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辛亥革命时期救国救民各种方案的探求

辛亥革命常常被人们习惯性地定义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被视为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辛亥革命志士们也常常因此而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毋庸置疑，辛亥革命志士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经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接受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陶，也曾为西方许多国家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所吸引，试图加以师法。邹容《革命军》中直书：“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他更认定：“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请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上。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寻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这一段论述所代表的思想，在那一代革命者中无疑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包括邹容本人在内，他们向往的主要是“法、美文明”，而不是谋求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对于国家的统治。

一个最为明显、最为突出的事实，就是对辛亥革命志士影响最为广泛的，恰恰是欧美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三大思潮。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辛亥革命志士们是秉承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最广大民众命运为己任的民族精神而投身于这场变革中国的伟大实践的，因此，他们不能不正视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民众被剥削被奴役的现实，真诚地同情并热情地认同欧美正蓬蓬勃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并非常积极地以它们为自己师法的对象。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者真诚地认同欧美正在勃兴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友人书》中便写道：“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指出：中国“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人所不忍出也。故弟欲于革命时一起做起。”1905年5月，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会见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时，更清楚地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要使中国“中世纪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孙中山还要求第二国际接纳中国革命党为其成员，这一要求虽然未得到满足，但“孙中山及其合作者在国外或通过去中国的外国人，同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社会主义报刊记者保持接触。欧洲左翼报刊经常刊登同情中国的文章。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这种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及其同伴与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关系更为密切”（［法］马·拉什丽娜：《第二国际和中国革命》，译自若·奥普特等主编的《第二国际和东方》，1967年巴黎法文版，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会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在全国各地就中国应当实行社会主义问题作了数十次演讲。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他连续三天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就他的社会主义观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产而均分之。”是马克思阐发真理，使社会主义从“无条理之学说”成为“有统系之学理”。他又指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凡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者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近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其能者，随在皆是。……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天演之缺陷，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他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

孙中山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经济性质。他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科学，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上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他站在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家”立场上，对亚当·斯密论证资本主义与地主剥削合理的旧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按斯密亚丹经济学生产之分配，地主占一部分，资本家占一部分，工人占一部分，遂谓其深合于经济学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额之生产，皆为人工血汗所成，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折与多数之工人，则每一工人所得，较资本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远乎？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他说：“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

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首先确保铁路、矿业、森林、航路及其他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避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同时要实行“土地公有”，因“社会之进化，土地再经过二、三十年后，其值可增至万倍”，要及早“规定地价及征收地价税”，使现今地价出之于平，并使“此后地价之增加，咸为公家所有，私人不能享有其利”。

孙中山在强调发展国有经济时，特别着重指出：“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其中民生主义便是他这里所阐述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他的众多追随者共同的观念。

在革命党人中影响之大绝对不下于社会主义思潮的，是欧洲和俄国、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柳亚子在当时所写的一首诗中说：“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钱仲联：《近代诗钞》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0页）这在众多年轻的革命者中，很具有代表性。甚至已届中年的蔡元培，其时也非常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其时最吸引他们的，主要是积极对当权者进行暗杀的所谓“直接行动”。

辛亥革命中，系统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一是以东京《天义报》、《衡报》和“社会主义讲习会”为据点的张继、刘师培、何震等人，一是以巴黎《新世纪》为据点的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此外，还有主要在上海活动的江亢虎、主要在广州活动的刘师复等人。张继、刘师培等人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认为“抵抗资本家，固当今之急务”（申叔：《论中国资产阶级之发达》，《衡报》第5号，1908年6月8日），不仅要求一切生产资料“为人民所共有”，而且要实行“均力主义”，每个人按年龄、体力变化，从事不同的工作，以使“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报》第3卷，1907年7月）。巴黎《新世纪》一派主张，对于政府“实行暗杀”，对于资本家“实行罢工”，对于社会“实行博爱”，号召反对军备、反对法律、反对赋税、反对财产、反对宗教，他们试图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

辛亥革命时期，民粹主义在革命党人中也一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章太炎和光复会系统许多成员民粹主义倾向尤其明显。章太炎1908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激烈反对实行西方的代议制度，就“抑官吏，伸齐民”、“抑富强，振贫弱”提出非常系统的实施方案。在“抑富强，振贫弱”方面，他主张：“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禀，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此种种，都是要限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特别要防止官商勾结，防止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互相结合、互相利用，确实保障广大平民的生产资料不被剥夺。

上述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辛亥革命志士们在借鉴西方经验时，不仅注意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带来的成就，而且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给广大平民所带来的苦难。

强烈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广大平民生死忧乐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决定了他们在选择中国发展道路时，从一开始就将努力防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自由发展以至成为统治势力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广大平民根本利益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立志救国救民的所有志士仁人自觉承担起的一项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