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营官阅为中国官报的传统

官报小结：官营官阅为中国官报的传统

中国官报的历史特别悠久，除了元代是否办有古代官报存疑之外，自唐代而下，这一千多年的新闻史中，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官营媒介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刊行官报成为政府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历朝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都非常重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把它纳入到整个官僚系统中来。官报在中国历史上瓜瓞绵延，自是中国这块土壤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使其如鱼得水，繁衍昌盛，并形成了官报官营、官报官阅的深厚传统。

官报官营，第一在于报纸以维护政府行政运转为目标。政务信息的流转是行政的重要基础，而发行以刊载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的官报就是迅速传达政令的一条很好的渠道，也就是宣达皇权、统一行动最好的手段，是中央统治地方的利器。因此，政府创办官报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以维护行政运转，制造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舆论氛围，抵制不利于统治的言论为最高目的。官报所刊载的官员大量升迁进退事例，尤其是圣旨廷训，足以引导官员和士子遵循封建轨道。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来华、在宫廷服务20年的法国传教士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1733)就认为：“中国的邸报对于治理国家非常有用”，因为“这种邸报在指导各地官员履行他们的职责、告诫文人和老百姓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1]

官报官营，第二在于办报经费来源于“官”。官报开办费主要来自官拨款项，属垫支性质，需从以后的发行收入中扣还。唐代的进奏院状由藩镇提供经费；由宋延伸至明清的“邸报”、“朝报”，其办报经费来源于中央财政；“慈禧新政”时，地方督抚在创办行政官报时，一般采取由藩库拨款直接投资、委派司员直接经营的方式。如宋代负责邸报传发的部门，有上级拨给的经费，“镂板纸墨之费”每年给钱一千贯；^[2]黎元洪命令从藩库中提拨元宝2000两为开办经费而创办《中华民国公报》；安徽巡抚诚勋饬令所属筹备银一万两，“妥议官报章程，定期开办”；河南巡抚陈夔龙饬令属下开办官报，由藩库拨银4000两，作为经费；山东省则拨款一万两作为《济南日报》的经费。

官报官营，第三在于“媒体机关化”。唐代“报状”的编发，黄卓明先生认为是由“中书舍人”编发的，但目前尚缺乏佐证；宋代的“邸报”、“朝报”的编发机关，据现有史料来看，是由门下后省编排，给事中审定，进奏院抄发，方下行天下；明代没有设进奏院，邸报是由通政司负责抄发的；清代官报的编发与明代相似，其管理更趋严密，主持邸钞工作的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军机处。在办报主体上，即“官员办报”。官报内部不设采访部门，一般没有专职记者，官报人员即是政府官僚，享受相应行政级别的待遇，官报的人事任免权归该报的主管政府部门，按照集权的科层式分配职能、资源和权威。清末新政期间的官报，在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聘有“访事”，访事多由官员兼任，报社人员多起用候补官员或退休官吏充任。官报是整个官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整个官僚机器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零件，在控制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官报官营，第四在于政府对报纸内容进行严格控制。官报被赋予相当于正式法令、公文的效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权威性地位。政府对官报的管理，主要通过限定官报的内容，防止官报传播偏离其统治的轨道。因此，对报纸所登载的内容，官报有很多规定和限制，基本上是经过皇帝或者主管部门批示准许发抄的皇帝起居、上谕奏折、官吏任免、政府公告等，能入官报的皆为朝廷应行下达的、便于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政府信息，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的信息都被禁止。清末新式官报所聘请的“访事”也不能采访动态性的时政新闻，只就职权范围内的情况撰写综述性报告或提供公文类资料。至于时政新闻的来源，只有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有能力直接接收外电或选译外报，其余大多转载国内各报刊的新闻，时效性一般很差。

如此官营报纸，就决定其读者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员。唐代进奏院状的受众就是藩镇长官，宋代的朝报，其受众群体有所扩大，主要面向政府官员、士大夫阶层。宋代进奏院的职能，“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劄，六曹、寺监百司符碟，颁降于诸路。凡章奏至，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司。凡奏牍违戾法式者，贴说以尽”。^[3]官报将朝廷信息传达给地方各级官吏，便于各级官吏知晓政情和执行政务时的参考。官吏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报的主要受众群体，使得官报基本上是在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统中封闭运转，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官报的。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浙江观风俗使王国栋上奏皇帝：“臣到浙江时访闻民间有胥役市贩合凑几家买阅邸抄者。臣思小民无知，不宜与闻国事。虽皇上所行率皆化民成俗仁育义正之事，无不可使人知者，但此辈一阅邸抄，每多讹传以惑众听。诸如此类，亦风俗人心所关。臣已严行戒饬，倘有犯者，立拿重惩”。^[4]可见，官报根本就不是办给“小民”看的。

官报官阅，就决定了报纸发行是以“行政派销方式”为主的。政府在创办官报后，往往由政府所垄断的驿传系统直接发行，极力扩大其影响效果，一般是运用行政手段来保证报纸的发行量，自上而下将报纸分派给下属各级机关，其订报经费也在办公费用中开支。如《湖北官报》出版后，由官派官销，派分湖北各地，并分送全国；《四川官报》发行后，各府厅州县均派订销数，为扩大影响面，还向周边几个省份如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北等省推广，每省各一百份。

官办官营、官报官阅的特点，就使得官报失去新闻纸应有的价值。1896年9月，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等记者提问时如此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5]

李鸿章一语道破了当时中国报纸的价值，只是李鸿章没有指明，中国官报“不能广泛传播文明”，“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其真正原因不是编辑，是封建的专制制度。

【注释】

[1]［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朱静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3]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32页。

[4]《硃批谕旨》第十七册，见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5]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