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民族精神

五、后现代主义与民族精神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针对现代主义而来的，它对现代性总体上持的是一种批判解构的立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现代性是由启蒙精神一手培植起来的，而启蒙精神在使世界清醒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神话；启蒙理性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造成了对个体的操纵与压制，变成了权力的工具；主体性的张扬助长了现代人的狂妄，引发了严重的自然危机、生态危机以至人的生存危机；带有普遍真理性的“正义”、“自由”等理念并没有导致人类社会的和解与进步，反而世界充满了无数的矛盾、战争和冲突……现代性合法性基础的丧失，意味着现代性本身存在基础的毁灭。为此，后现代主义强烈主张解构现代性，或者重写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基本立场、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来说，影响是重大的。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文化建设非常艰难，它不仅面临着古代文化、现代文化的冲击，而且面临着后现代文化的挑战。民族精神的建设也是这样。在一些学者看来，过去讲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主要是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为参照系，突出人的主体性，突出理性，强调进步、自由；现在讲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再不能将这种主体性和理性作为主要内容来强调，不能将以“同一性”为标准的进步观念作为追求的目标，应该更多突出的是人的情感、意志、本能等非理性的因素，突出文化精神的差异性、多样性。一句话，消解原有的文化观念才是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走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文化精神在民族精神面前还灵不灵了？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是否可以取代现代性成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这实际上涉及民族精神建设的原则问题，有必要作出明确的回答。

应当指出，西方文化的现代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它一方面带来了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目前特有的现代性困境与危机，因而现代性受到质疑。不过，现代性目前受到的种种质疑与批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代性僵化、片面的理解，即认定现代性只是一种固化的模式、一种特定的形态，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便属于过时之列。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大致持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流”，而不是一个终结了的“点”，现代性始终处于历史变化状态之中。西方一些学者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如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的观点、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的观点等，都反映了这样的看法。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本身就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因而生发于历史之中的现代性也必然是这样的统一，不能把现代性凝固化。不过，强调现代性的动态性，并不意味着轻视它的相对稳定性。现代性尽管处于流变之中，但它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深蕴与表征，自有它的基本内涵与规定，撇开这些起码的规定与要求，现代性便无法判定。像现代社会所倡导和弘扬的科学、理性精神，崇尚民主、追求真理的精神，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的精神，怀抱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追求平等、正义的精神等，都是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和共性，具有相对稳定性。离开了这些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现代性或现代文化精神便无法判定。为此，应当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基本特质与其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加以适当区分，因为后者是易变的，是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加以适时调整的，而前者则是相对稳定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

对于民族精神建设来说，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绝对不能放弃。虽说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危机，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归咎于这些基本精神的张扬，而恰恰在于这些基本精神的迷失与堕落。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所谓消解“主体性”、“理性”的主张，实际上把人的主体精神与其异化现象混为一谈，进而在否定后者的同时也否定了前者。事实上，导致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出现的原因不在于现代文化精神本身，而在于对主体性、理性等的错误发挥和扭曲发展，在于人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不恰当处理。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固然值得我们借鉴、吸收，但对现代文化精神所进行的解构和否定，则是不能随意接受的。

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显然不能代表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真正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应是现代文化精神的合理综合与提升，而不是放弃现代文化精神。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不是处在后现代而是处于前现代，因而要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冲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思想观念，如理性观念、法制观念、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正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等。可以说，唯有这样的思想观念才是现代民族精神的真正体现。

因此，今天讲民族精神，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所谓时代性，就是要使民族精神的建设贴近时代与生活，引导人们注重活动的文化追求，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品位，促进社会文明的全面实现。所谓科学性，就是要使民族精神的建设顺应现代化的潮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熔铸出新的民族精神，以求在一种宽广的人文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总之，要推进民族精神的合理发展，既要充分注意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和警示，又要审慎对待后现代主义所作出的结论。

【注释】

[1]参见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一位法国学者谈当代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页。

[3]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

[4]理查德·加得勒：《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纽约时报杂志》1983年3月20日。

[5]《美国必须觉醒》，《曼彻斯特联合导报》1976年9月30日。

[6]《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12]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15]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94页。

[16]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施忠连译，台湾桂冠读书公司1997年版，第121页。

[17]哈贝马斯等：《作为未来的过去》，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19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23]《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1页。

[2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386页。

[2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26]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已经有了新的内涵，不完全等同于列宁所讲的民族主义，因而不能简单照搬列宁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提法和结论。

[27]参见赵存生主编：《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