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的归属中寻求成就感

这种对安全和保障的渴求，这种向共同承担苦难命运的其他人靠拢的特点，成为今后一代又一代人的标志。这种面对威胁情景形成集体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在遇到威胁和困难时，人们越来越“抱团”。艾里奇·弗鲁姆认为，这种归属需求弥漫在美国的工业生活中，个人常常愿意放弃自我而与集体保持一致。虽然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将人们从中世纪生活中解救出来，能够在精神、政治和经济等各个生活领域寻求自由，但工业化带给人们一种新的恐惧，人们在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以及新教伦理中感到孤独，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事物——上帝、国家、公司、工会或者其他事物，以便从中获得认同和摆脱个人的自我。到1950年，合群需求已经成为对经济成就需求的替代性选择，人们对归属感的关注要多于对成就的关注。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代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和自律、自制的“以内心为导向”的人，向强调消费而不是生产，强调与他人处好关系并被接受，强调高度流动性的“受他人影响的”人的转变；这实际上是“以工作为主旋律的”泰罗时代，向“以人为主旋律的”梅奥主义时代转变；是从“看不见的手”，即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哲学时代，向“热情的手”，即集体主义和社会人时代的转变。

个体在组织中感受到的孤独感导致了集体主义和社会人的兴起，不断发展的教育开始使孩子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变得适应集体，由父母来实施的社会化职能被由同龄人来实施的社会化所取代，小规模的集体成为个体治疗所导致的孤独感的灵丹妙药，与他人交往并被接受是实现成就的神奇钥匙。但同时，这一时期人们精神上产生混乱，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提出了“精神疗法”，建议人们寻求基督教的内在力量来应付压力和危机；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提出了“和睦相处疗法”，主张赢得他人的合作以获得成功。卡内基在他的《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一书中提出了个人魅力观，认为成功之路在于：通过对他人努力的诚恳赞扬而使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给他人一个好的第一印象；通过让对方讲话对他们表示同情，并且牢记“永远不要对一个人说他是错误的”；赞扬他人的优点和使冒犯者有保留面子的机会，从而改变他人。

新的伦理以他人为导向，道德的高尚不是来自效率，而是来自与他人的融洽相处。人们渴望归属于集体，在集体的交往中寻求安慰，并且在集体的归属中寻求成就感。社会人正是在这个麻烦纷呈的时代中获得孕育、诞生和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