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日子

三、留学早稻田的日子

如前所述，廖承志对其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代非常眷顾，常以“早大人”自称。当时同在第一高等学院就读的同学——浅海一男(前《每日新闻》记者)在缅怀廖承志的座谈会上，回忆了当时珍贵的记忆片段(《缅怀廖承志先生》座谈会，《早稻田大学学报》，1983年10月号)。当时的与会者共四人，除了浅海之外，还有教育学院教授横山宏、法学院教授岸阳子(我夫人)以及鄙人。

首先，请允许我引述浅海君的发言:“我是昭和2年4月进入第一高等学院文科学习的，一直到昭和4年。当时班里有个很有趣的法语非常好的学生，那就是廖承志。时隔不久，当时学院中有个社会科学的研究组织叫文化新潮研究会，在我入会之时，廖承志业已加入该会。以此为契机，我们相知，一起参与了学生运动。之后时光流转，几十年转瞬已逝。我从报社退休，受廖承志之邀，在中国外文出版社，承担日语出版物的修改工作。因廖承志邀请我们全家赴京，我们就集体去了北京。在北京居住了一年半左右，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我们离京回国。”

此番发言之后不久，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浅海:“我们G班是学法语的，而我是零起点，所以学起来很吃力;而廖承志英语不怎么好;于是我们便结成了不懂就互帮互学的同盟，一起渡过了考试等难关。(笑)我们都加入了文化思潮研究会。在当时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名叫‘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组织，虽说是地下运动，但是其实践行为却甚为激烈。廖承志在那里悉心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印象中，他还领导了早大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共产主义运动。某日，出现了一个指示，要求把反战传单贴到当时第一高等学院后面的近卫骑兵连队的营房去。我想应该是共产青年同盟发出的该指令。若被抓则难逃牢狱之灾，弄不好还会被岗哨射杀。我跟廖承志言及此事，他说他要同往。他是看到了传单上的内容……‘从支那收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才让我带他前往的。当晚，我们带着糨糊和刷子，乘夜黑风高，翻墙而入。当时带了几十张传单去，但是只贴了五六张，因为贴的过程中听到了哨兵渐进的军靴声，甚为害怕……当时有个以‘从支那收手’为口号的左翼团体，该团体的每次演讲集会，廖承志都会去参加。我也去过，对他说，你现在的境况可以说是留学和逃命各占五分的一种状态，可别被抓了，他回答道，没事。可后来还是被抓了，那时施以营救的是中谷老师。”

安藤:“是德语系的中谷博老师吧!”

浅海:“中谷老师担当了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职务，负责监管当时最危险的学生组织——文化思潮研究会。我们在演讲之后经常在神田附近举行游行示威，巡警到处追赶我们。而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带的大道小径，记得当时跟廖承志四处遁逃，但还是会被抓住。每每如此，中谷老师在看了报刊之后，会于翌日立刻检查学生情况。他向学生询问说:文化思潮研究会的谁和谁今天没有来吗?(笑)于是，逃回来的学生们就会报告说，是某某某等。之后先生便会赶往警察局。因为先生是大学教授，局长会特别予以关照，说，您要做身份担保的话……然后就会释放我们。”

之后，听说浅海君和廖承志皆受到退学处分，两人有如下谈话。

横山:“李先念主席在悼念廖承志的追悼词中这样写道:1927年，他曾两次被捕。1928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时，因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又被日本政府拘捕并驱逐出境。”

浅海:“我想大概是这样。有件事发生在他离开日本的时候。当时有个反对解散激烈辩论会的罢工，我是主谋，所以被学校扫地出门。廖承志当时虽很少出门，但是某天我偶然遇到了他。他对我说，到操场来，我就去了。到了操场后，他说，我要回国了，虽然是机密，但是念及文化思潮研究会的各位同仁会担心，骤然消失也会惹人非议，诟病我的革命动机，所以只跟你言明此事;说归国是为了参加祖国的革命。我现在仍然能回想起那时的话语。真是感怀呀!廖承志回国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被派往了欧洲。”

中谷先生是德语的名教授，著有《早稻田精神》。1969年夏，廖承志邀请中谷先生夫妇来中国。机缘巧合，在北京逗留的我和浅海君也受邀一起参加了在北京日本料理店“和风”举行的欢迎宴会。当然，廖承志又高唱了《都城西北》和填词歌曲。此后，受廖承志影响，中谷老师完全变成了一位亲中人士。此外，还有很多早大校友也参加了此次宴会，他们是:杂志《人民中国》当时的主编，毕业于专商的康大川;不久之后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现在仍然活跃在政治一线，毕业于政经专业的蔡子民;我学生时代的挚友，跟中谷老师学过德语，政经专业出身，时任中日交流协会干部的曾永安;还有很多担任干部的早大中国校友也应邀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