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牛津）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殿堂中的顶尖人物，在剧作中描写了一系列形象生动的国王和王后、情侣和傻瓜，他们嘴里说着才华横溢、堂皇华丽的辞藻，穿行于浮光流金、气象万千的历史事件中。莎士比亚是伟大的诗人（The Bard），是“埃文河上的天鹅”（Swan of Avon），是英国文化的标志和骄傲，是英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代表，是英国王室和大不列颠博物馆之外三大旅游业的支柱之一，同时也是保守派寻求历史价值感和稳定感不可或缺且取之不竭的宝库。一代又一代学生心不甘情不愿地被灌输了一大堆莎士比亚，因为极端传统的教育家们坚持认为莎士比亚对孩子们大有好处，就像拉丁语以及听话顺从对孩子们有好处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殿堂的支柱，还不如说他是进入英国上层社会所必备的学术背景和必经的门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发表过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演讲，其抑扬顿挫的口吻神似莎士比亚笔下的戏剧人物。剑桥大学讲师尤斯塔斯·蒂尔亚德（Eustace M.W．Tillyard）写过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评论著作《伊丽莎白时期的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 World Picture，1942年），认为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对中世纪的“存在链”理论深信不疑，其中尤以莎士比亚为甚。这种世界观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均有其固定的顺序和位置，破坏这种秩序就会扰乱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有些评论家援引这一世界观证明莎士比亚宣扬君主制，所写剧作歌颂了当时的政治首脑“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蒂尔亚德1944年出版了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莎士比亚的历史剧》（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同年，英国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维亚（Laurence Olivier）主演了根据莎翁历史剧改编的电影《亨利五世》，凭着亨利在“圣克里斯平日”演讲这一幕的精彩演出生动展现了这位英国历史上英勇的君主形象，而这正是当时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所最为需要的。
蒂尔亚德后来因为这两部著作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不少学者指出“伊丽莎白世界图景”是都铎时代的神话，伊丽莎白当初提出它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动荡时期的稳定统治，因为当时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受到了来自包括天主教在内的诸多威胁，同时还要应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1] 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除了歌颂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还非常注重细腻的叙事，但很少有人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他是政治上的反对派。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反对派那才奇怪呢！伟大艺术家的思维方式总是有别于普通人，而这也是他们进行创作的动力所在，所以他们的思想一般都会与其所处时代的定式陈规相左。纵观历史，伟大的艺术家几乎没有谁会为现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辩护。俄罗斯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死于决斗以后，青年诗人莱蒙托夫（Lermontov）曾经哀叹他是帝国政权的受害者。但沙皇倒台以后却声称普希金属于他们这边阵营，是俄罗斯文化的光荣。后来苏联也将普希金列为无产阶级的一员，说他是受沙皇压迫的自由主义反叛者。于是诗人真正的政治面目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总之，在研究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警惕不要堕入人云亦云的陷阱。
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当时的英国，绝不是后来电影、故事，甚至历史书籍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什么沐浴在仁慈女王恩宠下光芒四射、和平安详的花园式国家。当时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反目所造成的创伤尚未愈合，伊丽莎白的新教政权受到来自国内外天主教徒的攻击，英国海军全凭运气才得以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因煽动叛乱的罪名先被囚禁然后被处死。伊丽莎白的姐姐因为对新教徒的无情镇压而赢得“血腥玛丽”的绰号，伊丽莎白的心腹党羽也同样冷酷无情地到处搜捕、迫害不服国教的人。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建立了一个严密的间谍网络，专门抓捕异教徒以及不愿签署效忠誓言的人。此外朝廷还设计了各种极其残忍的方法处死被抓的人。
对于英格兰的很多天主教徒来说，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是充满恐怖的时代，与后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没什么两样。当时无数房子里都建有专供牧师紧急情况下藏身的洞穴、秘密逃生通道以及存放天主教用品的密室，密谋和反密谋事件更是数不胜数。人们开始习惯于用打哑谜的方式进行交流，创作的诗歌作品中也充斥着代码、离合诗以及双重含义，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能看得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时至今日，有学者将这种设谜、猜谜式的创作方式视为伊丽莎白时期文字游戏达到巅峰的证明，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使用这种写作方式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事关生死。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后来之所以遭到监禁和处死，就是因为朝廷截获了她用代码写的一封信件。而莎士比亚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内进行戏剧创作的。
首先，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充斥着各种政治因素。王权、法律、治国、权威、服从、滥用权力以及合法性、非法推翻统治者等情节几乎出现在他的每部剧作中，不论是历史剧还是《麦克白》、《李尔王》、《哈姆雷特》，甚至在《暴风雨》中均随处可见。没错，莎士比亚也会写一些日常事务以及浪漫的爱情，但即使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仲夏夜之梦》这样的爱情剧中也有十分清晰的政治线索。鉴于剧作家所生活的时代政治无处不在，其笔下的戏剧作品又怎么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呢？作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或许只有在半梦半醒之间写作才能完全避开自己身边的各种现实问题。同时代的观众当然对莎翁剧中所描写的各种政治因素心领神会。以主线为推翻失败君主的《理查二世》为例，剧中的时间设定在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率部进入伦敦发起反伊丽莎白一世叛乱的那个夜晚。现实中的叛乱最后以失败告终，剧组演员只是受到警告处分，算是相当幸运地逃过一劫。问题是，莎士比亚的政治态度到底是怎样的？是小心谨慎地保持政治中立、支持现状，还是秘而不宣的反对派甚至是秘密的反叛者？
有趣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政治因素，却很少看到宗教的影子，这一点十分不同寻常。但也正因为这种非宗教的世俗特点，莎翁戏剧才得以流传至今。当然，与他同时代的剧作家也很少有人涉及宗教因素。虽然戏剧本身有十分深厚的宗教渊源，他们或许认为宗教无法融入当时的戏剧舞台，或许认为宗教是个烫手的山芋所以最好别去碰。不管怎么说，莎士比亚敢于直面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却对最炙手可热的宗教问题闭口不谈，这多少算是件奇怪的事。
英国学者克莱尔·阿斯奎斯（Clare Asquith）几年前写过一本颇具争议的书《影戏》（Shadowplay，中译名《莎士比亚密码》）。作为驻苏联外交官的夫人，阿斯奎斯亲眼见证了苏联剧作家们如何用隐藏信息这种表达方式与审查部门进行周旋。当然，这种隐晦的表达方式对那些能看懂的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她怀疑莎士比亚是否也遵循同样的创作原则，并在书中详细论证了莎士比亚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反叛者，是天主教的叛逆者，其戏剧作品中隐藏着反对天主教的信息和代码。不过他在尺度的拿捏上十分小心谨慎，不会过分到让自己面临被捕的风险或更糟的命运，同时所给出的信息又足够清晰明确，保证观众能够看懂。从这个角度看来，他实际上并没有回避当时的宗教问题，只不过是将其隐藏在隐喻和代码里面。如果她所言不虚的话，那么莎士比亚就是在玩一个十分危险的游戏。
阿斯奎斯认为莎翁剧中“低”和“黑”等意象一般均指新教，因为新教徒信奉教会价值观，经常一身黑衣。与之相反，“高”和“白”则指天主教徒。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肤色黝黑，意指其经常晒太阳，而太阳象征着上帝的真理。此外，她还指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23首中倒数第三行诗句的语法看上去很有问题，或许可以有别的解释。这句诗的英语原文是：“More than that love which more hath more expressed”（“比能言善道的舌头更能畅达情意”），阿斯奎斯认为这行诗句实际上暗指亨利八世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他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因此对那些明白人来说，这句诗里的第二个“More”实际上暗指莫尔大法官，整句诗的意思也随之变为“超越了莫尔所表达的爱”，即终极之爱、殉道者的爱。
莎士比亚到底是不是反叛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持肯定意见的人所提出的理论不失其诱人之处。莎士比亚以笔为剑和当时的审查机构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观点本身就很令人兴奋，至少可以激励你重读一遍莎翁作品，在字里行间认真寻找能够证明上述观点的证据。当然，这同时也是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你会为了证明某个观点而去刻意寻找某些东西，而这样一般最后总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莎士比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塑造了一大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挺身而出挑战现有秩序的舞台角色，我们仅凭这一点似乎就已经能够看清他到底站在哪一边。虽然就算阿斯奎斯说得全都对，那也不能一锤定音地认定莎士比亚就是一个秘密的反叛者，但这个问题仍然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1588年，英格兰面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伊丽莎白在蒂尔伯里军营对军队发表演讲，其演讲词就像直接从莎士比亚剧作中摘录出来的一样：“我知道自己在身体上只不过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我的心和胆量堪比任何一位国王，也不会比任何一位英格兰的国王逊色。我鄙视帕尔玛和西班牙，鄙视所有胆敢侵犯我所辖王国边境的欧洲君主。如果他们胆敢来犯，我绝不会做出任何有辱名誉的事情，一定会亲自拿起武器，亲自担任你们的将军，亲自奖赏你们在战场上的每一个英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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