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人民出版社读者

第三节　翻译学

甘肃的翻译学成就主要在外国文学名著及其他作品的汉译方面，翻译理论方面和全国的整个情况一样，多是翻译家的经验总结或具体研究，重在探讨实际问题和翻译技巧。

一、翻译学理论研究

水天同（1909—1988）于1942年译出《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享誉全国，后于1951年、1958年、1982年、1983年、1988年多次再版，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前附有《译例》一文，在全国翻译界也很有影响，其中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一段见解甚为精辟，可以说结束了翻译理论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他写道：“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如斯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直译’岂可得乎？此中取舍全视译者中英文造诣如何，非一言可决也。”这段论述颇为中肯，译界历来盛赞“这是一个深深了解译事甘苦的过来人的话”（林以亮语）。80年代水天同重返故里，执教于兰州大学后该《译例》又得以重印，不但重新影响了中国译坛，也对甘肃的翻译事业起到了推动和指导的作用。

甘肃翻译学的真正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而起步的。在此之前，译著不多，理论研究更为薄弱。1979年俞杰发表《歧义共推敲，译文相与析》一文（《翻译通讯》1979年第3期），以丰富的例证和精当的见解强调了正确理解原文、务求忠于原作的原则，是一篇比较早地重视翻译质量的代表性论文。1983年甘肃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李端严（1918—1990）当选为首届会长，他在从事翻译教学的同时，陆续发表了众多译论文章，其中《汉译英增减词语问题的探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试评鲁迅〈狂人日记〉的两种英译本》（《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论文学翻译的表达形式》（《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诗歌翻译的特色及其实质》（《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等比较重要，涉及一些翻译理论的普遍问题。王震民的《诗歌的可译性和译诗的艺术价值》（《中国翻译》1987年第6期）、郭建民的《评〈简明英汉谚语词典〉》（《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2期）也同样涉及理论问题，并阐发了重要的见解。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深入探讨具体问题或翻译技巧的文章，如郭建民的《数词的模糊语义及翻译》（《现代外语》1989年第4期）和《英语谚语的理解与翻译》（《兰州商学院学报》1986年外语专辑）、孙静轩的《俄译汉中第三人称（物主）代词与名词的相互对译》（《中国俄语教学》1986年第2期）和《谈ToecTb的翻译》（《中国俄语教学》1987年第6期）、冯绪的《翻译技巧》（分载《张掖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1期和1992年第1期）等，都写得深入细致，学术性强，表明本省译论有了朝专门化和具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些具体研究标志着理论上的进步与深化，虽不同于宏观上的探讨，却也不乏以小见大的认识意义。

二、甘肃翻译事业

翻译学与翻译事业紧密联系，许多翻译学方面的理论成果及观点，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作品翻译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80年代以来甘肃翻译事业发展迅速，文学名著的汉译及出版引人注目。这些译著，加上80年代以前的几部，不但是甘肃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方面的重大成果，而且以高质量的译文饮誉全国译坛，是甘肃翻译学的发展主体，它们的译者也受到推崇，成为有声望的文学翻译家。

水天同早在30年代就开始文学翻译，英汉对照《黑美人》（［英］休厄尔著，水天同译，中华书局，1936年）译文忠实优美，一度是英语学习者学习翻译的好教材。《培根论说文集》（［英］弗朗西斯·培根著，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1983年再版）是大哲学家培根的一部文学性极强的哲理著作，水天同苦心孤诣，以学贯中西、中英文功力极深的大家风范忠实完美地完成了翻译，使这部名著的哲理性和文学性在汉译本中双花并放，成为译坛一颗明珠。70年代他译有《拿破仑一世传·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还参加《汉英辞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的编写工作，为我国翻译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晚年仍笔耕不辍，译出了英国18世纪大文豪约翰生的小说名篇《王子出游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在他逝世后于1988年出版。

王沂暖几十年如一日翻译藏族文学，他的名字已和举世闻名的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连在一起。同时，他也是成果累累的文学翻译家，这里着重对他的译作和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等进行简要记述。他自译或与他人合译的《格萨尔王传》共有22部，正式出版的已有16部（甘肃人民出版社自1981年起陆续出版），其中贵德分章本之中的《降伏妖魔》、《世界公桑》、《卡切玉宗》、《门岭大战》、《木古骡宗》、《赛马七宝》、《松岭大战》、《花岭诞生》等最为精彩，《门岭大战》于1988年获甘肃省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除了《格萨尔王传》这部巨著外，王沂暖还译有其他藏族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1949年）、《米拉日巴的一生》（商务印书馆，1949年）、《玉树藏族民歌选》（作家出版社，1956年）、《猴鸟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56年）、《西藏短诗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仓洋嘉措情歌》（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格萨尔本事》（北京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王沂暖改造严复“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主张译文忠实、流畅、有艺术性，并以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译作为甘肃的翻译学，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秭佩早在50年代就开始文学翻译，翻译出版过《少年鼓手的命运》（［苏］盖达尔著，秭佩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然而在极“左”路线盛行的年代里他长期被剥夺了笔耕的权利，直到80年代才迎来他文学翻译的春天。《刀锋》（［英］毛姆著，秭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译笔准确传神，深受欢迎，和周煦良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先后刊行，形成翻译史上不多见的一部名作、两种名译并行于世的现象，享有“互不因袭、各尽其妙”（戴馏龄语）之誉。《曼斯菲尔德庄园》（［英］奥斯丁著，秭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奥斯丁的代表作品，译文忠实地传达了奥斯丁的风格，达到很高境界，受到海内外重视，台湾志文出版社于1991年用竖排繁体字出版该书精装本，列入“新潮世界名著”丛书。1988年与冯建文等合译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特罗洛普61万字的鸿篇巨制《首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秭佩统校全书。90年代又有新译问世，《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英］盖斯凯尔夫人著，秭佩、逢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以忠实可靠、流畅传神的译笔展现了这位著名女作家的风格和内蕴，受到译界好评。秭佩中英文造诣很高，治学严谨，翻译标准取法乎上，一贯重视准确理解原文，忠实传达原著风貌，所以他的译作经得住全面检验，译笔已达传神入化之境。

吕永真80年代以来在法国经典文论和文学名作之间穿插笔耕，译出了不少在文学史上地位突出的文论和作品。戈蒂耶的文学论文《〈莫班小姐〉序》收入《法国浪漫派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埃内斯特·贡布里希的文学论文《从历史角度看马尔罗的艺术哲学》收入《马尔罗研究》（漓江出版社，1984年）。巴尔扎克的短篇名作《妇女研究》收入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双重家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实验小说论》（［法］左拉著，吕永真译，载《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是自然主义经典文论作品，译笔准确可靠，通达流畅，后又收入柳鸣九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1988年节译文学传记《雨果传》（［法］莫洛亚著，吕永真节译，载《莫洛亚研究》，漓江出版社，1988年），1989年问世长篇小说名作《少女们》（［法］蒙泰朗著，吕永真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吕永真亦精通英语，与人合作译有历史巨著《美国的历程》（［美］布卢姆等著，张儒林、杨国标、吕永真、戴瑞辉、吴聿衡译，黄席群审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吕永真的翻译选题极精，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意义深远。译笔功力深厚，驾驭圆熟，文论译得严密清晰，小说译得准确传神，是翻译学上的艺术精品。

蒲隆（李登科）是美国文学专家，80年代初译出《洪堡的礼物》（［美］索尔·贝娄著，蒲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贝娄的代表作品，在当代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1991年又以“选题精当、译笔流畅”荣获全国建国以来外国文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霍桑神话故事集》（［美］霍桑著，蒲隆译，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和《狼孩毛葛利故事集》（［英］吉卜林著，蒲隆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是两部儿童文学经典名作，作者都是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在文学名著的翻译之余，蒲隆还与人合译一部文化学专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出版社，1988年）和一部《美国历史文献集》（蒲隆等译，三联出版社，1989年）。蒲隆集学术研究与翻译艺术于一身，文学根基和语言功力均很深厚，译笔忠实可靠，生动传神，90年代初创建兰州大学外国文学翻译中心，在甘肃翻译事业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除了上述经典文学名作的翻译外，80年代以来甘肃译坛上还涌现出众多的中短篇文学翻译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郭建民发表在《飞天》等期刊上的《中断的爱情》（［英］毛姆著）、《桃叶卫矛果》（［英］高尔斯华绥著）、《奥拉拉》（［英］斯蒂文森著）等，有刊登在《俄苏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白衣》（冯锦珊译）、《半夜叩门声》（吴吉康译）、《俯身朝向大地》（吴吉康译）、《再生的时刻》（徐家荣译）等。徐家荣译的《鞑靼族笑话集》（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也是一部很好的翻译作品。

其他学科的学术著作翻译也是甘肃翻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袁义江的哲学翻译影响较大。《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与意义》（菲尔·斯莱特著，袁义江等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是一部学术翻译的力作。除此之外，袁义江还在《哲学译丛》、《美学译丛》、《德国哲学》等刊物上发表众多译文，其中重要的有《存在主义》、《论真理》、《美学》、《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等。袁义江还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翻译外国哲学条目105条，译笔准确精当，是学翻译中的佳作。

学术翻译的重要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水天同译《拿破仑一世传·上卷》、王沂暖译《印度佛教史》，张儒林等译、黄席群审校《美国的历程》，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蒲隆译《美国历史文献》等之外，还有王安泰译、孙静轩审校《征服中亚史（第三卷）》，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和《秘而不宣的使命》，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袁席箴译《敦煌写卷解说目录》，郝苏民译《八思巴字蒙古碑铭译补》，李国香译《麦克白和邪恶的玄学》等，分别在各自的学科中做出了积极贡献，译笔忠实通达，质量较高，代表着甘肃翻译学的又一特色。

科技翻译在甘肃也很活跃，各大厂矿企业大都有情报翻译机构，拥有为数众多的译界无名英雄。林春梅和丁亚梅长期从事科技翻译工作，成果颇丰，是甘肃有代表性的两位女科技翻译家。林春梅译有《金、银及铂族金属的精陈》（冶金工业出版社，1958年）、《钛及其合金》（冶金工业出版社，1957年）及《国外采矿方法译文集》（1978年）等多部译文集。丁亚梅与人合泽并校订《普通冰川学》、《冰川学概论》、《冰川物理学》等著作。这些科技泽作在甘肃的经济建设中直接发挥了作用，也在甘肃翻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甘肃汉译外的作品多为零散的对外宣传介绍，但完整的译作已从无到有，金雨时译的《China’s Majestic and Richly Endowed Qinghai Olateae》（《美丽富饶的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是此类作品中的佳作，深受译界称赞。

甘肃翻译学的特色及优势在文学名作的汉译上，出现了《格萨尔王传》等众多高质量的文学译著。甘肃地处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边远地区，信息不灵，资料匮乏，翻译家除了纸、笔和文学名作外，别无天时地利之助，这就迫使翻译家们以认真严谨为本，以译作的高质量为唯一宗旨，由此形成了甘肃文学翻译选题严肃精当、注重准确理解原文、忠实再现原作的优良传统，力求名作佳译。在当今交流日益扩大、翻译日趋重要、译作汗牛充栋、粗制滥造成风的情况下，这个优良传统便显得更加可贵。

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研究在甘肃翻译学中是个薄弱环节，这和全国翻译研究的情形一样，短期内不大会有根本改变，因为翻译学首先是大量的翻译活动，翻译理论尚不具备形成独立学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