具体拟出了选择试验区的标准。他在计划书中写道：“乡村职业教育之实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较便的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三十方里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先调查其地方农村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为之计划，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凡此种种，先设一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力，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期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负担为原则。”[2]亥计划虽因故未能施行，但它确定的原则和内容，成为以后职教社举办改进农村试验区的基本指导思想。次年，中华职教社第九届年会决定设立农村教育会，并以该会名义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及东南大学农科、教育科等团体，设立了“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黄炎培出任董事长，共同试办划区农村改进工作，先后在江苏昆山徐公桥、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上海漕河泾、沪郊农村、浙江余姚诸家桥、宁波白沙、长兴镇等地，设立了乡村试验区，从事乡村改进运动。此项运动历时十年之久，为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作为领导者的黄炎培呕心沥血，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以“乡村改进试验”为起点的乡村建设热潮，也因此得以在30年代造成声势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www.guayunfan.com)二、黄炎培实施乡村改进试验的途径和措施

黄炎培对他办试验区的目的，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第一、是由于平民教育的思潮，想切切实实把平民作对象来干实际工作。第二、是办了工商教育之后试验农业教育，发现不得不到田间去，不得不把整个的社会作对象，因此需要找整个的地方来实现此种理想。第三、是想从零零碎碎的实际工作中找出整个的政治出路。第四、是要用学者的专门研究和经验，一方面指导政府，一方面鼓励老百姓干些实际的好工作。”[3]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即：黄想通过自身和职教社同仁们脚踏实地的工作，从点滴改良做起，从农村局部做起，摸索经验，逐步推广，以谋整个社会的改进。也即职教社《试办农村改进计划》中所说的：“爰拟从农村入手，划定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4]然而，在旧中国政治黑暗，农村普遍贫困、愚昧、落后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乡村改进试验又应从何入手呢？黄炎培亲自指导创办、最早试验并取得相当成效的江苏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的一系列做法颇有示范意义。

徐公桥镇位于江苏昆山县境内，周围地面平坦，土地肥沃，河流交错，交通便利，为江南富庶之乡。由于“万事开头难”，事业发轫时经费有限，这里便成为黄炎培进行乡村改进试验的首选之地。当然，较好的自然条件只是相对而言，在黄炎培乡村改进试验进行前，该地区与当时国内大多数乡村地区一样，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低，全区仅有小学两所，大多数学龄儿童无校可入。农民生计差，区内虽有许多可耕地，但耕作方法落后，农作物产量不高。社会环境更是恶劣，徐公桥为区内唯一市集，集上垃圾满街，污秽不堪。半公开之卖鸦片者，到处都是。茶馆中，终日有人赌博。针对这样的情况，黄炎培在徐公桥试验区为职教社的工作规定了“以教育为先导，以经济为主体，以社会改进为目标”的整体性、全面性试验方针。也即徐公桥改进区负责人之一的金海轮所说的：“非运用全力改造新环境，则教育莫能收效；非注重农村经济的改善增加农村生产之数量，则教育不易得农民之信仰；非努力农村组织之健全，俾有自治之能力，则农村事业不能保持之永久，遑论再求进步。”[5]这是对黄炎培乡村改进试验意旨、做法的一个很好说明。

1.以教育为先导

职教社的农村改进试验本就是从职业教育衍生而来的，因此在该社所从事的徐公桥的各项改进事业中，教育自然是放在第一位的。他们首先抓了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发动私人捐款，并争取到昆山县教育局的部分经费补助，在短短6年中，在区内办起了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所公立流动教室。考虑到乡民中不识字的占大部分，知识水准低下，难开风气之先，不改变这一现象，职教社在改进区的一切事业势必事倍功半，所以职教社在改进区内进行试验之初，就把识字扫盲、青年训练、成人组训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区内普设了民众学校，指导农民识字，各小学内也分设了识字指导团，甚至镇上一些商店里也设有“问字间”，以大力扫除文盲。同时还以农民教育馆为枢纽，加强全区的社会教育和成人组训，并通过壁报、民众茶馆、通俗演讲、常识展览、电影、体育场、国术研究会、音乐会、改良说书等各项活动，来增进百姓知识和提高民众素质，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此外，由于农村人力不足，许多农家儿童虽欲入学，但又必须在家协助农事，成年人更因忙于耕作。农暇时间十分有限，故职教社在乡村办学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如将上课方式分为全日、半日、时间三组。全日制容纳家境较丰且预备再升学之儿童上课，半日制容纳须协助家长农作之儿童就读，时间制则可以让日间完全须工作之儿童在晚上七点半后上课，这样全区儿童大多数都能入学读书了。对成人教育，则采取灵活的办法，进行分区，巡回教育。在僻远地方，则先办露天识字，次办补习学校，主张随时随地设立短期训练班或讲习会。教学内容，也以生产教育为主，重点普及农事教导，训练农业技术，使农民乐于参加，效果大增。

2.以经济为主体

黄炎培在他的乡村改进试验进行前，曾就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需要，作过很多实地调查，发现并认识到：乡村是整个的问题，教育是一种的方法。把乡村作为对象，不应该单从教育着手，而乡村经济在农民的心目中却是占第一位。如不能使他们在生活上，尤其生产上增加些利益，则即全不中用。[6]所以，职教社在徐公桥的试验从一开始起，就把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计放在第一位。他们在徐公桥切切实实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推广新的农作技术。职教社将职业教育中农业教育转变成到农村去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到农村去训练、培养新农民。他们首先在试验区内提倡正确的耕种方法，在全区十分之六七的地方推广了小麦、水稻、棉花的优良品种，在灌溉、打稻、碾米等农作中推广试用中华职教社工厂生产的新式农具，并在农民中普及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常识，还在乡里组织了耕牛比赛、麦作展览、气象测候等活动。几年下来，效果明显，稻谷、小麦产量均有大幅度增长，如全区推广金大26号小麦良种后，收谷量自原先的每亩八九斗增至一石四五斗。

重视对农村的经济开发。交通不便、物流不畅，是农村落后、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职教社在试验中，十分重视改进区的交通，组织农民筑路、修桥。几年中除乡里原本的狭小泥路都进行了拓宽外，还先后筑成了宽6英尺之泥路11华里，石路6华里，修建石桥7座、木桥24座，使全区各村庄间主要交通均能畅通无阻。为扩大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在农民中大力提倡养鱼、养鸡、养蜂、植树、花边、刺绣等家庭副业。还通过办合作社和建立公共仓库等方式，有效地帮助农民避免了高利贷剥削，也因此活跃了农村金融借贷事业，仅农贷一项，至1934年，该区信用借款超过了8000元，肥料借款也近2000元，合作社的全部营业达3.5万元余，对全区的经济发展助益良多。

积极发展公益事业。公益事业发达与否，是一个地区进步的重要标志。职教社在徐公桥地区的试验中，对公益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除建立合作农场，供良种试验和新式农具的试用推广外，还开辟了果园、茶园、苗圃，并自植树苗分给农民。乡里并组织了养鱼合作社，建起合作渔池13处。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乡村改进会为农民筹设了公医诊所、公众花园，建起了民众体育场。尤其在市政建设方面，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乡镇面貌有了大的改观，街道平坦可行，垃圾有木箱，厕所一律改良，特设晒衣场，路灯通夜光明，电话达于全县，观者均有耳目一新之感。

职教社在徐公桥的试验，最有价值的地方，即黄炎培在徐公桥的工作进行了几年后所总结的，“一切农业教育均应以农村为对象，乡村教育又必须以解决农民生计为前提”，而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唯一方法在增加生产。果能于若干年内使公经济获得相当的常年收入或建立公积金。私经济方面，使农业或其副业，确实增加至若干数量，使农民生计日裕，则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7]

3.以社会改进为目标

黄炎培在徐公桥所进行的乡村改进试验，与以往职教社所推行的农业教育所最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社会化”的，是以“促进社会的整个改进”为目标的。黄把职业学校分为两种：一是深入工商环境中间都市式的职业学校；一是，以整个社会为教育对象的农村学校。他认为两者的发展都需要社会进步的配合，而后者的推行，则更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改进。所以，黄炎培把“社会性”称为“职业学校的生命”。[8]所以在乡村改进试验中，不管是发展教育还是经济，着眼点都是为了谋求乡村面貌的整体改观及民众素质的全面提高。为达成这一目的，黄在他的乡村改进试验中，特别强调乡民自治能力的培养，以唤起民众自觉为先，启发乡民的民主意识，并训练和促成乡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这从徐公桥改进区的机构设置就可以看出来。徐公桥试验区设有一个领导机构——乡村改进会，其成员多为青年农民及地方士绅，入会采取自由方式。参加者对公众事情均十分热心主动，初时仅为42人，6年后增至462人，占全区总人口1/7。改进会设一委员会，试验区的各项改进事项一般都由该委员会召集会议讨论决定。委员会内设办事处，下分总务、建设、农事、教育、保安股，具体经办改进区的一切事务。以后随着改进区副业的发展，又有专项事务的委员会，如：调解委员会、仓库管理委员会、赞助委员会、款产保管委员会、经济稽核委员会等的设立，试验区中的其他机构，如小学校、民众学校、诊医所、合作社、仓库、农场等，也由改进会这一总机构统一管理。为诱导乡民参加地方自治活动，试验区内还成立了青年服务团、消防会、保卫团、儿童幸福会、同乐会、长寿会等群众性团体，借此对各种不同层次的民众施以组训，养成互助精神和参与意识。所以试验区的各项创办事业，尽管最初都是由职教社牵头进行的，但经过开创阶段和施行一时期后，逐步走向归由乡民自办，这样的做法是与职教社乡村改进事业的初衷相符的。黄炎培在1933年1月，陪同张绍曾等参观徐公桥后，致函张说：徐公桥农村改进工作，虽为职教社主办，但最终目的，则在启迪农民自治自办。正因为如此，职教社在进行乡村改进工作时，非常注意对适合做此项工作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并特别强调两点：一宜选取践履笃实，能了解村民心理，易取得其信仰者，不宜选取才具过于开展，肆意铺张者。二须多用本地稳健而有相当才能之青年，与知识开通，信用素著之老辈。并使了解自治之真义及在以本地人为主体。并一再教导青年人要“深入民间”，认为“若做不到，则一切花团簇锦即皆是空场面”。[9]为培养从事乡村改进工作的人才，黄炎培领导的职教社还在上海近郊的漕河泾创设了一个“农学团”，专事乡村工作人才之训练。在试验区内，也开办了“乡村改进讲习所”，设“村长讲习会”，以指导村治进行之方法。

徐公桥试验区的乡村改进工作，由于采取了上述正确途径，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后，基本实现了“无旷土，无游民，村民生活状况日趋改善，知识日进，地方生产日增为合格”的预期目标，[10]也因之成为职教社乡村改进试验的典范。可以说，对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民智封闭、生产结构解体，且又严重缺乏组织的衰败农村社会而言，徐公桥试验区采取的这一集教育、经济、社会治理为一体，对乡村作整体性、全面性改进的方式，就短时间内求得乡村面貌的改观来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三、黄炎培推行乡村改进试验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第一个试验区始，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十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十余处，影响广泛，成效卓著。[11]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事业只能局限在少数地区试行，且难竟全功，但他们所从事的乡村改进试验活动，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

首先从职教社所追求的事业目标来看，该社在乡村所进行的改进试验，是颇具开拓性的。在“五四”时期的新教育运动中，职教社以在中国教育界首倡职业教育而独树一帜。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社的工作主要在城市中进行，且多偏重于城市中学校的工艺教育与训练。以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职业教育中的农业教育问题，并将此作为“职业教育中的最重要部分”，但对在实践中如何将农业教育推广到农村，并无实际经验。而通过办理乡村改进试验的实践，他们给不识字的农民灌输了科学文化知识，引进了先进的农作方式，并在几年中初步改变了农村一些地区落后、闭塞的面貌，这对职教社的一贯宗旨和工作目标而言，应是一项成功的试验。然而，黄炎培所倡导的乡村的改进试验，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实践活动，从更广阔、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的乃是中国的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对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造的艰难思考和探索。

凡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从根本上改造农村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来农业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根本生计，是中国人之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灵魂。大多数中国人是农民，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大部分也都来自农业，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实质。只有农村发达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才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要谋求对中国的根本改造的话，我们就必须把眼光从城市转向乡村。在旧中国农业破败、凋敝，农村落后、闭塞的条件下，黄炎培和他的职教社同仁们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率先来到乡村，从教农民识字，引进新的农作方式做起，“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12]尽管他的这种点点滴滴社会改良的办法，并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农村的落后状况。但通过他们的试验，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看到了城乡的隔阂和对立，看到了社会的病根，从而提出了谋整个社会改进的问题。他们的农村改进事业代表了谋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而他们的崇高志向、执着追求和勇于实践的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仰推崇的。

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代化因素注入到传统的肌体中，为其所接受，并逐步开始其变革作用，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受中国国情的很多制约，其中包括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心理的诸因素，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改造，也应是全方位的、齐头并进的。黄炎培倡导的乡村改进试验，正是二三十年代盛行的乡建之风中，着眼于乡村全方位改进的一种尝试。他们的思路和在试验中的一些做法，不仅对改变局部地区乡村贫穷、落后面貌来说是有效果的，而且对如何去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也是极具启示性的。比如：他们在乡村改进试验中，始终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只要乡民知识水准提高了，自然会对周围一切寻找积极的改进。这种由下而上的办法，同于另一种运用政府的力量，来促使百姓改变周围的一切的由上而下的办法，后者只是治标，时间虽较快速，但易反复；前者则是治本的方法，所需的时间虽比较长久，然而一旦收效，其根基将是扎实稳固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再如，他们在农村试验区积极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引导乡民采用新技术新工具，通过改善农民生活，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来渐进地实现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改造。这一“以技术为开端”的农村现代化改造的做法，尽管在当时中国黑暗的政治条件下并不能行通，但倘若有好的大环境的话，也仍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它的成功在很多国家和地方是得到证明的。

当然，我们在肯定黄炎培和他的职教社同仁们矢志不渝的追求和他们乡村改进试验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他们所从事的这项试验的局限性。其一，我们可以看到，该社的乡村改进试验大多在上海、江苏等大中城市附近进行，在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则无法大力推展。原因即在大城市都会附近人文荟萃，风气开放，有较好经济基础。然而在我国，像江、浙、沪一带这样较为富庶的地区，实在是寥寥无几，所以职教社的乡村改革工作，当时就只能选择地区作点的施行，无能再作他求，更无法达到面上的推展。其二，职教社在乡村的改进试验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旧中国整个社会大环境得不到改造的情况下，他们尽管耗尽心力，但事业越做越有力不从心之感。后虽因战事发生，乡村改进试验无法再坚持，其实即便没有战事，职教社这一民间团体不论如何努力，他们的职业也因人力、物力与财力的不足而难以为继了。[13]及至抗战胜利，内战又接踵而起，职教社成员对自己原先所怀抱的教育目标和前途，愈加感到颓丧和失望，对社会的安定和民主的要求，也愈形迫切，从而进一步认识到：“欲达到我们职教目标，必先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宁。而在现况之下，欲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宁，非希冀在政当局之改进所可得；必全国人民之觉悟，团结起来争取和平民主才能达成……如果不从这根本问题上求解决，单像现在办职业学校、补习学校、职业介绍所，劝劝人家知足常乐，这样的教育，即使再办三十年，也是无济于所描的目标的。”[14]对此，黄炎培本人也有沉痛体会，他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撰文说：“政治不上轨道，那里办得好教育呢？政治等于锤，教育等于铁，不规则且腐蚀的铁锤下，打不出好铁。回头想一想，锤不就是铁制的么？不规则且腐蚀的政治下，办不成好教育。回头想一想，政治人物不就是教育养成的么？一部分人服务政治，一部分人服务教育，事相成，人相得，在分工合作之下，何尝不是理想的配当呢？有人说，那么你今后从事教育呢，从事政治呢？不为了救火，我不想离开岗位。火要人救，我力能救，我不忍坐视不救的。”[15]黄炎培以后舍教育而入政治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渐进的改革能否负起农业现代化的责任？黄炎培领导下职教社二三十年代乡村改进试验，不能根本改变中国乡村贫穷、落后面貌的事实，给我们所留下的启示，无疑是十分有益和发人深省的。

（原载《档案史料与研究》1997年第2期）

【注释】

[1]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月刊社1932年版。

[2]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3]孔学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见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4]职业教育社编：《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职业教育社1936年版，第4页。

[5]见金轮海编：《农村复兴与乡教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5页。

[6]黄炎培：《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教育》（1928年12月），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第172页。

[7]黄炎培：《修订乡村改进试验实施标准案》，1930年7月20日。

[8]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载《教育与职业》第113期。

[9]黄炎培：《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教育》（1928年12月），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第172页。

[10]职业教育社编：《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第31、32页。

[11]据蔡行涛《抗战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书统计，抗战前由职教社主办、合办或代办的农村改进事业计有下列各项：徐公桥乡村改进区、中华新农具推行所、善人桥农村改进区、漕河泾农学团、沪郊农村改进区、黄墟农村改进区、善庆农村小学校、观澜义务教育实验学校、诸家桥农村实验学校、顾高庄农村改进区、丁卯农村小学、薰德乡村小学、三益改良蚕种制造场、荻山自治实验乡、长安小溪口改进区等。

[12]职业教育社编：《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第4页。

[13]后来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扩大成为昆山县自治实验区时，由于范围扩大，组织改变，造成行政经费的大量支出，建设事业大不如前。

[14]武钟奇：《我对本社的希望》，载《社讯》第36期。

[15]黄炎培：《不想与不忍》，载《教育与职业》第2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