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最终目的。变革的世界一直存在着对变革理论的需要。从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约1911年后）到马克斯·韦伯建立的官僚模型（约1920年后），从戴明等人提出的全面质量管理（约1949年后）到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掀起的企业流程再造革命（约1993年后），几乎每一种管理理论或指导思想，都与控制变革的速度、方法和变革对机构的影响有关[4]。
从政府变革实践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意识到，变革特别是政府变革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启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经济奇迹”。巧合的是，发轫于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政府改革，逐渐演变成一场波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影响深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迄今为止仍方兴未艾。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地经济衰退的根源。”改革的实质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对既有利益的挑战，改革从来不会自动发生，更不会自动取得成效。变革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给组织带来蓬勃生机，也可能变为加速组织死亡的催化剂；既可以构建一个更紧密、更具想象空间的组织，也可能触发一种对混乱和动荡的强烈抵制。毫不夸张地说，变革不是直线的、平滑上升的过程，而总是危机四伏、布满陷阱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政府在内的每一个组织，都必须主动顺应变革的大趋势，积极迎接变革的挑战，以主动变革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和带来的危机，在挑战中发现机会，在危机中转危为安。这种挑战和变革，不分国家和地区，不分官方和民间，也不分种族和性别。任何一位领导者或追随者，都必须用变革的态度和思维去面对共同的、剧烈变化的外部环境。改革的发起和推动，首先取决于领导者的魄力、胆识与决断力，综合判断形势的洞察力，以及权衡利弊、妥协说服的影响力。改革越是艰难，越需要变革型领导；改革实践在催生变革理论的同时，也会反过来需要变革理论的指导。由此应运而生的领导变革理论，特别是“崇尚创新”“以人为本”“共享领导”“追求价值”等内核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规律性和普适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领导变革实践，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应的变革路径和变革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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