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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教育

时间:2022-03-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乡村教育运动是我国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和实践活动。乡村教育运动有组织、有目有;有理论、有实践;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最先注意乡村教育问题的是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余家菊。[2]陶行知也是较早注意乡村教育的教育家。虽然陶行知没有直接提出办乡村教育的口号,但他已经明确表达于今后要向乡村教育方面去运动的意向。

第一节 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运动是我国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和实践活动。当时,一些著名教育家,如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和由他们发起组织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乡村建设学会等社会团体,有感于中国乡村饱受天灾人祸,经济凋零,农民愚昧,学校荒废,而中国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之农村,纷纷提出“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口号,试图从改造农村教育入手,达到改进农村生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目的。尽管他们所站的立场不同,所持的观点各异,从事实际试验的规模、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但这场运动代表了20—30年代教育改革的一种方向,是人们从“仪型他国”,照搬外国教育理论在城市试验失败之后,经过认真的反思,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乡村,探讨一条符合中国,特别是乡村实际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的积极尝试。乡村教育运动有组织、有目有;有理论、有实践;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因此,总结乡村教育运动得失,对深化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走出一条农科教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从盲目的“仪型他国”到务实的“试验主义”

最先注意乡村教育问题的是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余家菊。1919年冬,余家菊率先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乡村教育之危机》一文,文中列举大量事实,指出乡村教育不振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读书识字是升官发财的捷径,与生活无甚关系。故教育之有无,发达与否均不关己,不在意中。二是农村教育名存实亡,学校破败,内容空腐,教师素质低劣。读书三四年尚不能记账、写信,不能体现教育的好处和功效。合此二因,余氏得出结论:“乡村教育已经破产了,乡村教育的事业大家都不愿干,亟宜设法挽救。”[2]陶行知也是较早注意乡村教育的教育家。早在1919年4月,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就提出:“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未尽到责任。”[3]同年,他在接见贵州教育代表团时又说:“应该在什么地方办学校?鄙意认为应在教育幼稚的地方办,在没有学校的地方办。”虽然陶行知没有直接提出办乡村教育的口号,但他已经明确表达于今后要向乡村教育方面去运动的意向。在国家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科学教育等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大量涌入中国,方兴未艾之时,这些留洋的教育家怎么会把目光转向备受冷落的乡村教育呢?

(一)盲目“仪型他国”的失败,迫使中国的教育家冷静反思,另谋出路

中国人“仪型他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外国人比中国人强是由于他们有船坚炮利,有学校教授声光化电知识,因此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创办了像京师同文馆一类的新式学堂。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教育从模仿欧美转向新近崛起的近邻日本。中国第一个学制——壬寅、癸卯学制便是抄袭日本,甚至当时许多新式学堂的教师大多来自日本或是留学日本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各种形形色色的教育思潮,伴随着西风纷至沓来,一时轰轰烈烈,各领风骚。客观地说,“仪型他国”,引进各种教育思想,对中国摆脱几千年封建教育束缚,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道路是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停留在“仪型他国”,不顾中国的实际,必将会落得东施效颦的结局。一些先进的教育家们,在“仪型他国”的过程中,已逐渐认识到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基础之间的巨大差异。首先,从政治上看,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黄龙旗变成了五色旗,大清帝国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招牌,表面上实行民主政治、共和体制,实际上仍旧换汤不换药,结果演成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而欧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一个形式上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当然无法消化吸收照搬照抄的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其次,从经济上看,中国以农立国,沿海各省虽也感受了资本主义色彩,发展了一些工厂,但全国仍然是小农经济结构,贫穷落后,自给自足。教育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不同,教育制度、内容、培养目标也必然不同。因此,把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完全移植到经济贫困的中国,必然是“枘凿不纳,得不到什么成效”。第三,从文化教育基础上来看,中国虽然是个有几千年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但读书一直是少数富贵子弟的专利,文盲占总人口的85%以上,“读书做官论”根深蒂固。而欧美国家从19世纪就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国民整体文化素质高,教育普及,人人读书的观念深入人心。由于教育基础不同,欧美的先进经验未必在中国行得通。除了上述三方面的根本原因之外,急功近利的浮躁学习法,也日益显露其危害性,并被人们逐渐认清。陶行知在转向对中国乡村教育的研究和试验的时候就清醒地说过:“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国外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我从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觉得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4]把外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视作物品,用东洋车一拉了之,这无疑是浮躁的表现,所幸的是,一些教育家像陶行知一样,开始认识到盲目的“拉洋车”,只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盲目“仪型外国”,还表现在我们学习外国教育时,仅停留在学习外国的时髦口号,新鲜名词,而不求其实质;只求其形式,而不求其内容;只求其过程,而不求其实效的弊端上。正如有识之士所批判的一样,“30年来的新教育,总是在这许多制度里面兜圈子,就在这许多形式方面变花样!关于课程方面,仍旧是依样画葫芦的换汤不换药,一般所谓最时髦的教育家们,从来不问这许多花样的本身如何?价值如何?至于这种教育对于国计民生有若何的效果,有若何补益,那更是谈不到的事”[5]

有了上述的认识,一些教育家开始冷静反思,并最终把目光转向本国,转到教育最落后、知识最贫乏、生活最困苦的农村。

(二)乡村教育“走错了路”,逼得教育家另找出路

如果说盲目“仪型他国”的失败促使教育家深刻反思,那么乡村教育的破产直接激发了教育家寻找农村教育出路的爱国心及责任感和使命感。陶行知是最早对农村教育现状作系统调查的教育家之一,他在推行平民读书运动的同时,曾花两年时间调查沪宁线上的乡村学校,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6]这种“走错了路”的乡村教育,直接导致中国流行两种疾病,即“软手软脚病”(知识分子)和“呆头呆脑病”(体力劳动者)。这两种流行病最后使中国成为病国、弱国,以致亡国。于是陶行知提出要根本改造乡村教育,另找生路。热心乡村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对乡村教育的现状,深感“痛苦”。他认为: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入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成功,却造成社会的许多病痛。这是因为这种教育“一面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一面又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7]如体育课,不见学生体质增强,反而受其祸害;文化课不见学生变得聪明,反而窒息人们的智慧。不合于人生道理的更多,农村的儿童脱离农村实际到城里上学,抛弃乡间朴实的生活,旧日的衣不能穿,旧日的饭不肯吃,乡间的农活一样也不会干,养成手足不勤的懒惰习惯。结果是“小学生就是小贵族,大学生就是大贵族,女学生就是女贵族。”[8]此外,余家菊在《乡村教育之危机》,缪序宾在《乡村小学之缺点及其病源之补救法》,虞箴在《小学教育之紧要问题》,李廷翰在《危哉!小学教育之前途》[9]等文章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现在的乡村教育内容空疏,经费紧缺,校舍破败,教师奇缺,不受农民欢迎,不合农村生活需要等等缺陷,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境地。乡村教育到了破产边缘,非改不可,那么,如何去改造乡村教育呢?盲目“仪型他国”的教训,使教育家们认识到;没有现成的外国教育经验可照搬照抄;翻开两千多年的教育史,也找不到成功的事例可以承袭。只有靠当代人自己去寻求解决办法。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群爱国教育家们,走出书斋,走下大学讲台,深入现实生活,深入农村,提出各种理论设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于是,以寻找乡村教育出路为目的“试验主义”活动,时此彼伏,在中国广大乡村开花、结果。

二、从乡村教育理论研究到实践探索

乡村教育运动虽发端于五四时期,但其时仅为理论方面的运动。当时一些进步教育家,深感乡村教育之危机及改进之必要,于是发为文章,见诸报纸杂志,或指明症结之所在,或探讨乡村教育改革之目的、内容、方法、途径,以唤起国人注意。从事乡村教育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有余家菊、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古煤、俞子夷等人。注重发展乡村教育研究文章的杂志有《中华教育界》(上海)、《教育杂志》(上海)、《义务教育》(南京)、《学教育月刊》(南京)、《新教育》(上海)、《初等教育》(南京)、《教育与人生》(上海)等。随着乡村教育运动高潮的到来,又出现了专门研讨、交流乡村教育的刊物。诸如:《乡教丛讯》(南京)、《乡村教师》(南京)、《乡村教育半月刊》(南昌)、《生活教育》(上海)等。综观这一时期上述杂志发表的文章,集中研讨了乡村教育的两个问题:

(一)关于乡村教育运动的目的、地位

对乡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首推陶行知。早在1921年,陶行知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就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乡村占85%,城市占15%,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然而,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到极点。”[10]而在陶行知看来,乡村教育恰恰是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手段。他说:“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因此,“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11]。陶行知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使命”,就是要征集100万个志愿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创设100万所乡村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最后使乡村变成西天的乐园,农民变成快活的神仙。“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12]显然,陶行知把乡村教育置于拯救中国乡村,乃至创造繁荣富强新中国的重要地位之上。梁漱溟对乡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出发的。他认为: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是农村,农村兴盛了,全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得到安定了,全社会才能得到安定。“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希望从中国的新生命里去求农村的新生命。”[13]如何求得农村的新生命?他认为只有通过乡村建设去获得。而乡村建设的实质就是乡村教育建设。他在《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农村)现在已破坏得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个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

余家菊、黄炎培、晏阳初等人也都在他们的文章中论证了乡村教育的地位作用、目的、意义。其中余家菊的观点,颇为人们关注,屡被转引。余氏认为:“国家对于乡村教育,应特别注重,使乡村人民之知识日增,道德日高,技术日精,农产日多,生活随之丰富,以成一健全之国民。”[14]专门从事乡村教育运动研究的古煤教授,曾把1919年至1926年间发表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初等教育》、《教育与人生》等五种杂志上,有关乡村教育研究的26位作者的32篇论文,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足以代表乡村教育运动宗旨的,不外乎四个方面:“1.增进乡村人民的生产力;2.改进乡村人民的生活状况;3.提高乡村人民的知识程度;4.利用乡村环境以实施教育。”[15]很显然,二三十年代这场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运动,尽管倡导者的政治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但通过乡村教育运动达到改造乡村,继而改造全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无疑是进步的。

(二)关于乡村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

所有的乡村教育研究者都认为,乡村教育改革必须先从改革教育内容开始。他们认为现行乡村教育内容的最大弊端:一是脱离农村生活实际,城市化;二是空洞无物,所学非所用。如何改革乡村教育的内容呢?顾倬在《乡村小学课程之商榷》中,提出两条原则:一须审度吾国乡村状况,二须注意乡村人民生活必需之要点。胡叔异在《乡村教育杂谈一课程编制》中提出三条指导思想:一要满足乡村社会上的需要;二要学校作业与家庭作业联络;三要学校里的课程能够直接在家庭里应用。[16]余家菊则说得很具体,譬如博物课,与其侈谈什么珍禽奇兽,不如多讲些农家园艺、畜牧;地理课与其教学生强记各国都市名称、铁路长短,不如教学生研究各国农民操作状况和生活情况。[17]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内容不应从学科体系出发,从书本出发,而是应从生活出发,从社会出发,用什么、学什么、教什么。根据这个原则,陶行知把乡村教育内容分为五大类:即康健的教育、劳动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和改造社会的教育。晓庄师范被封闭后,陶行知又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在教育内容上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遍的军事训练、普遍的生产训练、普遍的科学训练、普遍的识字训练、普遍的民权训练以及普遍的生育训练。[18]这些课程的内容和改革,代表了乡村教育内容改革的大趋势。至于乡村教育的方法,陶行知针对当时教育界普遍流行的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死教育”而提出的“活教育”方法,即“教学做合一法”,被乡村教育运动者普遍接受。他说:“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凡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比如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就要在田里学,也就要在田里教。”[19]关于乡村教育的途径,古煤综合不同乡村教育流派的观点,归结为六端:“一日培养乡村教育人才;二日改良乡村小学;三曰注重乡村基本教育;四日实施乡村平民教育;五日改良乡村生活;六日改进农业。必此六者同时并进,然后乡村教育运动乃有成功之望也。”[20]古煤认为,这六条途径中,又以培养乡村教育人才最为重要。因此,当乡村教育运动从理论研究演变成实际行动时,也是从培养乡村教育人才入手的。

(三)乡村教育运动的实践活动

最先把乡村教育运动的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当推江苏省义务教育助成会。而助成会的行动又直接启发于陶行知。陶行知曾在为欢迎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回国而举行的研讨会上说过:“我认为有好多师范学校,应当设在小的镇上,一方面宜可与乡下的环境接近,一方面有实地教学的机会。”[21]江苏省义务教育助成会首先响应陶行知的建议,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了“省立师范学校添设乡下分校”的议案,不久议案得到批准,在1922年至1923年间,江苏省立第一、二、三、四、五师范,分别在关江、黄渡、洛社、栖霞山、界首等乡镇设立分校。各分校皆以“养成适于农村生活之小学教师,指导农村教育,改进农村社会之人才”为宗旨。此后,全国各地闻风而起,山东、河南、安徽、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省的师范均设立乡村师范分校。这些学校或省立或县立,或公立或私立,组织办法各有千秋,但培养适应农村生活的乡村教师的目标是一致的。继江苏省义务教育助成会之后,一些全国性教育机关、著名大学、师范学校也纷纷走向农村,从事乡村教育的实际改革。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北京高师、南京金陵大学、苏浙皖三省附小联合会、江苏省立师范分校联合会、乡村教育同志会等团体,就是其中主要代表。这些团体以教育为手段,以农村为对象,以最终改造农村生活为目的,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活动。截至1931年统计,全国省立乡村师范已有27所,而县立、私立的乡村师范学校“至少当在百数十校之上。”而名目繁多、旨趣不一的乡村教育运动试验区则多达193处,遍及全国各地。可见,乡村教育运动声势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远。[22]

由陶行知亲自创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可以说在整个乡村教育运动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陶行知经过调查研究,认定“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是中国乡村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而“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23]那么,活的乡村教师如何培养呢?为此,陶行知从1926年底开始,自筹经费,在南京郊区小庄买了10里荒山、200亩坟地,作为“活的乡村师范”的校址。1927年3月,陶行知从全国招收了13名志愿一辈子从事乡村教育并甘愿为农民“烧心香”的首批师范生,开始了惊动国内外教育界的乡村教育改造试验。陶行知和学员一起,“从野人生活出发”,住牛棚,挑大粪,“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师范学校的形象出现,使人耳目一新。从招生开学这一天始,晓庄师范俨然成为全国乡村教育运动的中心。上至国府总统,下至普通教师,每日前来参观学习者不计其数。为此,陶行知专门编写了一本《晓庄师范答客问》,发给来人,权当介绍。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考察晓庄师范以后,曾评价这个学校“负有特殊的使命,就是要研究用哪种教育,才合乎乡村需要,使能引导乡村,适合现在变动”[24]。确实如此,晓庄师范虽然最终不容于国民党当局,被粗暴封闭。但晓庄存在的三年中,不但培养了200多名毕业生,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考察者,而且影响了全中国乡村教育改革的进程。

1928年4月,由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设立“乡村改进试验区”。下设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个部。他们以“富教合一”思想作指导,走门串户,动员农民禁绝烟赌、植桑养蚕,在此基础上大力改进小学教育,推行社会教育。为期6年的试验,取得了改进农村教育与生活的良好效果。

1926年8月,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试验区,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及家庭式等“三大方式”,进行生计、文化、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解决贫、愚、弱、私“四大疾病”,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等“六大建设”。试验区由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晏阳初本人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实验活动也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从1931年开始,在邹平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农村创办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实行政治、经济、教育、自卫一体化的“政教合一”实验。尽管他的试验得到地方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实验区也从邹平、菏泽扩展到山东14个县,但遭到了农民的冷遇及反对。

除上述四大乡村教育运动的著名实验外,随着这个运动的深入而涌现出来的试验点还有很多。诸如:江苏省教育学院研究部创办的无锡惠北、北夏试验区、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的工学实验、大夏大学民众教育试验区、燕京大学农村建设科的清河试验区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试验区,汇集成滚滚洪流,推动乡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继而推动中国乡村生活的改造,为探索中国农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作出了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尝试。

三、科教兴农,是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五四运动时期发轫,20世纪20年代兴盛的乡村教育运动,首次把乡村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形成了近现代史上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改革画卷。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对过去只重视城市教育,忽视乡村教育状况的重大突破,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乡村教育运动者政治立场各异,方法、途径不一,但通过乡村教育改进乡村生活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乡村教育运动,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民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归于沉寂。但它的影响和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对我们今天深化农村教育改革,提高对农村教育重要地位的认识,改善农村教育的内容,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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