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的形势及后来的状况

1930年前后的形势及后来的状况

在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早稻田发生“沉滞”并不是早稻田的问题。当时对中国的共时性研究与大学无缘是普遍现象。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学院式的研究基本承袭了明治以来的传统，拘泥在汉学、东洋学(支那学)，研究对象是古代社会的中国。1934年(昭和9年)，东京大学出身的竹内好与朋友武田泰淳、冈崎俊夫一起为挑战学院式的汉学研究，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因为当时学院式的汉学还没有现代文学的研究。对受东洋学影响，进行汉学内部改革的趋势，竹内好对它提出了批评，将它称之为“体制内改革”的“新支那学”。日本有关鲁迅等现代文学研究不是来自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而是兴起于在野的研究会。至今想来都无不费解。

第二点，与日本人的亚洲认识状况一样，人文社会诸学科除了欧美现象之外，不大给予关注。尤其中国问题，主要受新闻记者和政论家们的注意，基本上不属于学者谈论的对象。正如尾崎秀实所言，“为古典支那社会和现代支那社会架桥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被学院式内部所忽略了。从旧制的清末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的研究，以青柳笃恒为代表的启蒙性的成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随“局势的变化”，以往的大学研究已经不能适应了。

第三点，是关于“局势的变化”问题。中国的问题无不与现实政治相关。辛亥革命后，中国经历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岁月，而这时的大隈内阁(1915年)给袁世凯政府强加了“二十一条”。之后(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在政治、思想方面迎来了崭新的局面。然而，当时的日本对此完全不屑一顾。五四运动期间，《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论》详细地反映了当时的经过。“(该运动)犹如歇斯底里的妇人发疯、不讲道理，使支那人的国家陷入自缢的狂态，难道不畏惧吗?”(1919年5月6日《社论》)从这一点说，前面所说的吉野作造写的文章就显得突出了。后来，发生了各种工人运动，有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和北伐，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1927年)，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中共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万里长征，后来发生西安事变(1936年)。这一切都是学院式的研究所能适应的问题［37］。

为了对应中国的这种形势发展，日本对中国进行干预，“积极”侵入中国，出兵山东(1928年)，暗杀张作霖(1928年)，直至发动“九一八事变”(1931年)和“中日战争”(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制造“满洲国”，开展经济“建设”，随着战局的发展，开始制定战时经济政策。于是，中国成为“调查”的对象，这种调查不同于过去的“军事地志”，需要有“科学”性。这样一来，对中国的研究不是由大学主持，而是由满洲铁路调查部等各种国策机关的调查部门所承担。

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已作过说明，这里对第三点，即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的变迁做一点补充。

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唤起了日本左翼运动的关心。其核心组织之一是1929年(昭和4年)成立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支那问题研究会(后改称中国问题研究会)。它主要信息来源于共产国际资料的介绍，从相关人员那里得来的信息有些滞后，但中山耕太郎出版了《新支那读本》(1934年)的好书，介绍了江西苏维埃的情况。中山的本名叫岩村三千夫，战后，他在评论中国问题方面很活跃，虽然出身早稻田的政治经济学部，而他的成果却与早稻田大学毫无关系。

“九一八事变”之后，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受到破坏，出现了《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1932—1933年)，“讲座派”的理论得到了巩固。对中国的研究从与日本运动有密切关联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发展到较“学术化”的社会构造的研究。另一方面，魏特夫^[4]的大作《解体过程中的支那经济和社会》(上、下册，1934年。另有与森谷克己共译的《东方的社会理论》，1939年)被翻译出版，给人们介绍了“亚洲的生产方式论”，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论”。它与苏联的亚洲生产方式的论争相关联，在日本左翼论坛曾一度盛行“亚洲的生产方式论”。这个观点的论争和“讲座派”的理论都被诸多调查机构所采纳。

时局的发展不需要过去缺少方法的、对中国的记述性研究，而要求研究对战争有用。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国内被禁止之后，满洲铁路保留了某种“自由”的空气，最后很多叛变者被满铁调查部临时雇用。满铁调查部在“九一八事变”时，与关东军合作，将其名称改编为“经济调查会”，它在“表面上是满洲铁路的公司内部机构，而实质上作为国家机关，为国家从事满洲整体的建设计划”［38］，后来改称产业部(1936年)，1939年作为“调查部”进行“综合调查”，这个庞大的机构可谓是中国“经济”的参谋总部。这样，对中国的研究实现了“科学”化，但与“昭和”初期的中国民众运动失去了共鸣。理论性的东西援用“讲座派”的理论，最后产生了大上末广所主张的“东亚共同体”的研究［39］。

“讲座派”的领军学者平野义太郎1934年撰写的论文中说:“历史唯物论对于帝国主义关于支那的分析和支那历史的研究，作为不可缺少的方法去佐证把握真理的优势，是历史的讽刺。”［40］形势完全如此。然而更为“讽刺”的是，虽与满洲铁路没有关系，但是平野自己于1945年6月15日，即日本战败两个月前出版了《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一书。书中说:“我们拥有明治天皇给予我们的亚洲统一的大轨道”，掌握中国的传统社会阶层是使他们“为大东亚建设做贡献的关键”。与此相关的还有秋泽修二的《支那社会构成》(1939年)和森谷克己的《东方的生活圈》(1942年)。这些都和大学的讲坛没有直接的关系。与中国“革命”有着共鸣的左翼的中国研究被国策提案机关吸纳的经过，值得今后作进一步的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