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政策与外语教育

外语是相对于母语而言的其他语言，外语政策是语言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它是国家或地方机构的长期行为，目的是要解决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与外语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对外交往、贸易往来、国家安全、科技发展等。因此，外语政策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外语政策具有四种基本功能，即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象征功能。导向功能是指 “政策引导政策对象的行为按照政策目的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达到政策默认目的的功能”；协调功能是 “协调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冲突，达成合理的利益均衡”；控制功能是指外语政策 “起到消解或促进政策对象的某些行为的作用与功效”；象征功能指 “政策的目的是起到象征符号意义，不带来实质性政策结果”（鲁子问，2012：12－14）。同时，外语政策还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如外语政策的目标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外语政策要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外语政策要包含跨文化交往目标 （鲁子问， 2012）。

外语政策的直接体现是外语教育政策，因为外语教育是实现国家外语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外语政策涉及选择何种语言作为对外交往的语言、外语人口的数量、外语教育主要语言、外语教育政策等，这与国家的外语能力需求紧密相关。同时外语教育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关系到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竞争中的地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文化、外交、国防等多个方面。外语教育可以直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意图，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外语政策，用于指导这个国家外语语种的选择和外语教育发展的规模。因此，一个国家的外语政策首先要服务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戴炜栋（2010：80）把国家外语教育战略定义为 “一定时期内由国家权力机构颁布的外语教育方针和计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往往以行政命令、法规等形式出现”。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及载体，在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生产、生活、科研、贸易等对外交往中是最活跃的文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体现各国的主流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取向。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随着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入，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外语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外语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外语教育涉及宏观和微观的外语教学层面，强调素质教育。外语教育不仅是一种文化手段，而且是一个文化过程，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文化意图和国家政策导向。谢倩 （2011：25）认为外语教育政策 “是指各国在特定时期内为实现和服务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目标在外语教育领域，由国家或政府所采取的政治行为和规定，既存在于各国政府颁发的战略、工作计划、白皮书和行动计划等正式政策文件中，也存在于其提倡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实施机制等软性行为规范之中”。因此，外语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和语言问题，它更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纵观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外语政策，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外语政策都在不断地强调外语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分。美国在 “9·11”事件之后把外语能力与对外国文化的认知作为其战略的主要方面考虑，并把国民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能力置于其语言政策中并占有重要地位。欧盟在经济整合及全球竞争的过程中，提出了欧盟语言架构与语言政策，从而来提升欧盟的整体外语能力。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都投入大量资金来提升国民的外语能力，从而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东盟十国和中国的外语政策，即侧重母语以外的语言的规划和制定，同时把外语政策与外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因为两者密不可分。由于东盟十国除泰国外，都有被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它们都经历了从殖民地时期到民族独立时期，再到加入东盟之后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在讨论这些国家的外语政策的时候，很难把外语和母语的使用隔离开来，因为一个国家的外语政策都会与本国语或母语发生一些必然的联系。因此，本书主要探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外语政策，并进行对比研究。但是涉及东盟国家的外语政策时，会或多或少地谈及这些国家的民族语言与外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