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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确实存在吗?公共舆论是传媒研究的重要问题

时间:2022-10-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公共舆论显然是传媒研究的重要问题。按照操纵理论的说法,公共舆论既然是被操纵的,那它其实就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言不由衷的。上述观点明显地简化了公共舆论问题的丰富内涵。杜威认为,公共舆论不光是体制控制的问题。他给了公共舆论更大的空间,因为民主靠的是真正来自“公众”的活动和创造性。观点的极不一致说明,民调可能通过对问题的组织、表述和安排,推动受访者给出简单的答案。

公共舆论确实存在吗?

公共舆论显然是传媒研究的重要问题。按照操纵理论的说法,公共舆论既然是被操纵的,那它其实就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言不由衷的。两个多世纪以来,有些思潮对这个概念极其反感,政治领域和调查行业部分人士则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这些人也几乎垄断了这个概念的表达——民意测验被认为解决了代议制民主和人民当家做主之间的矛盾,表达出了民意、未言明的共识,或是向当选者传达的多数派意见。这种田园牧歌直到现在依然盛行(民调报告总是说:“法国民众认为……”),布尔迪厄对此给予了激烈、中肯的批评(受赫伯特·布鲁默的启发,1948)。社会是由此消彼长的力量关系构成的,不能把它看做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一团和气的统一体。没有纯粹“政治”的主体,也没有真正“个人”的观点,“公共”(取其“共同”之意)舆论更是少见:面对事先给定的题目,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抽象地表达意见,有的干脆顺服于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政治场域是布尔乔亚的历史架构,“有观点”这个说法是社会的发明,它以对受教育人士有利的方式分配,结果就把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听而不闻的人排斥在外。民调测出的是人为的社会状态,调查者得到的是“不回答”、变色龙答案或强制性答案(被认为合法的答案——这就是强迫提问的效果)。调查得出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一种构建:舆论的影像是调查的指挥者、组织者和阐释者的观点的投射。[2]只有知识分子投身于强大的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实现民众的解放。公共舆论,被激进民主理念的支持者质疑其是否存在,又被希望把握其逻辑的政治学研究误导(如麦库姆斯、肖、诺埃勒—诺依曼)。菲利普·肯佛思(Philip Converse,1964)的观点(个人观点彼此矛盾,聚在一起也不可靠)在这一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观点简直要让人觉得,多听专家意见,少问百姓想法,依靠激进运动而不是选举程序,民主反而会运作得更好些。

上述观点明显地简化了公共舆论问题的丰富内涵。统治社会学一如既往,高估了主导观念的同一性和重要性,低估了民众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它用传播冲突的概念解释公共舆论不存在:权力即服从,只有激进的社会行动才能推翻权力。政治学家则把理性贫乏化,“非黑即白”(同意或不同意),从主观意愿的角度分析公共舆论。回过头看看,社会学诞生初期几位学者对公共舆论的分析反而更丰富,更有成果。杜威认为,公共舆论不光是体制控制的问题。他给了公共舆论更大的空间,因为民主靠的是真正来自“公众”的活动和创造性。政治不是把事先构建好的观点聚在一起,而是通过多种渠道发生的无止境的讨论,结果形成观点的自我修正。塔尔德也指出,观点形成于交流,如莫里哀所言,对话由惊奇构成,人会听到自己发表一些对话之前尚未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观点。借用交互理论的表述[路易·凯雷(Louis Quéré), 1990],舆论的理论不再用思想内容、精神状态、个人资本来表述,而应该用语言、用法、象征和共同实践的游戏来表述。私人或私密的表达也是在与自己对话,也包含了共同的环境。公共互动不是自主的,而是动态的,它让个人观点、共有观点存在、相遇、交锋,并且始终被质疑。约翰·扎勒(John Zaller)实现了政治学的人类学转变,他综合了肯佛思关于舆论不稳定性的观点、反方意见(某些集体舆论在一定时间内相当稳定)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社会学,最后找到了实用主义的说法。个体有选择地把自己暴露给某些政治信息,根据精英的政治能力,批判地看待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观点既不稳定,也不统一,就同一主题可能分裂成许多观点,可能有冲突,也可能继续演变。观点的极不一致说明,民调可能通过对问题的组织、表述和安排,推动受访者给出简单的答案。观点极不一致不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理性,而是因为舆论进程的集体性和被分配的特点。观点的巨大弹性和模棱两可状态,就是民主互动的延续性的表现,这使得观点不可能被完全封闭或暂时静止。通过民调实现的观点汇集是受精英影响的框架化产物,但是“总得有人负责把事情简单化,然后得出清晰的观点,以便采取行动”。

民意调查不完美,但是令人激动,对它们不必指责或赞扬,因为它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反映纯而又纯的公众舆论(哪怕只在给定的短暂时间内),也不是作为理性化或以量取胜的工具为主政者服务[多米尼克·雷尼埃(Dominique Reynié),1998],而是帮助公共舆论以持续的、矛盾的方式再现自我。洛依克·布隆迪欧(Loïc Blondiaux,1998)指出,政治的历史表明,民调的意义不在于它对政治游戏有多大影响,而在于民调的介入本身就是民主的效果之一。民调提供的公共舆论也是一种虚构,它与民主的其他盛大虚构(如全民普选)基于同样的假设:大家皆可表达,人人分量均等。不是民调“制造”民主,而是民主选择了“制造”民调,解决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3]然后在民调的支持下“制造”民主:通过接受工程师、学者和政治家提供的技术,“民众参与公共舆论、参与对自身的重新定义”。关于民调这个发明,除了批评它无能,批评业界自以为是外,从根本上反对它的,只有那些将民意释放明确分为好和不好的人。好的是普选,坏的是民调,还有那些对它的局限性认识得越来越多的人(答案越来越无常,越来越不稳定,民调被滥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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