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练民族精神

东方社会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援建，需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产生活相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在“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视域下，搭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世界，营造出适宜发展的现代性传统文化氛围。

1.凝练东方“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经过长久的历史荡涤沉积而成的，已经确立了民族发展的大致态度，民族精神形成后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当今一个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前进的文化基石。民族精神并不是定于一尊的凝固态，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更新，是对自身进行了自我辩证否定的逐渐生成。

民族精神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民族精神的振兴意味着发展理念的振兴，民族精神的衰退意味着民族信念的凋敝，经济、政治落伍是可以通过学习、政策调整来弥补的，是短暂的落伍，但是，精神的落伍可以使一个民族长期萎靡不振，是致命的落伍，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雷默认为，政府合法性是建立人民信任的哲学和心理支持的问题，它“并非只来自执政绩效，还来自国家共识及产生国家凝聚力的共同信仰”。^[42]

因为东方民族精神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受到当代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影响正在淡化减退，东方社会中、印、俄要想实现崛起和复兴，必须在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地基上凝练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现代性“东方精神”，就是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印度民族精神”和“俄罗斯民族精神”。

（1）凝练俄罗斯民族精神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成为帝俄时代的“俄罗斯精神”，但是，它是专制、愚民和宗教的复合体，根本不适应俄罗斯当代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苏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却未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传统的交织并存，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没有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

天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耿海英教授认为，解体后的俄罗斯依然存在着由“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神正论与人正论、末日论与弥赛亚说、新基督教意识等多极精神向度组成的具有宗教品质的精神结构。”^[43]俄罗斯存在着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甚至有帝国主义时代的价值观，可以说，“在俄罗斯的版图上，实际上存在着全球生活制度所具有的一切对立，俄罗斯作为统一的有机体，它所感受和经历的危机要比整个世界早得多，尖锐得多。”^[44]这种价值观的不统一说明了，关于俄罗斯究竟向何处去仍未达成共识。俄罗斯民族精神迷茫、彷徨和失落，说明了俄罗斯民族核心价值观有待于进一步凝练。

普京反复强调，“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45]普京上台伊始，就把整合俄罗斯精神作为一件重要任务来抓：1999年底，普京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提出“俄罗斯思想”^[46]。2000年2月25日，普京在竞选纲领中进一步指出，俄罗斯缺乏完成所开创事业的国家意志和坚定信念、没有严格和公认的规则、对俄罗斯拥有的资源缺乏清醒的认识等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尚未形成适合现代化发展的、统一的俄罗斯精神。普京强调，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社会团结等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普京以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为思想基础，提出“俄罗斯新思想”。“俄罗斯新思想”有两个主要内核：一是“体现市场经济和民主普遍原则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包括一系列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二是“以社会团结为基础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社会互助精神”^[47]。普京认为，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48]。

俄罗斯民族精神从自戈尔巴乔夫以来盛行的“世界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回归到捍卫“国家利益”上；从90年代以来市场万能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回归到强化“政府权威”上；从盛行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回归到“社会互助”上，这都是对东方传统精神的延续，当然，这种延续不是回到苏联时代或帝俄时代，而是在其自身实现了自我辩证否定。俄罗斯在“多种意识形态及多重价值标准的兼容并蓄，民主与集权、市场与国家、现代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精神等看似对立的关系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融合在一起，并在维护激进改革成果的前提下，共同推进强国富民的总目标的实现”。^[49]但俄罗斯民族精神经历了西方化的解构，俄罗斯民族精神要再次重构，实现从二元性主导核心价值观向一元性主导核心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

（2）凝练印度民族精神

“印度精神”离不开宗教精神。“在印度，宗教不仅仅作为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50]以种姓主义、灵魂轮回、“业报”理论、“崇尚苦行”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伦理构成了印度精神生活的大部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价值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随着英国殖民侵略渗入到印度精神之中。但是，印度的政治与经济、信仰与现实的疏离，造成了印度民主与家族崇拜、平等与种姓制度、宽容与宗教排斥之间存在张力。印度自身历史中形成的饱含着宗教情怀的“崇尚苦行”、忍耐、顺从等教义，使印度民族并不重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物质世界的追求，对世俗生活的漠视导致印度缺乏时代意识、进取精神、锲而不舍追求现代化的执着精神，现世惰性是印度民族的重要特征，它对现代化有着不可小觑的牵制作用。

印度种姓、宗教、种族给印度带来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着巨大的离心力，1957年尼赫鲁指出，“就个人而言，我感到印度面临的任务不仅是发展经济，实现印度人民心理和精神上的整合是更重要的任务。”^[51]印度人民党极力主张“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文化”^[52]。如果印度能实现从神学本体向世俗意义上的现实本体的转化，关注现实生活的意义世界，实现真正的多元价值观的共识汇聚，凝练出当代印度民族精神，将大大加速印度现代化进程。

（3）凝练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宗法秩序、儒家伦理等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内容，但是，近代以来，封建宗法制度牢牢禁锢着中国人的思想，封闭、保守、守成等理念导致了中国停滞。“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落伍，核心的就是民族精神的衰退。”^[53]舒亚·库珀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模式”成功之处，即，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循序渐进等，实际上，“中国模式”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是当代中国所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传统文化深处汲取营养，以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求真务实的实践等为基础的时代创新。

王立新等认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在整体上滞后于渐进改革的实践，不能有效地为制度变迁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形成符合新制度要求的、能够准确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方向的基本价值判断”。^[54]虽然有些夸大，但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进一步凝聚却是不争的事实。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并且，“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55]，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系统阐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要崛起，就必须凝练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就是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当中所包含的历史性印记，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凝练出民族精神，将公平、公正、秩序、和谐这一东方精神化入中国发展模式之中，并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等精神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建立起社会文化耦合力，推动社会发展。

2.民族精神的世界理解

同样是东方文明的崛起，世界对中、印、俄的反应各不相同：世界对印度的崛起反应平静并能接受，而对于不符合西方文明核心价值和行为规则的中国、俄罗斯，则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排斥。

面对东方文明的崛起，在自身大国地位受冲击、现有国际秩序将被颠覆的种种忧虑中，西方世界将中、俄视为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相异性”文明，甚至把强大和统一的中国视为世界的“红色威胁”，对中、俄崛起“妖魔化”和“污名化”。赖斯借用“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形容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与美国及其他同样保有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56]。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柯白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别的道德或规范意义。当今及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向世界呈现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但它们不可能包含高调的哲学理论或意识形态。”^[57]把东方文明视为危险的代名词，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崛起的不满、恐慌、惊惧、抵触乃至制裁，东方社会的国际形象遭到严重歪曲。

东、西方文化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差异不假，但是，东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无疑是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方社会必须积极打开因沟通不畅而造成西方所谓“普世文明”与东方“特色文明”紧张的死结。

凝练民族精神不仅仅是在寻求凝聚民心民力的文化导向，也是在实现大国崛起过程中，多途径积极展开与西方文明对话、沟通，塑造东方文明形象，宣传中华民族精神，寻求世界倾听、世界理解、世界认同，尽量减少不同文明间不适，消除文化鸿沟。

东方社会应该从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核，专注于凝练既符合东方社会传统逻辑、又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信念的思想，进一步转化为东方民族当代精神，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动员力与感召力，既要给东方民族以精神支撑，也提供给世界一种精神力量，使世界明白东方文明，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才能抛开各种偏狭的解读，被世界普遍接受，在世界文明的共鸣中形成东方文明影响力，形成东方文明“话语权”，中国发展才能赢得世界喝彩。2015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伦敦展映就是让世界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很好途径之一。

3.形成“现代化的东方传统”覆盖下的生产生活世界

经济学家德怀特· H·波金斯（Dwight H. Perkins）曾指出，“如果不把中国跟欧洲相比，而是与其他不发达国家比较的话，便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社会似乎已经在内部具备了比其他不发达国家更适合于现代经济成长的一定的价值和特性。这就是说，一旦经济发展的其他真正障碍得以消除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就远远不是消极的障碍，而是至关紧要的积极力量”。^[58]东方社会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一传统文化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发展不仅是从时间历程中绽放的丰富，也是现实生活世界的自我否定和有机选择、涵容，不能遗忘和荒弃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地基。惟有朝向东方传统文化本身，真正深入到东方生存结构的深层和现实生活，充分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和它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积极性，才能探究出东方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真理。

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即，形成“现代化的东方传统”，并形成“现代化的东方传统”覆盖下的生产生活世界，科学处理人自身问题、人与自然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追问人的现代化、自然的现代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代化、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人的精神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防止现代性病症对东方传统意义世界的销蚀，使现代化丰富东方社会民族生存的意义世界，这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一种全面提升，实现现代化的东方传统文化与生产生活的现代化进程的对接和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