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出版照亮“中国梦”

让学术出版照亮“中国梦”^[1]

出版广角：韩社长好！打造学术出版走出去“桥头堡”，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改制转型中创新的理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引起业界媒体的广泛关注。请韩社长给我们介绍下近年交大社学术出版的情况和成果？

韩建民：当前，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我国一批重点大学的首要任务，而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抓手。大学出版社只有走向国际，搭建学术出版国际化舞台，广泛传播中国学者的优秀成果，成为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增强母体大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才能切实提升自身在母体大学中的地位。

近年来，我社与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剑桥大学出版社、德古意特出版社等欧美主流出版机构通力合作，联合出版或签约一系列高水平原创英文版学术著作，包括“江泽民学术著作系列”、《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大飞机出版工程”（5种）、“光物理研究前沿系列”（8种）、“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列”（4种）、“中国工程技术专著系列”（19种）、《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等，年版权输出数量达到50余种，2012年有9个项目获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支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

同时，我社积极利用国际书展的舞台，2012年4月在伦敦国际书展上举办《钱学森文集》全球首发式，原柳斌杰署长莅临讲话，该活动被评为中国主宾国优秀活动奖，10月，我社在法兰克福书展首次设立了独立展位，向国际同行展示上海交通大学丰富的学术成果，以及我社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前期工作，并与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圣智等签订了6种学术著作的版权输出协议，获得了国际出版同行的良好反馈。这些出版项目对接国家科研发展战略，为相关领域科研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持，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大飞机出版工程”还被誉为“出版为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

在走出去工作上，上海交大出版社以精品为带动，以学术为归依，以国际主流出版商为合作伙伴，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版学术著作，取得显著的成效。体现了交大社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实践成果。

出版广角：请您结合交大社学术出版“走出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谈谈贵社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理念。

韩建民：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的主力军，应当主动适应学术出版转型，建设学术成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实现有品牌、有实力、有地位、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出版发展目标。

以往，我国的学术著作主要用中文出版，在我国大陆发行，导致很多高水平学术著作没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国际影响力与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并不相称。可以说，“走出去”是学术出版议题中的应有之义。只有“走出去”，才能被最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所阅读、参考、引用、讨论甚至质疑，提升作者和出版社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地位。

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并不一定就能做好学术出版，更何况与国际同行的同台竞争。在这里，关键是出版人的文化担当、社会责任、学术判断、策划能力、敬业精神、编辑水平和品牌意识。综合上述要素，我们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中国学术出版的高品质、原创性、规模化、规范性。如在2012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上海交大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将《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列入“剑桥中国文库”。我社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联合出版的“中国工程技术专著系列”至今已签约近20种学术著作。由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校长张杰担任总主编的“光物理研究前沿系列”中文书稿还在撰写中，全部8种英文版版权已经被著名的德古意特出版社捷足先登。

学术出版“走出去”，彰显了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无限生命力，反映了中国出版业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但来路方长，大家还需更努力。

出版广角：我国的学术出版与国际相比，您觉得还存在哪些差距？

韩建民：当前，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内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往的图书版权贸易，输出图书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例如，中医针灸、中国功夫、各地美食、国画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但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学者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开始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

中国图书“走出去”要想在短时间内有实质性突破，不能在所有领域“全面出击”，而要寻找国际图书市场的“中国兴奋点”，并围绕这个“兴奋点”打造中国图书的核心优势。

合作出版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借力方式。例如，选择在不同专业出版领域与具有较高市场影响力的出版集团合作，与他们共同策划选题，共同制订并执行出版计划——利用其对国际图书市场的深入把握，成熟营销技术和广泛销售渠道，将中国图书快速、规模地输送到国际图书市场上去。在这方面，国内一些高质量的学术型出版社已经有所尝试。例如，我社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盲信号处理》、《基于质量的网络内容传输》等英文版科技专著，中国外文局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都是借力国际知名出版公司推动自身版权输出的例子。

学术出版“走出去”事关国家核心话语权的竞争，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现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我们有了更大的底气来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积累，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能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学者已经越来越多，现在我们的学术出版跨越单向引进的阶段，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

出版广角：在数字时代，您认为学术出版如何从传统向数字化转变？

韩建民：数字化是传统出版社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恰恰离得最近，血缘最亲。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术著作的数字化形式的出版；二是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三是着眼于读者和营销。一些出版商开始尝试打破书的概念，从一本本地销售转向一章一章地销售。数字出版的容量大、便于搜索更新等特点，切合了现代学术出版的要求和专业人士的使用偏好，逐步推动了学术出版的形式创新和价值提升。如上海交大社在建的“超声医学影像资源数据库”、“东京审判数据资料库项目”等，都逐步实现了学术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成功嫁接。

出版广角：2012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要求规范学术著作出版。您认为，当前的学术出版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韩建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术出版的门槛太低，没有像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那样，采取同行评议制度，相当一部分图书是为了评职称、结项而低水平出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著作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造成了学术著作公信力下降、出版资源浪费、学术出版畸形发展的状况。2012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始执行一套新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其中规定了学术著作编写规范、同行评审制度等，成为国内首个出版社拟定的学术出版规范。此后，三联书店等国内知名学术出版社纷纷制定学术出版规范，严格执行学术著作准入制度，这些举措必将逐步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的质量和公信力，促进学术出版健康有序发展。从学术出版规范相对较弱，向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学术出版机制和规范转变。

出版广角：您对我国的学术出版前景，有怎样的期待？

韩建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实现中国梦波澜壮阔的愿景。在“中国梦”的鼓舞下，我国出版界将掀起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热潮。

展望未来，中国的学术出版有着美好的愿景。一是有品牌。未来中国的学术出版，将形成若干在世界范围内有较高学术声誉和公信力的品牌，成为文化厚重、大师云集、令人向往的文化殿堂，掌握与中国学术成果相匹配的学术话语权；二是有实力。未来中国的学术出版业，将会出现若干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出版传媒集团，深度参与国际出版业的激烈竞争。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同时学术出版开始与数字出版、版权贸易嫁接，使得学术出版的赢利能力获得了逐步的提升。这是中国学术出版难能可贵的现象，为中国学术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让我们对学术出版的前景有了更好的期待；三是有地位。未来中国的学术出版，在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将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在整个文化界将拥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会得到国家更大程度的重视；四是可持续发展。学术出版的最高境界是后继有人，未来中国的学术出版，随着品牌效应的凸显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将会让从业人员收入更加体面、地位逐步提升，将学术出版职业打造成“金饭碗”，出版社将成为令人向往、人才集聚的文化机构。

在学术出版和“走出去”工作方面，我社与兄弟出版社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社将顺势而为，坚守学术出版之路，适应学术出版转型，建设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为增强我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而不懈努力！

出版广角：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共同期待中国学术出版的美好明天！

【注释】

[1]本文原载2013年第5期《出版广角》，作者付国乐等，原文标题为《韩建民：让学术出版照亮“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