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的思考与反思,多重目标的问题

多重目标的问题

关于信息的意识形态构建的探讨往往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无法令人满意。媒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是跟从者，从这个角度上说它是保守的。但是，当异议团体终于让自己的声音（在媒介内外）被人听到，媒体又会成为异议团体的跟从者。20世纪60年代初，越战伊始，媒体支持美国出兵，后来民众反战呼声日益高涨，媒体又转而反对军事干预[丹·哈林（Dan Hallin）《未经审查的战争》（The Uncensored War）]，《媒体与越南》（The Media and Vietnam，1986）。同理，90年代，报纸对失业者的抗议和农业人口的窘境几乎不闻不问，而到了21世纪初，却突然大量报道反全球化运动和左派农业利益组织的诉求[法国人若泽·博维（JoséBové）、美国人劳里·沃勒克（Lori Wallach）和印度人旺达那·希瓦（Vandana Shiva）等有争议的典型人物频频见报]。这类报道对异议组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既能很快使之膨胀，也能迅速令其瓦解。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在《全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1980）一书中分析了竞相揭开越战黑幕的团体之间的关系，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总之，认为媒体必然负面报道社会运动的观点经不起经验的推敲。

记者本人政治介入程度的深浅，支持不同的社会行动方，这也与他们追求的不同目标有关。要分析这个现象，首先要解释组织逻辑的问题。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也根据自己的社会定位，新闻从业者采取了近乎自相矛盾的态度——把特殊事件程式化，用腾斯托尔的说法就是，他们建立了把非套路性事务官僚化的做法，以便掩盖此时此刻的不稳定，让人相信新闻实践是恒久不变的、已有状况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不稳定的东西，记者也要针对新的行动方，制造新东西，制造风险，对他们认识到的深刻趋势保持兴趣，担当多种角色。信息生产的所有行动方永远处在“套路原型”（prototype）的创造过程中：每天早上新出的报纸看上去都和昨天的相像，它在某个方面被标准化了，但它的内容必须是新的，必须反映大家正在感知的世界，否则迟早会受到挑剔的读者的惩罚。就算编辑部、指挥者和消息源把一切都掌握得很好，也难免会出现失控、不稳定和无法左右的时刻。学者不能接受记者自我塑造的意识形态（自以为立场中立、可获得未经丝毫加工的事实、是最最源头的第一发现者），杜克曼认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对新闻领域的影响最大。研究者还应该明白，实践中的混乱局面就像数学一样有规律，或者说，混乱是各方交易谈妥的失序。英国从事新闻研究的施莱辛格在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新闻社会学反思》（Repenser la sociologie du journalisme），《消息源的战略和媒体中心主义的局限》（Les Stratégies de la source d‘information et les limites du médiacentrisme），1992]中反驳了腾斯托尔和霍尔的观点。他建议像布尔迪厄探讨利益和战略一样，构建关注新闻来源与记者间互动的社会学。他认为这样才能把握记者的言论和实践，彻底摆脱记者本人意识形态的相对性（他们总是无法得出结论，感觉时间不够，无法彻底理解）。施莱辛格的建议，法国学者埃里克·纳弗（Erik Neveu）早就提出过，后又被英美学者罗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采纳，该观点本来可以打通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学研究，得出新闻方面的系统理论，但它却遭遇了布尔迪厄对待媒体问题的决定论倾向和场域概念的局限（不考虑人类行为的整体）。场域概念让人觉得信息生产过程中的行动方是与竞争机制（同行之间）和共同利益（同行反对场域之外的人，如政客）相联的。这个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许多情况，比如每天早上，所有新闻都播报相同的内容，这些内容被记者们认为是读者兴趣的中心（事实上未必如此），每一家都想方设法摆脱别人的印记。但是，场域的概念基于匀质和严格的假设，而这类假设早已被强烈质疑（行动方无意中会受习惯的驱使，利益被简化成了经济利益，未掌握进入信息领域钥匙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外……）；这个概念还忽视了同一场域也有相互矛盾的逻辑，甚至存在与主导做法相对的逻辑。因此，在这个观点交汇处，一方面要把握腾斯托尔提出的事件和实践的不可决定论（虽然腾斯托尔其实关注行动方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且对工业的权力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把握霍尔的贡献，他认为媒体内部可以有不同的声音表达（布尔迪厄是反对这种观点的）。

除了组织层面和认知层面，理解社会学还发现了角色的多元性：在具体的历史上下文框架内，新闻记者会面临形式类型的局限[西里勒·勒缪（Cyril Lemieux），《坏媒体》（Mauvaise presse），2000]。记者以公众舆论裁判者自居，虽然接近司法规则却并不遵守，而是用公共领域反对政府，他们的身份认同和职业伦理就“不可把握”（insaisissable）了。记者们的立场不同，有时甚至对立，因为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和角色根本上就是多元的。雅克·勒博埃克（Jacques Le Bohec）[《新闻与政治的关系》（Les Rapports presse-politique）假设达到理想化状态（Mise au point d’une typologie“idéale”），1997]认为，民主的含义包含共同参与、项目间的竞争、人人均被代表、言论的程序规范化、权力受制约等。与之相对应的新闻媒体的自我认识分别是政治集会广场、各方（或各党派）表达意见的场所、公共服务、自由表达、反权力的场所。这样的定位要求对特定事项表达立场、尊重各种观点、记者立场要客观、对帮派利益保持警惕。新闻活动不是简单复制主导观点，也不是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世界，而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其中某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分量更重，但是在多元价值观的框架下，人人都可以保住自己的面子。信息行动方之间的利益竞争表现在多个层面，他们的关系会根据具体的情景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面对政策，记者可表现出友谊、私下里熟悉、在公众面前挑衅或同行间嘲讽……同一地区新闻记者与市政官员的紧密圈子说明二者相处融洽，也可能是相互依赖，就像媒体和消息源的关系一样。

形态学与身份冲突：记者是什么人？

英美经验主义新闻研究的长处在于将生产与生产者联系起来，缺点则是可能用功能主义理论将生产理想化。欧洲“大陆社会学”对生产者的身份认同和经历更感兴趣，^[6]把内容研究留给分析符号的专家（这些专家致力于描述同一信息的跨媒介变化、文本风格、不同媒介的局限、词汇使用等）。大陆社会学不像英美流派那样全面，但是在某些方面仍殊途同归，比如关于记者的社会出身异质性及其在新闻实践中的体现，这两个流派的结论是一致的。让—玛丽·夏隆（Jean-Marie Charon）、雷米·里埃菲尔（Rémy Rieffel）的研究阐述了一个世纪以来记者对职业的界定，对身份认同的寻求（最后随着记者证的发放，这个身份寻求好似完成了）。媒体圈一直分成政治新闻与综合新闻（普遍以为在扮演反权力的角色）、视听新闻（新闻和娱乐闹分裂）、专业新闻（自以为有教育作用）和本地新闻（更为社群服务）。已经分裂的记者行业面临更多风险[阿兰·阿卡多（Accardo）主编，1995和1998]，从80年代起，又目睹了新闻行业的边界与传播行业的边界[广告、导演——雅克·瓦尔特（Jacques Walter），1995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日益模糊。新闻行业看似在走下坡路，但是记者的巨大胜利不容置疑，如果我们停留在功能主义定义的死胡同里，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种现状。抛开能力和技巧问题，考虑到记者团体的野心，那就可以看出，记者们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构建且生产的非确定性的团体，并且很有影响力。继（伯尔坦斯基）研究干部之后，德尼·鲁埃朗（Denis Ruellan）提出了模糊行业学（professionnalisme du flou）的概念，他认为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利的，它让人可以不必拘泥于特殊性，从变化中获益。记者声称是记录当下的历史学家，他们也能表现出一些相关的品质（有批判精神、寻找专家），他们还占据了第四权力的地位，最近又成了正义的化身，他们同时还要时不时地与娱乐的公众保持密切的关系，要继续吸引受众，要面对新闻主播也明星化的现象，如此一来，说他们模糊，也不算是误会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