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民主”和“后现代主义”的难点

“符号民主”和“后现代主义”的难点

就方法论而言，“文化的”事业被推向极端是有风险的。谈论身份非常稳定的团体，根据这些稳定的身份来解码，就会导致本质主义，最终走向“文化主义”。如果学者自认为属于某种文化，同时又保留学者的肉身，那么距离民粹主义也就不远了。自以为属于对他人开放的人，就有可能号称为“人民”说话，还会萌发知识分子的典型幻想：把个人理解、自己想象的“人民”和正在观察研究的“人民”混为一谈。霍尔批评过这种“腹语术”，他认为这是误入歧途，并主动与之保持距离。

有些学者把“权力”问题从文本转至读者（最后被分析为意义的生产者），这也是在铤而走险，会走向两个相反又互补的方向。单方面推崇“流行文化”，会导致为行动者的自由辩护。菲斯克给德塞尔托的偷猎说和“受众抵抗战术”理论来了个无政府主义的版本，提出了“符号的游击队员”的说法，认为媒介使用者总能在类似价值自由市场的地方挑选适合自己的东西，这就是“符号民主”的超文本。许多批评者，特别是戴维·莫利指出，这还是把市场机制作为大众文化的唯一合理性，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在极度自由主义的范畴内为自己消费这个或那个大众文化产品找到辩护的理由。文化研究在美国得以成功也因为它沾上了结构主义之后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由法国理论家（利奥塔、波德里亚、福柯和德里达）滋养的相当有争议的“解构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切皆由话语构建，则一切皆可解构，事物并无本质，凡事不过是被投入深渊的再现，身份和信仰都会变成易变的碎片（格罗斯伯格），真实不过是我们所持的话语。文化实践是易变的，这个观点很有意义，因为它反对固定身份的文化主义：同一个体、同一团体的逻辑多样性有可能走向对立和冲突。当然，对一些人来说，多样性显然也是身份不确定、流动和游移状态的理论。但是，澳大利亚批评者墨美姬（Meaghan Morris）和约翰·福娄（John Frow）指出，孤立地谈论公众强大的理解力和身份的灵活可变，也不过是庸俗之见。

解构理论引出了超现实理论和仿真理论，霍尔用相对具体的社会阐释对此表示反对：问题不在于后现代性，而在于对现代性新经验的定义[这些新经验的表述往往借助于“外来的”、“游牧人的”（移民后裔）或“文化的混合杂交”之类的比方]。大众文化越来越杂交，日趋全球化，身份及其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也进入了新的语境，澳大利亚和亚洲学者在以自己的方式从事文化研究时，就以上述问题为核心。他们把重点放在身份问题、社会科学分类和现代性的后殖民去中心化，让文化研究（尤其是约翰·福娄）关注更接近当代个体、个体经验的研究，同时参照了法国学者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见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