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闻自由的思想成果的介绍

二、现代新闻自由的思想成果

现代新闻自由是指从18世纪起在西方兴起的以讨论政治问题、批评政府为主要内容的、争取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一思想贯穿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1776年制定的美国《独立宣言》成为现代(西方没有近代的历史概念)新闻自由思想的起点,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91年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和英国学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一书中的观点,成为现代新闻自由思潮的代表。

18世纪初期,英国完全废除了特别审查令,取消了报纸的发行许可制和事前检查制,现代新闻自由的原则在英国建立起来,但是当时的记者仍必须和限制新闻自由的某些规定作斗争。其一,同《印花条例》(1712年颁布实施)作斗争。《印花条例》是对肥皂、丝织品等一些特定商品征税的法律,其中也包括报纸。报纸用纸的大小多寡决定一定数量的印花税票。不久,英国政府又开始对广告课以广告税。印花税和广告税,给报纸的价格带来很大影响,成为报纸发行的重大障碍。其二,同压制报道议会政治问题作斗争。按当时英国议会的惯例,除正式会议记录外,报纸不得公开披露议会辩论;报纸不得批评政府。由新兴资产阶级支持的报刊强烈要求废除印花税与广告税,允许公开报道议会讨论的事项,这两项要求分别在1771年和1855年得以实现。

西方报业争取报道政治问题、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重要议题。1776年制定的美国《独立宣言》提出赋予人民的自由权,构成现代新闻自由的思想基础。18至19世纪美国精神领袖杰弗逊提出新闻自由“至上论”,成为现代新闻自由思想的集中代表。

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杰出的民主主义思想家,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一届联邦政府国务卿、第三任总统。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留下的著作达20卷之多,其中有许多著述论证了“至上论”的新闻自由观。杰弗逊主张,政府必须以法律保障一切人的言论自由,人民有权自由地评论政府、批评政府,即使这个批评不对,政府也不应该加以禁止,更不应该治罪^[7]。

他认为,新闻自由比言论自由影响更大,它可以把人们的意见传播给成千上万自己无法直接表达意见的人,是防止野心家篡权的最好方法。他说:“我们自由权利的保证,基于新闻自由;这种自由不能限制,也不能丧失”^[8]。1787年他写道:“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见,所以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如果无报纸而有政府与无政府而有报纸二者之间必选其一,我将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但是,这样一来,让所有的人都能读报,就必然是我选择后者的先决条件。”^[9]“杰弗逊所提倡的新闻自由已经超越了弥尔顿站在‘神’的立场上主张的出版自由,而是人的一种自在权利,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个人主义的自由论”^[10]。

1801年,杰弗逊就任总统后,曾受到联邦派报纸无情的攻击。有的报纸辱骂杰弗逊为“无耻的娼妇”,甚至捏造许多故事,竭尽污蔑之能事。但杰弗逊对报纸滥用新闻自由从未采取任何行政措施加以限制。1804年,虽有联邦派报纸的恶意攻击,他仍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因此更加强了他对新闻自由的信念。他说:“……报业应予自由。自由发表真理与谎言,最后真理一定获胜。我确信人民的智慧,经得起新闻自由的滥用,这证明人民在真理与谎言之间,可以清楚的分辩出来。人民可以充分信任,去听任何新闻与意见,包括真实与虚妄,他们在两者之间,自会有正确的判断。”1823年11月4日,他已接近人生的最后旅程,在病中仍以擅抖的笔写信给他法国的友人说:“……自由报业……是开化人类的心灵,促进人类成为理性、道德与社会动物的最佳工具”^[11]。

现代新闻自由获得了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普遍认同,自然被宣布为人权。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11条宣布:“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力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两年之后,1791年美国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第一条从反面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之自由,标志着现代新闻自由制度的正式确立。

现代新闻自由理论的另一个伟大成果是密尔的“讨论发现真理论”。他认为,真理是在讨论中发现和完善的,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讨论的机会,也提供了人们认识真理的机会。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论自由》是密尔的代表作,体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思潮是自由主义,密尔积极地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

密尔坚决反对剥夺任何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他认为,假定全体人类持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更为正当。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在的一代都是一样。假如那个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个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12]。

为此,密尔提出四点要求:

第一,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那个意见却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我们自己不可能犯错误。

第二,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普遍意见,即使得势的意见也难得或不会全是真理。

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若不容许对其争论,那么接受者多数坚持这个意见就像坚持一个偏见那样,对于它的理性根据就很少领会。

第四,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力的,它妨碍去寻求根据,并且阻挡着任何真实的、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的信念^[13]。

基于上述认识,密尔提出两个极为重要的原理:“(1)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2)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在于,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只有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才能真诚对待对他的意见和行为的批评。习惯于倾听一切反对的言论,从中吸取教益,是寻求真理不可缺少的途径。人类只有通过讨论,在交换意见的自由市场中,才能发现真理,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一切,构成了对错误意见的自我修正原则。

在任何社会中,若是上述这些自由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是绝对的和没有规限的,那就不算完全自由。密尔的自由观不同于古典的新闻自由理论,他给自由规定了界限。

密尔提出了思想自由的道德原则:一切意见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但在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能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其中最重要的是:(1)防止似是而非的论证、对事实或论据的压制、对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错误地表述反对意见;(2)防止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的态度,为了真理和正义的利益,限制使用辱骂性的语言比限制使用其他武器重要得多。每个人,不论他自居于辩论的哪一方,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缺乏公正而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 (3)每个人,不论他持什么意见,只要他能够冷静地观察、诚实地说出他反对的意见,既不掩藏足以损害他们相信的东西,也不夸大为他们辩护或者想为他们辩护的东西,那就要给以应得的尊敬。这就是公众讨论的真正道德,是思想自由不可缺少的。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可能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却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14]。

现代新闻自由理论具有伟大的意义。杰弗逊的“自由至上论”和密尔的“真理发现论”痛击了思想专制与言论惩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现代新闻自由是政治上的管理器,有效地涤荡了政治阴谋和丑陋,遏制了各种腐败与社会恶行。在新闻自由的约束下,没有任何官员可以一意孤行,报业在民主政治中成为政府的公共监督者。密尔提倡人类只有通过讨论、在交换意见的自由市场中,才能发现真理,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拓展了人类认识的领域,对人类的科学进步具有普遍意义,但也包含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