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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学术成就述论

时间:2022-01-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过梳理,胡应麟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文献学、史学和文学研究三个大的方面。清理其学术成就,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胡应麟长于考据,考据既是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3]胡应麟在辨伪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胡应麟在辨伪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有理论的总结,有新方法的开创,有理论方法的实践。

提 要:胡应麟是有明一代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问家之一。他毕生以藏书、读书和写作为乐,一生著述宏富,多达千余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大家。其学术研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经过梳理,胡应麟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文献学、史学和文学研究三个大的方面。清理其学术成就,可为进一步研究明代的这位大学者提供便利。

胡应麟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也是有明一代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问家之一。他毕生以藏书、读书和写作为乐,一生著述宏富,多达千余卷,在文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大家。王世贞赞其“髫丱时读书几与身等,今学无不窥,浸浸有雄视百代意”。[1]陈文烛在给《少室山房笔丛》作序时感叹曰:“壮哉元瑞!崛起于数千载之后而尚论于数千载之前。索绪九丘之远,论于六合之外,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近而见义远。辨往诘之屈笔,闻者颐解;反先代之成案,令人心服。……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谓乎?”[2]

胡应麟“学无不窥”,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清理其学术成就,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要而言之,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献学、史学和文学研究三个方面。

一、文献学研究

在文献学方面,考据学、辨伪学、目录学等都是胡应麟所关注的内容,且用力颇深,创见迭出。胡应麟长于考据,考据既是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经籍会通》四卷考书籍源流、类例、遗佚,“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多引历代史志、各类私目、笔记;《九流绪论》三卷考论儒、杂、兵、农、术、艺、说、道、释九家,“皆论子部诸家得失”;《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三坟补逸》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之缺”;《二酉缀遗》三卷多考小说笔记,“皆采摭小说家言”;《庄岳委谭》二卷,考订小说杂记之舛误,“皆正俗说之附会”;《玉壶遐览》四卷及《双树幻钞》三卷考论道书与佛典;《丹铅新录》八卷及《艺林学山》八卷则“专驳杨慎而作,其中征引典籍极为宏富”。在考证方面,胡应麟可足与杨慎、陈耀文、焦竑等比肩,故四库馆臣们以为“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杨慎、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录此一书,犹所谓差强人意者矣。”[3]

胡应麟在辨伪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四部正讹》是一部辨伪学的专书,书中系统地总结了辨伪的方法,较全面地揭示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对伪书的价值有清晰的认识,且进行了大量的辨伪实际工作。文献辨伪古已有之,而胡应麟最早系统地总结了文献辨伪方法: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4]

这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辨伪实践和辨伪经验,概括精要,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能有针对性地指导后人的辨伪实践。

对伪书的复杂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产生原因,胡应麟也进行了总结,“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有伪作是代而世率知之者”,“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有惮于自名而伪者”,“有耻于自名而伪者”,“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有假重于人而伪者”,“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又有伪而非伪者”,“又有非伪而曰伪者”,“又有非伪而实为伪者”,“又有当时知其非伪而后世弗传者”,“又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又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5]揭示伪书产生的原因,总结其规律,对于辨伪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胡应麟进行了大量的辨伪实际工作,考辨遍及四部,计有《连山易》、《归藏易》、《子夏易》、《周易乾凿度》、《乾坤凿度》、谶讳诸书、《三坟》、《古文尚书》、《元命包》、《关朗易传》、《麻衣心法》、《王氏元经》、《鬻子》、《阴符经》、《六韬》、《文子》、《鬼谷子》、《伍子胥》、兵家诸书、《鹖冠子》、《关尹子》、黄石公《素书》、《抱朴子》、《亢仓子》、《刘子新论》、《孙子》(孙绰)、《子华子》、《问对》、《化书》、《广成子》、《黄帝内传》、《穆天子传》、《晋史乘》、《楚梼杌》、《山海经》、《古岳渎经》、《燕丹子》、《宋玉子》、《神异经》、《十洲记》、《赵飞燕外传》、《越绝书》、《鲁史记》、《西京杂记》、《述异记》、《列仙传》、《牟子论》、《洞冥记》、《汉武内传》、《拾遗记》、《梁四公记》、《隋遗录》、《开元天宝遗事》、《广陵妖乱志》、《潇湘录》、《牛羊日历》、《龙城录》、《白猿传》、《周秦行纪》、《碧云騢》、《云仙散录》、《清异录》、《艾子》、《钟吕传道录》、《香奁集》、诗话诸书等。这些考辨不仅是胡应麟辨伪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实际运用示范,而且,这些辨伪成果对后人的相关研究肯定大有裨益。

胡应麟在辨伪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有理论的总结,有新方法的开创,有理论方法的实践。“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际看,文献辨伪工作早从汉代学者即已开始,但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则是在明代的胡应麟。”[6]

胡应麟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经籍会通》一书中。《经籍会通》以历代书目为纲,分源流、类例、遗轶、见闻四篇,对目录的作用、发展、体例、类型及书籍分类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

胡应麟十分重视图书目录的作用,目录既可考历代图书的存佚情况,也可知今代之书的多寡散聚。他认为,“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可考;今代之书,多寡非此无以征”。[7]“观其类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概见矣。”[8]

他总结了史志目录的发展历程,“历朝诸史,志艺文者五家,《前汉》也,《旧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规模《七略》,刘昫沿袭《隋书》,《新唐》损益《旧唐》,而《宋史》所因,则《崇文》、《四库》(此《四库》指南宋孝宗熙五年陈骙等编《中兴馆阁书目》)等目也。”[9]他还对历代书目的分类发展演变进行了总结。对四部的产生和演变,他认为,“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于经。而经之名裨于佛、老矣。周、秦之际,子即集也。孟子、荀况是已。至汉而人专子矣,于是乎有集继之。唐、宋其体愈备,而其制愈繁,子遂析而入于集,而子之体夷于《诗》、《骚》矣。”[10]即四部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经、史不分的夏商;经、史、集并出的汉代;四部之始的魏晋;四部之体完善的唐宋。

胡应麟对书目体例的研究是通过对各书目的分析评述进行的。“中垒父子,奕叶青缃,纪例编摩,故应邃密,第遗书绝寡,考订靡从。《隋志》简编,亦多散佚,而类次可观,论辩多美。《旧唐》之录本朝,大为疏略。《新书》间增所缺,颇自精详。欧阳《宋志》紊乱错杂,元人制作亡足深讥。”通过对《七略》、《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宋志》等史志目录进行分析,客观地指出了历代史志目录的得失所在。对其它书目,胡应麟也有论及,如评郑樵《通志·艺文略》,“该括甚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第通志前朝,失标本代,有无多寡,混为一途”;[11]评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四部为门,实因旧史,而支流派别条理井然,且究极旨归,推明得失,百代坟籍,烨如指掌”。[12]对这些书目的评价应该说也是中肯的。

在考察历代书目的基础上,胡应麟对书目类型进行了划分。“书之有目,体制虽同,详厥品流,实分三种。”一种是“录一家之藏”的私家书目;一种是“通志一代之有”的史志目录;一种是“并收往籍之遗”的历代书目。此三种书目有不同的特点与功能,“荐绅雅士,鸠集以广见闻,馆阁词臣,雠校以存故实,目录之纂,例不可无。第中秘尽笼天下之书,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传、帐中之秘亦往往内府所无,其目可以互稽,难于偏举。郑氏古今遍载,本属大观,而读者眩于名实,代之有无,家之藏畜反不可知,然亦各有所长也。”[13]

对“四部”图书分类法,胡应麟是持肯定态度的,“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14]但对于类书、释藏、道藏及伪书,在四部分类中难以安排,胡应麟提出,“别录二藏及膺古书及类书一部,附四大部之末”。[15]提出“五部”图书分类法,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是一种创举。这种分类方法对于“二藏篇帙既多”、伪书难入书目及类书不好归类的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

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思想及实践经验都是很丰富的,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凡提及目录学的理论,就是南宋的郑樵,清季的章学诚,不知中间还有位胡应麟,实为目录学界憾事,值得反思。”[16]

二、史学研究

胡应麟没有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但写有《史书占毕》、《史评》、《史蕞》等史学评论。时人以“良史”誉之:“刘子玄谓史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有学而无才,犹良田万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鲜能货殖;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难成宫室矣。元瑞才高、识高而充之以学者乎?窃谓元瑞为今之良史,《余稿》可略见一斑矣。”[17]在这些史学评论著作中,胡应麟对史书、史家、史料及史注等问题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因胡应麟的博学多识,故发言往往深中肯綮,能给后学以启迪。

对历代史书,胡应麟都有过深入的评述。对于《史记》开篇所记“三皇”之前的时代,胡应麟认为也是有好的史书存在的,有“孔甲之《盤盂》纪于班氏焉,惜乎弗传也”。其后的史书,“《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三国》,其文之以代降也,若历阶而下也。晋、魏、齐、梁靡冗,不称史矣,而有李延寿之六朝焉;唐、宋、辽、金僻滥,不称史矣,而有欧阳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欧,宋之盛也,然非晔、寿比也。”[18]另外,胡应麟《少室山房集》有《读二十一首》,分别为《读后汉书》、《读三国志》、《读三国蜀志》、《读晋书》、《读晋唐司马宣王本纪》、《读三国志裴注》、《读宋书(二则)》、《读北齐后周书》、《读魏书》、《读隋书》、《读南北史》、《读新旧唐书》、《读宋辽金三史及宋史新编》、《读宋史李全传》、《读通鉴纲目(三则)》、《读通鉴胡氏注》、《读世史正纲(二则)》。这些文章,纵论历代史书,不乏真知灼见。如比较《后汉书》和《三国志》:“陈寿有余于质而不足于文,范晔有余于文而不足于质,品格政自相当。乃寿书失之太简,而东京一代故迹读范书粲然足征,洎辞亦丰藻奕奕。二史之优劣判矣。”评《晋书》云:“第惜自竹林而后,风流崇尚,芬溢齿牙,而此书备载;话言履历,故清声雅致,往往有使人绝倒者,犹胜于宋元之尘陋也。”评《隋书》云:“《隋志》一编,古今卓绝。唐室诸臣,分任备极研摩,又承隋世嘉则,殿三十七万之后,物力全盛,海宇綦隆。而魏征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艺文》后,独赖是编之存,得以考究古今载籍,离合盛衰,其关涉非浅鲜也。”评《新唐书》与《旧唐书》:“《新书》虽耽尚奇僻,其气法劲悍,犹足成一家。言第律之史笔,当行不无三舍耳。《旧唐》叙事委缛,间有足称,而猥俚之词,冗薾之调,旁午简编,果出《新唐》上否耶?故余尝谓史畏繁而繁若《后汉》可也,《旧唐》不可也;史贵简而简若《三国》可也,《新唐》不可也。二书者,两存之备考可也,举一而废一不可也。”[19]此仅举数例,即足可看出胡应麟熟读历代史书,对史书见解颇深。他还将史书进行比较,认为“《檀弓》之于《左传》,意胜也;《左传》之于《史记》,法胜也;《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汉书》之于《后汉》,实胜也;《后汉》之于《三国》,华胜也;《三国》之于六朝,朴胜也。”[20]这样的观点不仅有新意,也有一定的深度,值得重视,也值得深入研究。

胡应麟重视史书与史家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史家,则有什么样的史书,“《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夷人之史也。举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21]史家一人修史,胜于多人合修;如是世传其业,则更为精进。“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班氏,合而为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则史非专不可也。司马不啻谈、迁也,世为太史矣,迁而始成,而犹少孙补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犹大家续也,则史非久不可也。”[22]史出众手不如史家个人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陈姚柬,北齐李百药,周令狐德棻,学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独晋、隋群彦所修,而晋史大为猥杂,隋史差自精详,以委任异宜,才用乖协故也。”[23]“夫李延寿尝与修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欧阳修尝修《唐书》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独任之衡也。”[24]

对于史家的修养及能力要求,历来就为史学评论家所关注。唐代刘知几提出了史才须有“三长”,即要有“才”、“学”、“识”。[25]胡应麟则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栗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史乎史乎!”[26]在刘知几的基础上,胡应麟更强调“公心”和“直笔”,“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27]显然,这是对刘知几史才“三长”说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角度来评价史家的得失,也对后世史家的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史家的命运往往多坷坎。“左氏废,史迁辱,班掾缧,中郎狱,陈寿放,范晔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28]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史家及史学评论家的高度关注。胡应麟认为,史家命运多舛,就是其担当的职责所引起。“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褒贬天刑,夫天纲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责眇矣而史暴其微,幽赞参两,功则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纪载失实,赏罚徇私,胡以弗盲陈寿、腐魏收而族许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肩其重则任,以太过而颠,故史氏多厄且多刑。”[29]就历史事实来看,史家命运坎坷也不一定是全由修史所致,也有史家并未因修史罹祸,胡应麟的分析并不代表全部历史事实,但是,大多数史家的确因修史而带来巨大祸患,这不能不令后世史家和史学家深思。

对于修史来说,胡应麟充分认识到收集史料的艰难,“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搜罗,宇宙备焉,非以万人之识为一人之识不可也。”[30]而对史料的搜集和运用,胡应麟则十分强调史料的真实性,这是他评判史书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他多次批评刘知几《史通》在史料运用上以伪为真,以非为是。“孔甲,黄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刘歆《七略》、班志《艺文》昭昭载焉。而刘知几以孔甲为夏、尹佚为商,得无勦夏帝之名,传有熊之佐乎?”“刘知几《史通》称舜囚尧、禹放舜、启诛益、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成汤伪让、仲尼饰智矜愚,斯数言者战国有之,然识者亡不谓虚也,胡子玄骤以为实也?”“《史通》之所谓惑,若赤眉积甲,史氏弥文;文鸯飞瓦,委巷鄙说,皆非所惑者。至《竹书》杀尹、汲冢放尧,则当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谓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传;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诡词,《论衡》邪说,则当疑而弗疑。”因为《史通》在史料的选择、甄别和使用上的这些问题,胡应麟甚至认为“刘有史学而无史笔,有史裁无史识也”。[31]胡应麟比较推崇《资治通鉴》,但是对于该书史料采用不当之过,则颇有微词:“温公(司马光卒后赠太师温国公,后人称其司马温公)之于唐末也,叙裘甫之平则全采王式家传,叙高骈之惑则全录罗隐《广陵》,较之《通鉴》体制迥不侔也,且求之当日事情颇不合也。谓家乘贡谀、野史修郄,诚然,然温公弗及详,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笔、谗夫舌、武夫兵,真三端哉。”[32]以史料之不实视同谗夫舌、武夫兵,足可见胡应麟对史料的真实性要求之严格。

对史注胡应麟也关注较多,且多有论及。他认为,“著书诚难,而注书尤难”,好的史注或像《三国志》裴注“傍引博据,宏洽淹通,而考究精严,辨驳明审”,或像《通鉴》胡注“宏搜博引,备录诸说,而斟酌事势,悬断是非,皆昭昭目睫于千载之上”,[33]只有这样史注可成为“史之忠臣,古之益友”。[34]对史注这样关注,将史注与史书相提并论,且作这样深入的分析,在史学史上是少见的。

胡应麟的史学研究成就还不限于此,如对史书的繁简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对史书的论赞,都有很精彩的看法。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容忽视。可惜的是,直至目前,胡应麟的史学思想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35]

三、文学研究

胡应麟的文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诗论和小说研究方面。其诗论主要体现在《诗薮》一书中。[36]《诗薮》纵论历代诗作,共二十卷,分为内、外、杂、续四编。[37]内编六卷,分述古体诗和近体诗;外编六卷,历评周、汉、六朝、唐、宋、元各时代诗歌;杂编六卷,谈亡佚篇章和载籍,以及三国、五代、南宋和金代诗歌;续编二卷,论明洪武至嘉靖年间诗作。其诗学思想颇得时人汪道昆推重,汪氏在《诗薮》序言中谓是书“轶《谈艺》,衍《巵言》,廓虚心,采独见,凡诸耄倪妍丑,无不镜诸灵台。其世,则自商、周、汉、魏、六代、三唐以迄于今;其体,则自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乐府、歌行以迄律绝;其人,则自李陵、枚叔、曹、刘、李、杜以迄元美、献吉、于鳞。发其椟藏,瑕瑜不掩。即晚唐弱宋胜朝之籍,吾不欲观,虽在糠粃,不遗余粒。其持衡,如汉三尺;其握算,如周九章;其中肯綮,如庖丁解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皋相马……”[38]为书作序,有过誉之辞恐难全免,但足可看出《诗薮》的特色与价值。

胡应麟诗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对不同诗歌体裁的辨析、对诗歌发展史的归纳、对诗歌理论的总结等方面。

《诗薮·内篇》探讨诗体变化,论古、近体诗之别,“国风、雅、颂,温厚和平;离骚、九章,怆恻浓至;东西二京,神奇浑璞;建安诸子,雄赡高华;六朝俳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调,清圆秀朗,此声歌之各擅也。风雅之规,典则居要;离骚之致,深永为宗;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此结撰之殊途也。”“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39]不同的诗歌体裁有着不同的“体”和“格”,在胡应麟而言,不同体裁诗歌的特征完全不同,决不能混为一谈。

胡应麟论述诗之“格”与“体”,以时代为序,注意到了诗体的先后传承与递嬗,有“史”的眼光和意识。《外篇》则完全按朝代先后顺序来构建全篇,历论各代诗歌,每朝为一章节,完全是诗歌史的笔法和结构方式。故有论者将胡应麟的论述总结为“汉魏六朝诗—质文代变”、“唐诗—体全格备”、“宋元诗—各出偏锋”、“明诗—全美兼善”(明代诗歌的论述在《续编》中),[40]则更清楚看出一部诗歌发展史的框架与脉络。胡应麟以“史”的方式对前代诗歌发展作全面总结,无论是对于构建中国诗歌史实践,还是对于深入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胡应麟诗论中大量运用了“格”、“格调”、“兴象”、“风神”等审美范畴。这些审美范畴并不是胡应麟的发明,但胡应麟将其作为品评诗歌的工具,在实际运用中,既综合了前人理论成果,又有所扬弃,有所创新,为诗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胡应麟小说研究显然没有诗论那样系统和集中,但其思想内容是丰富而深邃的,值得深入研究。胡应麟打破传统的“九流十家”的定论,重新“更定九流”,将小说从“九流十家”的末位提高到第七位,在比较中提高了小说的地位。班固之前,孔子已经定下评价小说的基调,这种以小说为“小道”的论调沿袭两千余年,胡应麟更定九流,重评小说,实在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上可以参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而且,在古代小说理论的多个具体方面,也有重要贡献。首先,胡应麟以开阔的视野观照文言小说,对文言小说进行了较为科学而明确的分类,他从发展演变的文学史观出发,在分类中体现小说文体的发展流变,为小说类型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次,胡应麟分析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几种不同的虚构,指出了小说创作需要虚构,认为评论家和研究者不应该用历史考据的眼光来穿凿附会地曲解“以玄韵为宗”的小说。而且,他不限于一般地肯定小说创作中的虚构,而是努力把各种虚构区别开来,品评其优劣短长,探讨怎样在小说创作中更好地进行虚构。这种小说虚实观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崇尚写实,以“信”为佳的传统理论。第三,胡应麟以一个博学鸿儒的睿智发现白话小说独到的艺术价值,从通俗小说的深刻立意、成熟的语言艺术和高超的写作技巧等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赞赏,显示出了独特的学术眼光。为通俗小说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支持,也为通俗小说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铺平了道路。

胡应麟的诗论和小说思想正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虽还不尽全面,但其中不乏探讨比较深入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文学研究,胡应麟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胡应麟是一位诗人,曾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有诗集《寓燕》、《还越》、《计偕》、《岩棲》、《卧游》、《长啸》、《三洞》、《两都》、《兰阴》、《畸园》等二十余卷(现大都收入《少室山房集》),其诗在当时诗坛享有盛名。其次,他也有过一定的小说创作,现存世有小说集《甲乙剩言》一卷;而且,他还曾辑小说集《百家异苑》(其书今不存,仅存其序)及《虞初统集》。其实,在全面观照其诗论和小说思想时,诗歌和小说创作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可惜在这一点上,似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载《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

【注释】

[1]王世贞:《答胡元瑞第二书》,《弇州续稿》卷二百零六,《四库全书》本。

[2]陈文烛:《少室山房笔丛·序》,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本文下引此书版本不再注明。

[3]《少室山房笔丛提要》,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4页。

[4]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下,《少室山房笔丛》,第322页。

[5]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上,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89—291页。

[6]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7页。

[7]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三,见《少室山房笔丛》,第38页。

[8]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6页。

[9]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页。

[10]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6页。

[11]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3页。

[12]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页。

[13]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5页。

[14]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6页。

[15]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见《少室山房笔丛》,第287页。

[16]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17]陈文烛:《少室山房笔丛·序》,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1页。

[18]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7页。

[19]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零一。

[20]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30页。

[21]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7页。

[22]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9页。

[23]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9页。

[24]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32页。

[25]《旧唐书·刘子玄传》载:“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时人以为知言。”《旧唐书》卷一百零二,见《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3387页。

[26]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7—128页。

[27]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8页。

[28]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31页。

[29]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30页。

[30]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见《少室山房笔丛》,第128页。

[31]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少室山房笔丛》,第132—134页。

[32]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少室山房笔丛》,第135页。

[33]胡应麟:《读〈三国志〉裴注》、《读〈通鉴〉胡氏注》,见《少室山房集》卷一百零一。

[34]胡应麟:《史书占毕》卷一,《少室山房笔丛》,第133页。

[35]专论胡应麟史学思想的论文,所见仅两篇,一为《试析〈史书占毕〉的史学思想与历史思想》(载《重庆师院学报》, 1995年第2期),一为《胡应麟史学理论初探》(载《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且二文内容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著作仅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中有部分章节涉及。

[36]胡应麟有《皇明律范》存世,明万历刊本,现仅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据其序言“辑录本朝五七言近体诗为律范,……诗之有五七言律也,犹刑之有律例也。”当与胡氏诗学思想有关,然北京大学王明辉博士学位论文(2004)《胡应麟诗学研究》却与此书无涉,恐是因条件所限,然实为憾事。

[37]书成时胡应麟自称“《诗薮》三编”,原书初刊序言也云“《诗薮》三编凡若干卷”,今行世本均为内、外、杂、续四编,恐是后刊行者所为。

[38]汪道昆:《诗薮序》,见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39]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40]王明辉:《胡应麟诗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第121—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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