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其核心就是将个人、家庭的命运和区域、国家、天下的命运紧密而牢固地连接在一起，承担起个人对自己、对家庭、对区域、对国家、对天下所应负的责任。它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渊源。大一统国家治理、家国共同体社会经济结构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三位一体，可以说正是中华文明长久存在、持续不衰以及中华民族在艰难困厄中一再复兴的奥秘之所在。
如前所说，在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期演进中，家庭、家族、宗族，一直是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但人们又不是仅仅局限于家庭、家族及宗族的交往，每一个个人相互之间，还有广狭不等的地域性联系，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联系，族类联系，及其他各种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系、政治联系、文化联系，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大一统国家为最高诉求的社会共同体。个人的修为和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彼此密切不可分割。《老子》第54章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管子·权修》中说：“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吕氏春秋·执一》中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此四者，异位而同本。”《礼记·大学》中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些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家国共同体中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一体化关系作出的经验性描述。
一百年前爆发的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它的伟大动力，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精髓。
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物投身革命的第一动因，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这一民族精神。
辛亥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先人躬耕数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他的父亲租地耕作，他的兄长孙眉曾做过长工。
黄兴是辛亥革命另一元勋，出生于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秀才，他本人22岁亦考中秀才，1898年，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1902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被派赴日本留学。
宋教仁，和黄兴共同创立华兴会，是辛亥革命又一位领导者，他19岁即考中秀才，20岁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1903年到日本留学，先在顺天学校、政法大学，继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
蔡元培，光复会创立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
章太炎，光复会另一位领袖人物，出生于浙江余杭一个地主家庭，未举业，自幼即饱读传统经史，接受乾嘉考据学严格训练。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发动者，乃至所有骨干分子，都来自中国传统社会旧营垒，包括原社会精英层、原社会草根层。他们之所以奋起革命，完全不是为了资产阶级一己私利，或某一特权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而是基于中国所固有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他所起草的《兴中会章程》说：“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邻，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章程明确宣布：“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团体起见。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以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识时贤者，能无责乎？”
这一章程鲜明地说明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之所以奋起革命，是因为他们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以拯救天下、国家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黄兴在1910年所写的一篇题词中说：“夫唯军神与国为生死荣悴，献其身于国而不私，其斯为大汉魂哉！”（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4页）这其实正是他本人精神境界的写照。他的华兴会同志吴禄贞、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刘揆一等，莫不如此。章太炎在《艾如张》一诗中写道：“皇穹鉴黎庶，均平无九服。顾我齐州产，宁能忘禹域！”正是基于和孙中山等人同样的以天下、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情怀，他毅然剪辫明志，奋起革命。这也是光复会众多志士的共同情怀。
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
“尔毋自暴！尔毋自弃！尔之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之茶供世界亿万众之饮料而有余，尔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无不足。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神族之势力。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尔须自挥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将革命视为自己以及人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光复会女杰秋瑾1903年所写诗句：“已拼此身填恨海，愁城何日破重围？”“炼石空劳天不补，江南红豆子离离。”精卫填海、女娲补天之志，是以天下、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另一表达形式。
她于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在发刊词中说：“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闻见，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之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真危险；黑暗而不知其黑暗，是乃大黑暗。”
“黑暗也，危险也，处其间者，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欤？然而沉沉黑狱，万象不有，虽有慧者，莫措其手。吾若置身危险生涯，施大法力，吾毋宁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一盏神灯，导无量众生，尽登彼岸，不亦大慈悲耶？”
正是秉承这一极为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她说：“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
辛亥革命中，众多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为救亡图存而英勇献身，无不基于这种“献其身于国而不私”的民族精神。黄兴论及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说：“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其万一。”（黄兴：《民国元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词》）湖北新军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建立了奇勋，就是因为新军中初级官佐“咸思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家求生存”（文公直：《辛亥革命运动中之新军》，《辛亥革命》三，第330页）。
这一民族精神源于《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曾就此说：“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正是出于这一政治哲学。
辛亥革命志士们的所秉承的民族精神，还源于北宋大儒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章太炎1897年发起成立“兴浙会”，要求继承和发扬浙江先贤刘基、于谦、王守仁、黄宗羲、张煌言的精神，由兴浙江而兴震旦，而兴亚细亚。他历数以上五公的襟怀和功业，如刘基使“华夏故鼎，反于磨室”，于谦“宗稷既危，援立奥主，戈铤所指，北虏震栗”，王守仁“探颐索隐，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诗言志。于右任1903年在三原印刷发行的第一本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从军乐》中大呼：“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斓斑照青史。”同年，陈天华在《猛回头》结尾大呼：“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求学时，剪辫题照，赠给挚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高旭发表于《国民日日报》的《爱祖国歌》中写道：“江山惨淡其寡欢兮，浮云黯黯而无色。噫嗟，汝之存亡兮，何一人之无责！汝之魂惝恍而未归兮，我将上下以求索。”徐锡麟1903年《出塞》宣言：“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马君武1906年《华族祖国歌》中直接呼唤：“华族华族，祖国沦亡，尔罪不能偿。”凡此慷慨激昂的各种诗句，都是辛亥革命志士们勇于践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的伟大动力之所在。辛亥革命的酝酿、爆发和成功，是它极为生动的又一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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