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学的历史,其后的变化

其后的变化

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在东方实现了最早的共和国，但又陷于军阀混战的状态中，使革命处于混乱。列强试图以各种方式介入，其中日本最为明显，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暴露出侵略的秉性。于是，日本的对华政策趋于“积极化”，大隈重信就局势的变化说:“不知今日所说的资本征服是否有语病，但列强试图大力对支那实施资本开发”［29］，逐渐移动自己中国论的坐标轴。虽然唱着“保全”的调子，但提倡对华的积极政策。组织内阁之后，他提出:“支那对日本毕竟是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所幸我们对那里发生的问题保留最大的发言权。而且，要使这个发言权有巨大的威力，必须加强国防。”［30］他审视战争中的欧洲局势，滑向了军备扩张论。1915年(大正4年)他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5月9日中国政府屈服了日本政府的高压。这样，日本就转化为中国的正面敌人。

早稻田的学者们的观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早在1913年(大正2年)，浮田和民就断言“今日支那建立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31］，并发表了论文。论文的核心内容是:把满洲不割让他国和永久租借关东州作为承认袁世凯政府的条件［32］。1915年(大正4年)夏，永井柳太郎以殖民政策学者的身份，视察中国两个月。他在《支那大观》的报告书中主张，为了“保全支那”，日本必须军备扩张［33］。他在后来出版的《殖民原论》(大正10年)中，没有特别提到中国问题。之后，他从早稻田大学退休，步入政界，做了铁路大臣、拓务大臣^[3]等。殖民政策的课程也随着永井的退休而停止，之后也不曾恢复。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将“殖民政策”的课程上到1946年，不言而喻取得显著成果的是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和《满洲问题》。

青柳笃恒将《支那时文规范》这样的名著留给了后世。虽然后来出版了有关概说性的书籍，但此时几乎没有更充分的论著。正在这个时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来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听了教授们的一些言论，开始持批判的态度。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清国留学生部”。

1905年(明治38年)9月，早稻田设立了以青柳笃恒为主任的清国留学生部。当然，它来源于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的思维。它成立的背景是:戊戌变革(1898年)之后，清朝兴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曾在一个时期多达一万人的留学生来到日本。从早稻田的情况看，自东京专科学校时就逐年增加清国留学生，在青柳笃恒和永井柳太郎的同届学生中就有唐宝锷(后做了政治家和法学家)这样的优秀人才。清国留学生部于1908年(明治41年)送走182名毕业生，落下了帷幕。毕业生中有以后成为日语语言学专家的葛祖兰和哲学专家的杜国庠这样的人物。

有很多民间学校打出“速成”的招牌，大量招收留学生。青柳称之为“速而不成”，而清国留学生部的教育却有着严格宗旨。为此，早稻田名声大振，在中国也有了名气。民国时期，李大钊、彭湃、廖承志等很多人物都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过。

据推测，李大钊是1914年(大正3年)1月到日本的。这一年的9月8日，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部政治经济学专业，就是现在的政治经济学部。他25岁时就登上了中国北方的论坛，为追求新知识、憧憬早稻田大学而留学的。他到日本的那一年，正好发生了“二十一条”事件，早稻田学者的论点也开始出现了变化。第一学年的国家法学原理本来是由大山郁夫讲授的，可这一年换为有贺长雄承担。有贺长雄和青柳笃恒作为袁世凯的顾问受邀到北京(1913年2月—7月)，他们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共同为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提供合法性。读书期间的李大钊于1914年11月，在《甲寅》(第一卷第四号)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国情》的文章，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古德诺和有贺长雄。该杂志是由当时在日本的章士钊主办的。李大钊曾感怀说，遗憾的是没有机会与大山郁夫接触。近代政治史的浮田和民反对当时流行的大亚洲主义，提倡新亚洲主义。可是，回国后的李大钊点了浮田和民的名并批判说，这不过是一种欺骗而已［34］。

他还批判了《东西文明调和》论。他引用了早稻田出身的北昤吉(北一辉之弟)的论点，论述东西文明的调和。其文章看上去与大隈的观点相似，但对日本的“自卖自夸”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感，虽然没点大隈的名字。他对“二十一条”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但对政治家的大隈却做了评价［35］。

当时李大钊发表的论文，旁征博引，引用了J.S.密尔、J.边沁等欧美的古典名著，绚烂多彩。课堂上提及的原著似乎在图书馆查找过，可以说他充分地活学活用了在早稻田的讲课内容。他对教授们的观点持有批判和质疑，尤其对他们的中国观和亚洲观表示反感。李大钊在留学生中开展了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第二学年的课程几乎没有出席，于1915年(大正4年)5月末回国了。

李大钊留学期间，住在东京牛込区下户塚的基督教青年会，即后来的信爱学舍。他住宿过的教会，原样保留在早稻田奉仕园(现在Avaco Bridal Hall的所在地)，入口处矗立着政治经济学部教授贝宁霍夫的半身像。该学部的教授安部矶雄是早稻田奉仕园的第一任理事长。

不言而喻，李大钊是站在反宗教的立场的，但不可否定社会主义思想含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李大钊自己都说过他与安部矶雄有过接触，而安部矶雄的影响不是来自政治经济学部的教授职务，而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的寄宿生活。总之，辛亥革命时期早稻田学者们值得关注的发言，因“二十一条”问题的出现失去光彩。另一方面，这时发生了大正民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产生了吉野作造的一系列中国论，取代了早稻田学者们的论述。吉野的中国论与孙文的革命党有着共鸣。与此同时，北一辉与吉野站在对立面，提出了贴近中国民族要求的中国论。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一辉做了早稻田出身的局外人，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大隈的“支那保全”论和“日英同盟”论［36］。

日本进入昭和年代之后，社会科学才被运用到这些中国论中去。可是，它与大学讲坛却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