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学者的观点的分析介绍

早稻田学者的观点

上述的早稻田学者们对辛亥革命的观点无非是以大隈重信的路线，即实现日本文明化和中国的“非文明”、支持日本制造业者进入中国为前提的。后来，大隈内阁成立(1914年)，日本以推进“文明化”的名目，积极强调日本权益的扩张。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还是希望中国以自身的力量实现“文明化”，因而多是客观观察。中村进午的《清国事变与国际法》(《早稻田讲演》的《支那革命号》)将“支那问题的起源”看做“欧洲的权力平均的潮流”对亚洲波及的结果，赋予大隈“文明论”一个国际法学者的观点。正好这个时候，四川发生了有外国势力背景的“铁路国有化”问题，民间反清运动激烈，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它是“反对铁路势力东渐”的一种潮流现象，直接触发了革命的诱因。因此，为了“使支那成为自己的支那”，“承认革命军为(对清)交战的团体”，对分割论采取了反对的立场。中国是通商上的“客户”。“日本背后靠着支那，就有一种世界地位的意义和价值。日本若无视支那，俨然失去避防北风之所。自己家的后面有一座大山，冬天不受北风侵袭，有益于肺病，然而支那被外国瓜分，失去此山之日便丧失日本的财源。”由于这个观点，“支那保全”论得到了扩展。中村是日俄战争期间的所谓主战七博士之一，也是法学部有实力的教授，而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这种论调，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产业资本立场的最大公约数。他沿着这个方向，呼吁经济学、农业等“所有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研究中国。

田中穗积的《清国事变对我国经济界的影响》是从经济方面观察事变的，而他著作中的论述才是最精彩的。众所周知，田中穗积是商学部教授，后来做了早稻田大学的校长。我从学生时代到战争期间，多次聆听过他那独特的雄辩般“训词”。他从数字上探讨中日贸易，从出口比率说明中国是个贫穷的农业国，认为“支那比印度贫穷”是当时中国收回利权热潮的原因，将该革命与美国的农业对工业的南北战争相比，展望了工业化的可能性。青柳笃恒在《清国最近政治上的变迁》中用他博学的知识，讲了辛亥革命的背景和经过，得出“支那问题让支那人解决”的结论，极力主张不可干涉的观点。

青柳笃恒远见卓识地最早对革命前途作了共和制的预测。中村进午在上述的演讲中说:“支那绝不是成为共和国的国家，仁君至上，人民从之即可。”大隈当时在其他的文章中也说道:“支那将来是否作为共和国存在，是值得质疑的。”［20］唯有高田早苗在《新支那建设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继青柳的发言之后提出:“支那建立一个民主国体共和政府大概没什么不合适的。”当时，多数评论者在成立共和制的问题上，对中国的“文明化”持担心的态度，而高田的见解近乎例外［21］。

浮田和民对共和制见解的动摇，明显表现出当时普遍的中国认识的不稳定。浮田和民是政治经济学部的政治学教授，也是早期基督教徒组成的熊本乐队的成员。他与永井柳太郎成为辛亥革命论的学者中的双壁，不断提出含有社会分析的中国论［22］。他发表这样的观点:“要建立民主的共和政治，必须大多数人民有公益心，有保持整体一致的能力。一味充满地方割据的欲望，缺乏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共和政治的不妥就自不待言。因此，支那能否坚决实行共和政治，亦持疑问。”［23］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后，他甚至提出:“我们认为支那成立新共和政府是最早确定的事实”，“成为东方最早的共和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比保全国土更重要的是人民的自由”［24］。

与浮田和民的变化相比，同属政治经济学部的教授永井柳太郎的观点始终如一。永井柳太郎当时任《新日本》的主任，专门在讨论殖民地问题上摆开了阵势，他对辛亥革命作了这样的论述:“讨论的主题决非王朝更迭的小事，而是从根本上改革支那的政治制度，在于从日俄战争时期继续实现国民盼望的变法，所以实质上丝毫无异于土耳其或波斯的革命，拉开了独立自主运动的序幕，将支那作为支那人自己的支那。它来得激烈。在亚洲及非洲正充满独立自主的精神。”［25］

他看到了“在我国说起社会主义者，犹如毛虫遭人厌恶，而他们在欧美的势力逐增”的现象，他将“一旦分配本身失去公平，工人不服，闹罢工，走向革命”的现象类推到殖民地，指出了白人对有色人种压迫的事实［26］。

永井柳太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替支那人嘲笑日本人之文》的论文［27］，其中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他在文章中自问:“支那人果然如日本人所思考的那样，缺乏完成革命的能力吗?”接着指出:“可以说支那人在思想上有人受到某种程度的共和政治的训练。(中略)日本人看到支那的革命就要危害其完成，这正说明了日本人自己对支那文明的无知和对世界政治形势缺乏见识。”

由于当时要将中国论纳入社会科学，就产生了殖民政策学的领域。殖民政策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日本是一个“集有关殖民地的各种知识和关于殖民地的各类研究成果”的研究领域，即使“贯穿所有的严密概念的结构，或自己特有的逻辑都没有形成”［28］，但中国问题至少能成为研究的素材。我们知道，正当亚当·斯密公开出版《国富论》时，他在草稿中特别增加了英国领地的殖民地问题。国民经济学的构成纳入殖民地问题是当时的要点之一。在日本探索殖民论的话，就会把中国问题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当时的各种策论中，永井柳太郎的殖民论最具有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