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实践的转变呼唤理论模式的修改

“从排他到兼收并蓄”

文化活动日益多元化，“大众”文化被普遍消费，这些都表明个体已经不在乎文化实践的所谓高下之分了，尽管对歌剧、舞蹈之类最讲究区别的文化实践享有特权的，依然是高学历者。

区分的制度变成了掺杂的制度，多纳称之为“从排他到兼收”（1994）。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更为复杂的文化等级模型，用来解释这一变化。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Peterson）提出了“杂食者”和“独食者”相对应的新说法（1992）。杂食者出自较高的阶层，对与大众文化有关的活动更开放，刻意参与新的实践，培养广泛的爱好，这种爱好同时也是标志自己与众不同的战略；独食者出自大众阶层，选择局限于大众化媒介，对其他实践较为排斥，不具备与编码游戏的能力。兼收型实践的发展，是文化合法性的位移使然，菲利普·库朗荣（Philippe Coulangeon）称之为区隔的登峰造极（2003， 2004），而不是民主化机制在起作用。也有学者挑战这种纵向模型，因为杂食者本身又分很多类，不可能全都归为特征明显的某一类。文化正在经历巨变，纵向模型的思路显得非常具有局限性。肯·范·埃杰克与维姆·克纳尔斯特（Koen Van Eijck et Wim Knulst，《不再需求附庸风雅》，载《欧洲社会学评论》， 2005年11月）指出，文化实践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代际突变，年轻人日渐转向多种多样的媒介文化，而老一代固守“古典”文化：媒介文化吸引了更多参与，这种变化不一定非用“文化势利眼”的说法来解释不可。

贝尔纳·拉依尔（Bernard Lahire）在《个体的文化》（La Culture des individus，2004）中仔细研究了关于法国人文化爱好的问答调查数据，支持了“绝大部分个体经历过在合法文化记录与非法文化记录之间摇摆的过程”的观点。文化实践的普遍规律，不是个体与同质的惯习保持一致，而是与之冲突。但贝尔纳·拉依尔的研究只是对文化合法性模型略做修改，而不是推翻。个体选择的向外发送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发送，与统治者强加的文化合法性（教育机构和文化单位使其被接受）的规模并无关系，实际上本来就有多种规模的合法性在相互竞争。与教育机构和文化场所（因其稀有和高贵）相比，大众媒介是新生的封圣场合（因其人多势众）。此外，文化行动的上下文（诱发型环境发现义务……）和社会化场所的多样性（同龄人团体的影响）也是应加以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再生产游戏更加复杂。所以，上述分析受到了其所支持的理论本身的局限。埃尔维·格雷瓦雷克（HervéGlevarec）在《文化合法性古典模式的终结》（La fin du modèle classique de la légitimitéculturelle，发明出版社2005年版）中指出，对作品和样式分门别类以确定其和谐或不和谐，即贝尔纳·拉尔依所做的研究，本身就是合法性主义的结果。作品的价值是大还是小，由什么人来决定呢？研究者高高在上，指定了说唱音乐合法性低、摇滚乐合法性中等，如此操作不足以服人，统计数据也证实其矛盾：调查发现，高等阶层实际上是大量消费摇滚和说唱的！

文化实践的转变呼唤理论模式的修改：文化活动不能被简化成合法性问题，它们实际上是经验的寻求和获得（葛赫德·舒尔茨：《禁欲主义》，坎普斯出版社1992年版），相对于社会，它们是自主的（按照文化研究的意思，见下章），相互间基本无法类比（约翰·佛柔雷《文化研究与文化价值》，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版）。埃尔维·格雷瓦雷克依据音乐领域的统计结果和定性分析，提出“多种合法性秩序的异质性”，动摇了贝尔纳·拉尔依的“合法性秩序的多元性”之说，从而为宽容打下了新的基础。如果个体不再惦记着判断高下和划分等级，那他们就会倾向于在文化艺术类型构成的集合（歌曲、摇滚乐、说唱、古典音乐，等等）内部判断高下，而不是给这些大的集合划分等级：“多个价值体制可以共存，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占据主导”。面对作品的多样性和他人的爱好，他们就会摆脱有暴力性质的机制。这一理论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圈子异质性的不断增加（流动、移居、工作/失业，家庭的形式多样化），政府对先前的“中流艺术”的合法化，学术标准的渗透性降低和“社会控制”的放松，高等圈子不再觉得非作高等状不可，大众圈子也不再因为喜欢了被认为不合法的东西而有负罪感。说到底，这一过程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根本趋势，即埃尔维·格雷瓦雷克所说的“文化公正”体制得到了认同。当代社会文化日益多元，视差别如水火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可取，回避等级化问题的做法纷纷出现，开放和尊重（不单是高等圈子和年轻一代，而是所有的社会圈子）受到推崇。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并没有消失，但是，作为象征性统治的形式，文化实践对这一因素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