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学者们的转变的分析

六、早稻田学者们的转变

大隈重信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在李大钊来日求学后的1914年4月16日。早在1913年，浮田和民就发表了认为“现如今，不可能在支那建设立宪共和国”，袁世凯承认关东州永久租借权、必拒绝割让满洲等观点的论文［25］。浮田和民本是熊本音乐乐团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徒，却早已对中国的共和制产生了动摇之心。辛亥革命之际，他对革命有着坚定的看法，但随着革命进入低潮以及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他马上做了日本如何应对该局面的思考转换。永井柳太郎也是如此，1915年(大正4年)夏，他将在中国视察两个月的见闻写成了不朽的名著《支那大观与细观》(该书部分由久米邦武执笔)，该论著提出了日本需扩张军备以“保全支那”的观点。

这些论断是与大隈重信逐渐转变的中国论相辅相成的产物。1914年，大隈重信发表了“今日已非资本征服之时代，然而列强欲对支那施行资本大开发”［26］的言论，他解说了情势的变化，以保全支那的名义提倡对华的积极政策。他组织新内阁，发表“支那于日本乃唇齿相依之邻，日本对支那事务拥有强大之发言权。为保证发言权具有强大之威力，唯有充实国防以备时局”［27］的讲话，与军部沆瀣一气，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大隈重信一贯主张“保全支那”。不过，他的“支那保全论”与山县有朋的“保全”论有所不同，他主张稳健、有步骤地在支那实施灵活、适应性强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政策，而非倡导自由主义经济的田口鼎轩所主张的“支那分割论”。

不过，所谓“保全”论的基础则是大隈重信坚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经济与文明相依存，“保全支那”不仅能给日本带来经济利益，还能推动中国之“文明”进步。他认为“辛亥革命之际，东洋文明之国日本扮演了介绍西洋文明于东洋的角色”［28］，现如今，高文明国日本必须保全低文明国中国之和平。如前所述，他的所谓“文明”观，即近代化等于吸收西洋文明、所谓的东洋文明不过拘泥于古典世界而已。

如此，日本业已文明开化，中国尚在开化襁褓，这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力借口，也成为早稻田大学诸位学者论点的前提。但是，辛亥革命是中国迫切追求文明开化而自发进行的革命斗争，上述的那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论展开了。但是，到大隈内阁成立之际，却演变成了打着文明开化的幌子，行侵略之实的丑陋言论。

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李大钊当然无法逃避这个矛盾。回国后，于1918年7月在《言治》第三期上发表了名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文章，该篇借鉴了同是出身早稻田的北昤吉(北一辉之弟)的论述。这篇论东西文明之调和的文章虽只字未提大隈重信，不过显而易见矛头直指大隈。

李大钊也就“静”之东洋文明、“动”之西洋文明进行了历史性的比较，探讨了两种文明的调和。乍一看，与“东西文明调和”论相似，却有两点大不相同。其一，疲命于追求物质的西洋文明已显颓废之势;其二，强烈驳斥日本“自我利益”之谈。并且开始将目光投向调和东西方文明而进行的新尝试——俄国大革命。

另外，就当时在日本广泛宣扬的所谓的“大亚洲主义”，李大钊在之后撰写的题为《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29］的论文中，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他指出，所谓的“大亚洲主义”就是“大日本主义”，就是“中国吞并主义”的隐语。他呼吁，中国必须实行以民族解放为基础的新亚洲主义。同时，他还点名批判了浮田和民，并指出浮田虽说是反对大亚洲主义，倡导建立新亚洲主义，却主张“以英日同盟为基础，维持现状”，具有欺瞒性。

在“二十一条”提出后，李大钊对早稻田大学里极具戏剧性地转变观念的教授们失望至极。第二学年，李大钊最初可能出席了有永井太郎的社会政策、有贺长雄的国法学以及浮田和民的原著研究等课程。这里面，有贺长雄于1913年2月至7月，和青柳笃恒教授一道被聘请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到北京就职，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古德诺一起探讨袁世凯实施帝制的合法性。仍在校学习的李大钊于1914年11月，在旅日同胞章士钊主办的杂志《甲寅》(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旨在批判古德诺和有贺长雄的题为《国情》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