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外语战略

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 （H.J.Morgenthau）在谈到国家利益时，曾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摩根索，杨岐鸣等译，1993：45）。国内学者阎学通认为，“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1997：10）。宋新宁、陈岳 （2000：109）认为 “国家利益历来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时它也是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最基本动因”。

国家利益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国家的产生过程发现，国家利益是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结果，是受统治阶级所支配、形式上表现为各阶级共享的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国家在生存和交往中都会对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提出要求，因此国家利益又是一个国际关系概念，也就是指民族国家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卷，1995）。国家利益可以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次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安全，即国家安全，这涉及国家的生存，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利益，即经济安全和发展，这是其他利益的强大物质保障，涉及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第三层次是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第一、二层次是根本国家利益，第三层次为一般国家利益。” （石红霞，2002：30）曹迪 （2012：77）认为 “国家利益是满足和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的总和”，并把国家利益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物质利益是指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而精神利益是指国家文化利益。她进而做了解释，认为国家安全利益是保证一个主权国家独立与生存的重要基础，国家经济利益是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国家政治利益是保证国家主权和人权的重要手段，国家文化利益是保护本土文化以及增进本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的基本因素。

尽管学者们对国家利益的分类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对国家利益的共同认识是国家利益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利益、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一个国家外语政策的制定无不体现着国家利益至上、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原则，这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外语政策中就可见一斑。

外语在国与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媒介，借助于外语，各国人民才能相互了解彼此及周围世界；借助于外语，才能通过对话、谈判和协商交流来解决国际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各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且在诸多领域中取得平衡。各国利益要和更多竞争对手的博弈及平衡中来获得。一个国家外语政策的合理与否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平衡中往往可以得到检验。

外语政策隶属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而其中外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国内很多学者都特别关注了语言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周殿生 （2004：131）指出 “语言教育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孙渝红 （2009：104）认为，“语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并在根本上服从和影响着国家教育的走向，没有语言教育，就谈不上知识教育，没有语言教育，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

外语教育服务于国家利益，可以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中得到清晰而肯定的答案。国家的核心利益既是美国制定其外语教育政策的起点，又是其目标终点，而国家安全利益又是重中之重。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美国朝野，美国政府感到其科学和政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舆论界惊呼美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并激烈批评学校教育，要求提高课业的标准，加强科学和数学的训练，给有天资的学生加重学习分量，改进外语教学等，之后掀起了外语教育改革的浪潮。

可以说，美国在20世纪的外语教育改革都与国家防御、国家安全紧密相关。1954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在美国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由协会外语部执行秘书W.R.Parker起草了 《国家利益与外语》的决议，该决议将国家安全与外语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所提出的许多建议被纳入了 《国防教育法》（Tanner，1971）。

1958年美国政府颁布的 《国防教育法》，确立了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新体系，把国防建设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政府每年会为中学和大学投入数亿的资金，让学生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其理念就是多掌握一门语言会对国家安全有益 （Olson，2000）。《国防教育法》的颁布提升了美国外语教育的意识，并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视角，首次把外语教学与数学和科学放到同等的位置上。

1965年美国出台的 《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强调，在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中，外语教育在保障未来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将外语列为核心课程。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 《双语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废止了许多州关于禁止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一系列法律。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国家安全教育法》，“其目的是为美国情报机构和外交部门提供更多熟练的外语工作人员”（贾爱武，2007：91）。

进入21世纪，美国外语教育尤其突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的特点。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促使美国政府反思自己外语教育的不足。美国政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欠缺阻碍了社会资源的流动，削弱了商业贸易的竞争力，限制了国际交往的有效性，甚至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语言专业人才的缺乏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将影响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未来反恐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实力。在2006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 “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简称NSLI）。该计划的目的是增加美国公民掌握紧缺语种的人数，其次是培养精通外语，特别是紧缺语种的高水平人才；建立国家语言服务外语教师后备军团，增加外语教师的数量。这项计划主要致力于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加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使掌握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波斯语等紧缺外语的美国公民人数大幅度增加，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和繁荣 （Byram，2008）。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外语教育政策的背后，是美国政府竭力维护自身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的国家意志 （孙渝红，2009）。

我国的外语教育在几个历史时期，如1949—1956年——俄语教育的鼎盛时期；1957—1966年——调整布局，均衡发展，曲折前行时期；中国外语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无论是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的制订或是外国语学校的建立，都是出于 “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需要，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教育本身的需要”（胡文仲，2001：249）。正如许嘉璐 （2003：4）所总结的，“1950年中国语言规划工作正式开始，支撑他们的，除了发展文化、强国强民的理想，还有从对国外经验的了解中得到的理念。”国家安全利益从来没有明确地在我国的语言规划中提到。因此，在新的世界格局和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取向给我国的外语教育有很大的启发。不少学者贾爱武 （2007）、李宇明 （2006）、韩高军 （2008）等都呼吁，我国的外语教育“在强化语言目标、文化目标的同时，还应考虑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取向，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长远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强盛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贾爱武，200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