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外语政策及外语教育

语言的社会性说明人们语言的变化发展和表现形式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的，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语言状况既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互相作用和制约下形成的，也反映了这些社会因素的历史变化和当政者的政治意图。自1819年英国宣布新加坡为自由贸易港并制订和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方案后，新加坡吸引了许多国家的人来到这里就业、经商、开发或创办企业。不同的移民带来了各自的语言，使新加坡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

新加坡现有的语言政策被认为是谨慎的实用主义，是在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后为了打破各种族间的语言隔阂，建立多种族社会国家意识和效忠精神，适应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为新加坡在国内外敏感的种族环境中创造有利条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而制定的。因此，英语、华文、马来语、泰米尔语被确定为官方语言，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行政用语。新加坡因其民族多元性、语言多元性和特殊的历史发展，使用哪种语言作为凝聚所有新加坡人的共同语、教育时使用哪种语言作为媒介语、怎样协调母语和共同语的发展成为新加坡处理教育和语言问题的核心内容。

新加坡的语言发展受其政治环境支配，与其政治历程密不可分，经历了三个阶段：殖民时期以英语为尊，歧视其他语言；独立前保留英语为通用语，提倡平等对待四种语言并着重普及英语和提高马来语地位，开展双语教育；独立后英语逐渐成为第一语言，全民强制实行双语教育，建立统一的教育体制以适应经济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英语始终被认为是重要的语言，但不同的统治政权出于不同政治目的采取了不同的英语政策。这些政策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英语在新加坡逐渐成为国内各民族互相沟通和与国际交流的主要媒介，既是强势语言，也是中立性语言。

1.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殖民时期，由于英殖民者的统治，英语作为官方用语主要在上层阶级使用。二战前，尽管殖民政府为方便统治，推崇英语，以英语为尊，但并不普及英语教育。英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政府在立法、行政、公告、文书各个方面都使用英语作为唯一语言。1834年新加坡自由学校 （后改名为莱佛士书院）成立后，众多由教会资助的英校出现。1887年殖民政府对英校实行教育津贴，促进为当时殖民者服务的英校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英语在行政、法律、商业和社会活动中都具有独特的地位，是当时上层人士交流的工具。

这主要是由于殖民政府为方便殖民统治，将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独尊英语高贵地位的同时却并不将英语进行推广为各族相互交流沟通的工具，故意使各族之间形成隔阂和矛盾，不能团结在一起，从而达到其分而治之、稳固殖民统治的目的。

二战后，全世界掀起反殖民统治的运动浪潮。在这运动浪潮中，重申各族的语言与文化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新加坡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拥护者一方面积极兴办学校，另一方面抗议殖民政府歧视打压各族母语教育的行为和以英语取代母语进行教育的奴化政策。因此，殖民政府提倡英语教育以巩固统治，排斥打压其他语言源流教育和文化传承，企图将新加坡英化和奴化。为了打压反殖民主义运动，殖民政府开始要求各母语学校设英语课，并逐渐用英语取代母语，试图通过学费减收鼓励家长送子女进英校和在其他语言源流学校实行双语教育等方法 “英化”新加坡。

双语教育概念在新加坡由来已久。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港口后就主张双语教育，为各民族子弟提供母语和英语教育。他认为教育不仅要传授语言和文化，还必须跟上商业的发展以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早期也有少量双语学校，如1885年成立的 “颜永成义学”和 “新加坡华人女子学堂”，都是教授英语和汉语。1940年，《海峡殖民地教育政策简史——以方言为新制度基础的建议》一文中，提出以母语为教育媒介语的双语制度，但认为在社会上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而英语是明显的共同语言 （黄明，2008：69）。

1948年政府的 “十年教育计划”中提到了双语教育。之后 《马来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提出建立一个面向所有种族的统一的马来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体制。同年，马来亚联邦邀请著名教育家芬恩博士和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华族教育问题，发表了报告书 《芬吴报告书》。该报告书建议马来人和印度人学习双语，而华人需要懂得三语 （华语、英语和马来语）（Wilson，1978：129）。这两份报告对新加坡殖民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如1952年时当局宣布了 “马来学校重新调整计划”（王学风，2003：52）。

二战前的双语教育只存在于各族自办部分学校中，主要开设英语语言课程。在英语学校中由于学生来自于不同种族，并没有第二语言的教育。二战后殖民政府执行的双语教育是在非英语源流的学校开展英语教育，其所谓的双语教育事实上是为发展英语一门语言教育服务的。由政府或教会资助办的英校，占了主要地位，其他语言源流教育只能自力更生，受到歧视和排挤，整个新加坡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教育制度。除了使用英语的人，其他都是各族操持自己的语言或方言，各族之间甚至同族内不同群体间交流少，而且隔阂深。

2.新加坡自治至20世纪6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凸显出来，成为东南亚的贸易转运中心，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这个时期，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其他领域都面临严峻的考验，社会动荡不安，共和国成立后又存在失业率高、经济落后的困境。

1955年，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普选，成立了劳工阵线政府，继续强调了注重英语教育的政策。1956年公布的 《各党派报告书》，是新加坡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被称为 “教育改革的大宪章”（宋哲美，1974：34），成为自治后教育政策的基石。政府根据该报告发布了教育政策白皮书，提出平等对待各种语言，英语应为全民通用语，“虽正式明确可实行双语教育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建议，仍突出了英语的强势地位和支持英语教育的必要性”（吴元华，2008：27）。法令的出台和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英语学校学生人数大幅上涨，英语在新加坡的通用程度得到大幅提高，这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保留英语实用价值的原因。

1959年新加坡举行大选，争取到华语教育者支持而获胜的人民行动党采取了灵活的、配合新加坡社会需要的施政之道。在1954年发表的 《建党宣言》中，“人民行动党就提出应使各民族语言趋向统一以建立独立的马来亚，四种语言皆为官方语言，实用马来语为通用语”（吴元华，2008：70）。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国内外形势导致行动党在对待英语和马来语的问题上比较矛盾，一方面希望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和通用语，减弱英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现实情况，为了制度的延续、各族的交流和经济需求，保留英语的实用价值，以英语促进经济发展和培养全民意识。为解决这种矛盾，行动党采取两者兼顾的策略：1959年6月执政后立即宣布接受1956年 《各党派报告书》中的建议，平等对待四种教育源流，接受马来语为国语，积极推行群众识字教育运动。同年组织各语文学校合格教师集体学习马来语，由教育部通知英语源流学校重视第二语文，为提高语言教学要求各语言源流学校教师交换授课。1960年教育部宣布将设立 “新加坡考试局”，统一各语言源流的中小学考试制度。从1961年起，四种语言源流学校采用统一的课程标准和讲授相同内容。1960年1月，政府开始试行 “混合制学校”，旨在使学生能够更多接触第二语言，将双语都掌握好。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同年10月1日，总理公署发表一篇文告，重申国家的语言政策：“在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马来文、华语、泰米尔文和英语都是同等地位的官方语文……而以马来文作为共同语文和国语”（郭振羽，1996：109）。1966年，新加坡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并将其作为教育体制的基础。独立后的双语政策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确立英语的首要地位；（2）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调整英汉双语学校及考试要求，如增加用英语教学的科目和时间，降低华语考试要求和1999年度华语教学的进一步调整；（3）90年代前后至今为开展英汉双语运动。（Silver，2005）这个时期新加坡呈现出各语言地位发展不一的局面：国内外环境的制约时英语仍是各民族的通用语，并因此成为四大语言源流的共同语；马来语被确立为国语，得到了大力推广，但最终未能成为全民共同语，有名无实；华语和泰米尔语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但迫于英语地位上升的形势，华语和泰米尔语的学习萎缩，母语教育式微。

“由于殖民时期英语的特殊地位，自治后仍是政府与工商机构的主要语言，并且新加坡当时的经济主要依赖其天然港口经营国际转口贸易，所以发展经济就要重视英语”（Ser，1988：3）。英语是新加坡各族平等竞争的语言、现代化的语言、走向国际的语言 （周清海，2002）。新加坡要生存，要发展经济，就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在学校里加强英语教育就成为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的必要措施。作为中立语言，英语不会引发语言地位之争，能帮助各族间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达到消除隔阂、团结各族的目的。以新加坡的实际情况而言，国语只是代表国家意识的语言，是作为国家独立与民族团结的象征，而英语才是建国施政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语言。

1959年大选前夕，人民行动党发表教育政策宣言 《我国青春的泉源》，清楚表明了英语的重要性和作为共同语言的必要性。同时，人民行动党纪念特刊上刊登的 《教育政策问题的国家路线》指出，“在未来一个长时期里，特别是在马来语能负起国语任务之前的过渡时期，英语应继续在本国文化和科学进步上，特别是有关马来人文化发展上，担任重要角色”（吴元华，2008：203）。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后，在教育政策上保持自主权。同年，行动党政府发表 《林溪茂报告书》，要求加强马来语的学习与应用，但仍然强调为了新加坡的利益而学好英语的重要性。“为了在母语学校教育中突出英语作为第二语文的重要性，从1963年开始第二语文成绩在考试成绩记分时加倍记分。”（郭振羽，1983：148）随着政策的出台和实际使用度的提高，英语成为通用语和共同语，逐渐在新加坡人中普及。

1956年根据 《各党派报告书》，政府发布了 《教育政策白皮书》，规定小学实行双语教育，向各语言源流提供资助，统一课程和学制等。这份报告书对后来行动党政府的语言和教育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关于平等对待各语言源流、让学生接受双语、母语教育和混合学校的建议。因此1956年被认为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诞生之年。

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由于以加入马来亚联邦为目标，对双语教育中共同语的确定犹豫不决：一方面希望马来语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共同语；另一方面又要考虑英语在社会各方面拥有的地位和作用。最终现实情况决定了双语教育中英语为共同语，政府在所有学校开展第二语言的教育，着重强调英语的重要性。这段时期虽然有些中学进行马来语教学，但主要实行英语和母语的双语制。在英语学校开设第二语言，英语为主，母语为辅；在其他语言源流学校开设英语，母语为主，英语为辅。

1960年政府开创性地在两所政府中学实行华校和英校混合制度。两所学校共享设备，除了上课教学媒介语不同外，其他活动混合在一起。“混合学校创立以来发展迅速，由1960年的4所发展到1963年24所、1967年84所、1968年105所、1971年100多所。”（Shepherd，2005：64）这个制度是为了通过教育打破不同语言源流学校间的隔阂，将共同效忠新加坡的观念灌输给学生，使这些学校的学生能掌握至少两种语言。但这个制度在当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除了设备利用分配和语言障碍的问题，形式上的混合不能解决教育内容上的差异。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成立了教育咨询委员会，负责监督审查教育政策。该委员会批准了当时的双语制和三语制，强调了英语教学的重要性。1966年由于双语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新加坡开始在小学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教育政策，规定所有学生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非英语源流小学数学课和科学课都用英语讲授。其他措施还包括升学考试中重视第二语言，增加第二语言教学的科目和时间，开展讲学校语活动和提高入学资格中对双语的最低要求 （黄明，2008：127）。这些措施使学生从意识到行动重视第二语言的学习，为培养双语人才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双语政策虽然要求学生关注母语，但主要还是强调英语教育。1969年，强制性双语教育扩展到中学，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源流学校中学的工艺课用英语讲授；英语源流学校的公民课则用学生的母语讲授。

3.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后，新加坡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快速发展，英语第一语言的地位完全确立，新加坡政府加强全国双语教育制度的实施，采用教育分流制。在总体上，除英校外的其他三种语言源流学校从以 “母语为主、英语为辅”的双语教育过渡到全国都以 “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1987年后双语教育政策的导向都是 “极力突出英语、适度保留母语” （黄明， 2008：157）。

行动党教育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统一四大语言源流的教育体制。英语实际上已成为新加坡主要的交流媒介和新加坡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必要工具，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母语为第一语言学校就读的学生英语水平较弱并且就读人数急剧下降。数据显示，儿童进入英语初级学校的比率由1959年的47％上升到1979年的91％ （Wong，1988）。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逐步统一教育制度和双语教育、统一学校课程与考试、创立混合学校的同时，政府又把高等院校的教学媒介语统一为英语。60年代末完成了南洋大学的改组，1975年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从华语改为英语，学校内部的一切行政来往文件也都改用英语。1979年3月，吴庆瑞在提交内阁的教育报告书中，主张建立英语的显著地位，而降低各族母语 （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的教育水平，此提案于1980年开始实施 （郝洪梅、高伟浓，2004）。1980年，南大和新大正式合并，完全融入新大的英语教育 （陈金燕，2006：32）。

1983年底，新加坡教育部宣布从1984年1月起华族中小学生逐渐转入统一教育源流，到1987年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1987年，新加坡的中小学制订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全部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自此新加坡最终将四大语言源流的教育汇集起来，形成统一的教育体制，所有学校也就成为以英语为第一教学用语，以母语为第二教学用语的统一的 “国民型”学校 （袁锐锷、李阳琇，2009）。随后，政府开始分阶段将非英语源流的学生转入英校，逐渐统一四种语言源流的教育。

政府在不断重申其双语政策的同时，更强调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重要性。据调查，“以英语为家庭主要用语的小学一年级新生人数从1988年的20％增加到1994年的36％，再到1999年的40％、2004年的50％”（谢泽文， 2006：25）。到1976年，已经没有家长送孩子上以马来语为教学语言的小学，到1982年用泰米尔语授课的小学也招不到学生了，而到1987年，新加坡全国仅剩4所教授两种第一语言的学校了 （Pakir，1991）。

自从双语教育在全国确立下来，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扶持各类学校加强第二语言的教育，采取的措施包括：（1）升学考试中重视第二语言，如1963年第二语言考试成绩加倍计分，1981年英语学校的华族学生进入大学时必须考华语为第二语文。（2）增加第二语言教学的科目和时间。“1972年，教育部通令各小学增加第二语文的教学时间，教学时间最少要占到每周总学时的百分比为：1972年15％、1973年25％、1974年33.3％、1975年40％”（王学风，2003：53）。（3）从1982年起各中小学及初级学院将在每年8月间开展讲学校语活动，学校语就是英语和母语，以提高学生双语表达能力。（4）“提高入学资格中对双语的最低要求。”（黄明，2008：127）

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总结双语教育的成果，于1979年发布了《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表明双语教育的效果非常不理想，缺乏有利的双语环境，学生的双语学习负担较重。该报告提出了有关建立分流制度的建议，以解决辍学率过高的问题。双语教育分流制度包括小三分流、小六分流和中四分流。分流突显了英语的重要性。改革的目的主要是根据不同智慧学童的学习能力和兴趣来施行双语教育，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尽量减少教育浪费，培养经济所需的人力技能。“在分流制度下，约80％的小学毕业生能升入中学，其余学术科目能力最弱的20％学生，将进入职业专科学校，学习一技之长。”（谢泽文，2006：2）

为符合新经济形势，1991年政府发表了 《改革小学教育》的报告书，对教育系统，尤其是基础教育进行改革。双语分流制也改革为小四分流，小六分流和中四分流，从课程设置中课时和升学要求来看，明显偏向英语教育。

4.英语教育现状和双语教育分流制度

在新加坡，教育是获得国家凝聚力和经济成就的主要方式。当双语教育成为新加坡教育的主要模式后，有关语言教学的各类讨论从未间断，包括如何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如何提供更公平的语言环境、怎样看待新加坡英语以及如何解决英语强势地位导致的母语水平较低等等。虽然学者对 “标准英语”的解释仍存在分歧，但英语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同。1980年政府设立了新加坡课程发展协会 （CDIS），1991年在结合当地情况和需要进行的课程回顾后引入了中小学英语语言大纲，总的来说，英语教学的本土化仍在萌芽时期 （Man－Fat，2005）。

（1）讲标准英语运动

新加坡语言政策成功的一个标志是英语逐渐成为最广泛家庭用语的趋势（Pakir，1999）。英语这一外来语在引入新加坡并为新加坡人使用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在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新加坡的英语，区别于英国英语。“新加坡英语”，主要指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的口语化英语，是英语与其他方言长期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地方英语变体，明显带有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的痕迹 （Hornberger＆Vaish，2009）。各种民族的语言都对新加坡英语的形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对新加坡英语的发音及句法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华语方言 （福建方言、广东方言、潮州方言及海南方言），其次是马来语和印度语 （袁彩虹，2000）。

新加坡英语一直呈蔓延趋势。一般来说，会讲标准英语的人基本上都会讲新加坡英语，但会讲新加坡英语的人不一定会讲标准英语。尽管新加坡公众以及某些语言学家常常认为这种英语是新加坡的特色，应该承认它的存在并允许其继续发展，但是政府对于这一地方化的语言的广泛传播却极为关注。政府担心这种极具新加坡特色英语的广泛使用会使新加坡人的英语标准下降，可能导致新加坡人与其他国家说英语者间的交流障碍。李光耀曾提出，“不能让新加坡英语泛滥成灾，新加坡英语是一种语言障碍，一定不能让这个语言障碍阻碍新加坡人与外界沟通”（Rappa＆Wee，2006：94）。

因此政府于200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年一度的大规模 “讲标准英语运动”，由国家领导人为首大力宣传。每次活动规模宏大，共计一百多项内容，包括报告会、短剧表演、英语周活动、英语讨论和竞赛、英语节目和专栏以及教师培训等。此外，教育部还通过“鼓励使用标准英语委员会”，改进了英语教学和师生使用英语的标准，修改了英语教学大纲，为教师提供专业培训 （刘汝山、鲁艳芳，2003）。这项运动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使他们越来越多的使用标准英语，广泛地普及了标准英语的知识。2003年有关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550名新加坡人中，97％的人认为讲标准英语运动应该继续开展下去 （胡光明，2004）。各类英语学习和研究组织也经常举办会议和活动讨论标准英语，如2011年9月新加坡英语语言协会 （ELIS）举办第一次大会，其中一个重要讲座的议题就是 “标准的英语，英语的标准”。

为了栽培优秀的双语人才，教育部最新成立了新加坡英语学院，为英语教师和用英语授课的教师提供在职培训；设立了英语创意基金，鼓励各校构想出能加强校内学习风气的项目；在2009年5所小学推行的 “语言教学协导员计划”取得良好回馈的基础上吸收更多小学加入。

（2）双语教育分流制度

教育分流是指将某一年龄组的学生通过测试分到不同等级的学校或班级以最大限度地因材施教。“新加坡的教育分流确保个人受教育权利，并达到节约资源、选拔精英、因材施教和满足各层次人才需求的目的” （王学风， 2003：51）。新加坡的教育 “以必须有助于建立具有凝聚力的多元种族社会和必须成为有效开发人力资源的手段为宗旨”（王学风，2003：33）。因此其教育分流制度是从小学到中学，通过不断地分流，让学生接受不同类型的语言教育，挖掘学生潜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各类合格的人力资源。新加坡的学制为：小学教育7年 （包括学前1年教育、4年基础教育和2年定向教育），中学四年至五年 （由所读课程决定），中学后教育 （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教育，学制由学院类型决定）和大学教育。

1977年，针对当时教育资源严重浪费、学生达不到教育标准的情况，新加坡教育部决定根据学生学习能力、态度和兴趣差异设置不同课程。通过实践教学和研究，1978年8月成立了教研小组，1979发表了 《1979年教育部报告》，对教育分流制度进行了解释，1980年到1981年分流制便开始在小学和中学进行推广，称为小三分流、小六分流和中四分流。具体的分流方法如下：（1）小学3年级末按综合成绩分到三种班级：单语班、正常双语班和延长双语班。两年不及格的学生分到单语班，学习一年后参加小学能力考试，通过后再分到正常双语班。未通过分流考试但两年及格的学生分到延长双语班学习，正常双语班学制三年而其他两种班级学制五年。（2）小学毕业后按会考成绩在中学阶段进行第二次分流，分流后学习不同的课程：特别课程、快速课程和普通课程。（3）中学结束后根据新加坡普通教育证书考试第三次分流：直接投入工作、就读职业学院或升入大学预科。

1990年政府成立委员会考察了德国和日本的基础教育后，结合新加坡自身特点，于1991年发表了 《改革小学教育》报告书，对新加坡基础教育提出改革：明确了小学7年三个阶段的教育，将小学分流的时间推迟到4年级末，修改了课程分布时间 （4年基础阶段中英语、数学、母语和道德质量等其他课程的时间百分比分别为33％、20％、27％和20％）（王学风，2003：38）。新的教育分流制度更加符合学生智慧发展，包括三次教育分流：小学4年级末的第一次分流，小学离校后第二次分流和中学毕业后的第三次分流，每次分流后若通过学习还有机会改变语言流。

第一次分流。学前教育招收5岁儿童，主要帮助儿童掌握英语和母语的技能，为正式教育做准备。儿童6岁时开始4年的基础教育，3年级结束时学校通过对学生的初步评价，与家长沟通，提出建议。4年级时学生的身体和智慧发展比3年级时成熟，有利于更合理科学的评价，因此4年级结束时进行正式的分流，通过校级统考，测试英语、母语和数学，根据分数进行分流，然后进入定向阶段学习。在第一语言流 （EM1），英语和母语都作为第一语言学习；在第二语言流 （EM2），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在第三语言流 （EM3），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学习，母语只要求熟练地口语，其他课程也仅教授基础水平内容。在定向阶段，学生可根据期中和期末的成绩升降转换语言流，第二、三语言流成绩好的可以经校长审查批准后进入上一层语言流学习，成绩不好的则会降到下一层语言流学习，主要取决于英语、母语、数学和科学的成绩 （丁佳，1999）。2007到2008年，随着华语小学课程的改革，新加坡初等教育用以学科为基础的划分标准代替以往第三语言流的分流模式，对学生华语要求降低，采用模块教学，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在普通或者是基础水平修读不同科目，还能选择是否修读高级华语，确保在满足学生达到最基础的听说能力后可根据自己能力和兴趣学习华语。2010年小学教育开始启用新的教学大纲，更突出了因材施教的特点 （田爽，2011）。

第二次分流。小学6年级末，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国家统一小学离校会考，以考查学生能力适合学习哪种课程。根据考试成绩，结合在定向阶段对学生进一步的考察和评价，进行第二次分流。分流后学生分别学习三种不同的课程：（1）特别课程。4年制，英语和母语同为第一语言学习，结束后学生必须通过GCE“O”级水平考试。（2）快速课程。4年制，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结束后学生也须通过GCE“O”级水平考试。（3）普通课程。4～5年学制，分为学术性课程和工艺性课程，4年结束后学生须通过GCE“N”级水平考试，有能力的学生通过考试后可以再进行一年学习后参加GCE“O”级水平考试。大部分中学都开设了快速课程和普通课程，另有9所开办特别课程和快速课程，有13所只开办快速课程 （王学风，2003）。

第三次分流。中学生毕业通过相关考试后或直接就业，或进入不同机构组成的中学后教育。中学后教育是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的一个过渡期，相当于我国的高中，包括以下三类教育机构：（1）初级学院，招收学习能力强的初中毕业生，属于大学预科教育；（2）理工学院和技术学院，学制3年，少部分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大学，其他学生直接就业；（3）工艺教育学院的职业技术训练，为GCE“N”级水平的中学生提供广泛的全日制课程、商科实习以及技术训练课程，为学生未来就业奠定基础。同时，新加坡创造了良好的双语学习应用环境。学校的公共活动场所都有双语标记，学生随时随地都可接受双语信息。新加坡的社会也处处体现一种浓厚的双语氛围，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使用4种官方语言，也为新加坡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双语环境。

新加坡经历了双语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英语优势地位的形成、华语推广以代替方言、华校没落而采取 “特别辅导计划”和普及标准英语等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形成了现在根据语言和综合能力进行分流教育、英语为主、母语为辅、推广汉语学习的双语教育模式，整个双语教育所体现的是各个民族向英语的过渡和单一保存基本母语的情形 （黄明，2011）。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是在不断完善和调整中逐渐形成的，是新加坡政府将本国教育与本国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结果，有利于因材施教、培养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解决多语言社会面临的教育难题，使新加坡在教育水平、社会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上都得到了巨大提高。据黄明2006年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发现，语言使用方面最常讲英语的人数持续快速上升、最常讲华语的人数快速上升后又开始下降、最常讲方言的人数几乎消失；英汉平行双语者人数比率稳步上升；大多数学生的语言态度是偏向英语；新加坡最常用语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以英语和华语为主 （黄明，2008：199）。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符合了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是成功的。

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双语教育政策，权威的政策执行制度，高素质的政策执行主体和充裕的执行资源确保了双语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 （曹慧容、徐明、王兵，2009）。而双语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民族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民族性体现为符合多民族聚居的国情、提供共同语、传承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经济性体现为与国际接轨、就业机会的创造和教育领先（王丽，2010）。新加坡成功的双语教育也成为众多学者在语言教育理论和语言计划理论方面研究的案例 （Dixon，2005）。

5.华语的发展和华语教育现状

自早期中国东南地区很多人移民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华人数量持续上升，最终成为新加坡人数最多的民族。而华人一直重视自己的语言发展和文化教育。殖民时期在政府的打压下华语教育艰难生存，二战后华校争取其发展，反抗殖民统治。自治后华人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方针政策，力图提高华语的地位。受客观情况的限制，虽华人希望华语为国语和通用语，却不得不接受英语为共同语。随着英语第一语言地位的确立，华校没落，华语教育水平下降，华人读写能力远不如听说能力，华族文化的传承也受巨大影响。因此提高各民族的母语水平、加强对母语教育的重视是新加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21世纪，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华语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加坡的华语发展也呈上升趋势，华语已成为新加坡人重要的第二语言。

（1）殖民统治时期的华语教育

新加坡华语的发展是与英语的发展同步的，在英语强势地位的逐渐形成过程中，受客观因素的制约，经历了艰难的发展历程。殖民时期，华人与政府不断斗争以争取华语教育的权利。自治后华语获得官方语言地位，但由于英语已经为实际通用语和新加坡的马来亚属性，无法成为国语或共同语，华语教育也在英语快速普及下渐渐没落。20世纪70年代，除特选学校外，华语为第一语言的学校都关闭了，华语逐渐仅作为一门语言学科和双语教育中的母语开展教学；同时，一年一度的 “讲华语运动”使汉语普通话逐渐代替方言，成为华人家庭用语；进入新世纪后，针对华语学生兴趣不高、水平低下的情况，华语小学课程进行了改革，华语的实用价值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提升，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华语。这段时期，新加坡各种族内部主要使用本族语进行交流，情况较为复杂，方言杂陈，仅华族内部就因籍贯不同出现了福建方言、潮州方言、广州方言和海南方言等等。各个种族的族群意识很强，和他族没有较深入的联系，能说他族语言的人很少，甚至种族内部也因方言差异形成多个自成一国的小团体。各族都有自己的学校，使用母语进行教学，报纸也是使用母语发行，只有少部分人懂得英语。各种族主要依靠本身力量办校，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性质和殖民政府 “英化”新加坡的政策，这些母语学校只能自生自灭、处处受到当局的排斥与歧视。如1932年殖民地政府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不应该为华校提供任何资金，也不鼓励华族增建华校，应尽力促使华语教育转向英语教育 （Loh，1975：131）。

这样，整个新加坡就形成了社会语言的两大层面：上层是英语，下层是不同种族的语言和方言，依靠民间力量兴办的不同语言源流的学校和以不同语言发行的报纸刊物并见，教育语言、传媒语言和行政语言不统一，种族间交流甚少，隔阂较深。

二战后，全世界掀起反殖民统治的运动浪潮，在这种运动浪潮中，重申各族的语言与文化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新加坡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拥护者一方面积极兴办学校，一方面抗议殖民政府歧视打压各族母语教育的行为和以英语取代母语进行教育的奴化政策。这期间，由于华族人数最多，华人普遍担心华语教育和文化会因此消亡，因此华族的抗争成为了反殖民斗争的核心，争取华语的地位、华族教育的发展和华人的权益成为焦点。

1948年殖民政府出台 《十年教育计划》，提出所有学校要教授英语，小学将以英语为媒介兼授母语或以母语为媒介兼授英语等。但这项计划并没有给各母语学校应有的支持，未贯彻实施其中有利于母语学校发展的部分，最终演变成吸引各母语学校学生转入英语学校，特别是吸引华族学生到英语学校就读的指令，成为后来多次暴力事件冲突的导火索。《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规定警察总监或政务部长只要以 “为良好秩序和公众安全计”为理由就可封闭华族学校。1953年殖民地政府以增加津贴为条件实行双语教育，要求华语学校用英语教授其他科目的时间至少占到小学教学总时数的1／3、初中的1／2、高中的2／3，最终突出英语教育，限制华语教育。1954殖民政府推出《1954年学校注册 （修正）法案》，规定政府高于一切，注册官员可取消学校注册的权利，进一步打压母语学校。同时殖民政府实行的 “国民学校”计划也威胁到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的教育。除此之外，1955年举行新立法议院选举时，殖民政府公布 《1955年新加坡殖民地赦令》，其中规定具有相当英语水平的人能够直接参加立法议院辩论，立法议院的官方语言为英语，这样的规定导致大部分人被排除在议院选举之外 （吴元华，2008：33－117）。

为应对这种对华语教育严重不利、歧视华人的局势，1955年新加坡华人社团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华语教育面临的问题，并通过五项决议，要求政府制定合理教育政策、资助华校、注重母语教育、要求平等待遇及六年免费教育，这些成为华族争取华语教育的基本原则，其主张也不断地通过请愿和报纸社论告知世人。

（2）新加坡自治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华语教育

1959年，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得益于其支持华语教育、反对殖民政府打压华校的态度得到了华族的支持。华族一直希望提升华语的地位，突出华语的重要性。但行动党执政后宣布四种语言同为官方语言，马来语为国语，并仍保留英语作为通用语，这引起华人的不满和抗议。另外，1962年正式实施的华语中学改制导致巨大争议，甚至引起中学生发动罢考风波，使行动党和华人间的分歧愈加明显。华语中学的改制，将原本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三三制改为四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四二制，改制的目的是使华语学校和英语学校在同样的时间内达到同样的水平。这次改制在学生接受教育、华语学校教育体制及华语文化传统等方面引起了巨大争议。1965年10月，华人社团领袖向政府提出正式列明华语为官方语言，在宪法上明确华语地位并确实使华语获得官方的广泛应用。政府对此发表申明，重申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都是同等地位的官方语文，不能因为人数的原因而改变。紧接着，李光耀会见部分商会代表，解释英语使用的必要性和将华语作为官方广泛用语的后果。通过沟通和交流，华社逐渐接受政府的语言政策 （吴元华，2008：128）。这段时期，华语学校数量和新生入学人数逐渐减少。1960至1965年期间，华语学校学生人数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平均年下降率由1959年以前的0.8％，变为1960年以后的近2％，华语学校每年连续大量减少的学生人数当然是流向英语学校和混合学校 （黄明，2008：104）。这一方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从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华校一直遭受打压；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改变而形成新加坡独特的经济模式，精通英语者更能获得较高的职位和收入，而华语并非高尚职业者和高收入者的语言。虽然采用双语制，华语学校也教授英语，但学生的英语水平比不上英语学校学生，同时华语学校没能根据环境改变进行改革，这使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到英校或混合学校读书，导致生源流失。

（3）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华语教育

随着双语制的实施，从小学到大学一整套的华语教育体系融入到英语教育中，华语逐渐成为学校里一门语言学科。到20世纪70年代末，所有华语和马来语为第一语言的学校都关闭了 （Kirkpatrick，2007）。1979年由于双语教育效果不理想，教育部进行了针对性调查，结果显示经常在家讲英语或华语的学生在英校或华校的双语考试成绩都比较好，只讲汉语方言的学生考试成绩最差 （黄明，2008：134）。这说明方言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英语和华语的学习。因此，政府于1979年发起了全国性的 “讲华语运动”，采用宣传教育和行政措施的方式，旨在用汉语普通话来取代新加坡国内的各种汉语方言，推动汉语普通话成为华族家庭和小区的共同语。这项运动前期是推广标准华语代替方言进行交流，后期目标则是在华族共同语的基础上认识华族文化（黄明，2007）。新加坡统计局于2000年12月1日发表的 《2000新加坡人口普查》证实，华语已经渐渐取代方言成为华族的家庭用语，从1990年的30％增加到2000年的45％，而说方言者则从50％降为31％。总的而言，“讲华语活动”成功地使华人的语言模式从方言转变为汉语普通话 （Bokhorst－Henga＆Weeb，2007）。从1984年开始，政府促成了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3份华语报纸的形成，与专门的小学生华语报及华语周刊一起，为华人提高华语阅读能力和华族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推进 “讲华语运动”的同时，政府也支持各种民间社团和学校的华族文化活动。

除了普及说华语的运动外，政府推行简体汉字。因为新加坡华语教学一直使用的是繁体字，1969年，由新加坡教育部向社会颁布了由498个简体字的 《简体字表》，又于1974年颁布了含有2287个简体字的 《简化字总表》。随后，在1976年对 《简化字总表》进行了修订，使新加坡华语简体字与中国的简化字完全接轨，完成对华语书面语由繁入简的过程。

面对华语学校的没落，为了防止华语教育优良传统的消失，也为了民众意识到母语传统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新加坡政府于1978年实行了 “特别辅助计划”，挑选了9所优秀的华语中学，配以最好的资源，通过降低修读华语的标准、降低招生标准、实行特别语言计划等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实现将华语和英语并重，两种语言都作为第一语言，培养华英双语皆通的华族学生。1999年新加坡增设南华中学为第10所特选中学。特选小学开办的时间相对较晚，也没有特选中学影响深远，开办之初只有4所特选小学，1990年发展到10所，后来为15所。初级学院中有两所被列为发展华语的重点学院 （范维薇，2004：30）。除此之外，2004年9月，教育部决定在几所特选中学推出双文化课程，目的是培养既了解中国又能同西方联系的精英，特选学校也就成为保存华语教育和文化的主要阵地。

（4）华语教育现状

在现行的新加坡教育体制中，华语只是新加坡各种母语中的一种，是一门比较重要的语言学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中学，华人学生都需要学习不同程度的华语。在教育分流制度下，华人学生根据其能力进行不同层次的华语教育，只有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同时学习高级英语和高级华语。

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具而不是纽带，希望英语主要体现实用主义功能而不是情感维系功能 （Pakir，1999），因此政府一直强调母语的教育和传承。但在英语强势地位形成过程中，由于英语能力的高低更能体现社会地位和个人教育素质，华语作为单科进行教学，实际用途有限且经济价值没有英语高，学生对华语的学习兴趣不高，学生的华语水平远远达不到英语水平。相对于英语应用能力，学生华语听说能力还行，但读写能力不断弱化。据2005年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华人只有47.2％在家说华语 （David，Cavallaro＆Coluz-zi，2009）。很多自称懂得华语的华人未必真正掌握了华语书写与阅读的能力。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小学的华语课程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修订一次。从9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认为要改进华语教学，仅靠修订课程内容和改进教学法是不够的，还需综合考虑如学生的语言环境、考试制度、师资的培训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等问题，因此每次修订前先由高层的政治领袖领导一个委员会，针对华语教学的问题进行全面检讨并发表报告书，教育部再根据报告书的有关建议修订课程标准、实施各项改革措施。1992年、1999年和2004年分别发布了3份报告书，主要内容包括：（1）影响华语教育的因素主要为语言环境、全球化对华语的实用价值的影响、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学生的语言态度；（2）明确了华语教学的目标，对华语课程和考试模式内容进行改革，贯彻 “因材施教，量身定制”的精神； （3）改进教材使其更多样、灵活，改进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谢泽文，2006：22）。

2004年以前，小学基础阶段统一学习华语，到了定向阶段根据华语能力和兴趣选择学习一般华语、高级华语或基础华语。高级华语与一般华语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包括更多的汉字和短语。2004年2月，教育部组成华语课程和教学法检查委员会，对学校的华语教学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委员会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找到能使学生课后继续阅读和使用华语的教学方法。调查显示，说华语的家庭随孩子成长逐渐转为说英语，来自英语家庭的学生大多觉得华语很困难，没有良好的语言环境来促使双语同等发展。根据调查结果，委员会认为应该按语言自然发展的模式来改进华语教学，即首先培养学生说的能力。因此，委员会提出了在小学基础阶段实行模块教学。这次改革首先在25所学校试行，根据回馈和效果于2007年开始在所有学校推广。模块教学由几个华语学习模块组成：“过渡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听说技能，为核心模块中的单词识别准备；“核心模块”仍集中学生听说技能的发展，也同时教授单词识别技能、阅读技能和写作技能，适合大多学生；“补充模块”是 “核心模块”的延续，强调阅读能力的提高；“学校课程”则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和学习需要灵活制订。学校可在两种模式中任选其一。一种是无华语基础的学生一二年级学习 “过渡模块”，然后继续学习 “核心模块”，其他学生一开始学习 “核心模块”，然后是学校自定课程，有兴趣和能力的可在 “核心模块”之后继续学习 “补充模块”。另一种模式是让学生统一学习 “核心模块”，在合适时间再让选择 “过渡模块”或 “补充模块”的学生另外成组学习。[1]

这次课程改革被认为是三次修订中最大的一次，强调了华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尽管不少华人认为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华语的标准，会直接导致华人华语水平的下降，但改革后的课程考虑了学生学习华语的难度和兴趣，强调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华语课程的变化也使小四分流失去了其 “分流”的卷标，为各个语言水平的学生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和更灵活的语言教学，使学生有更公平的机会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学习。

2010年，小学升学考试中母语所占比重将下降的言论引起新加坡社会的各种争议和对母语教育困境的担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教育部长黄永宏召开联合记者会，表明政府无意降低母语的社会地位，母语教育是新加坡教育制度的重要特色，政府只有长期维持一贯的政策，才能够达到所预期的目标。这种正面响应有利于巩固母语教育的社会地位，而公众的强烈反应也是母语教育政策长期成功、民众重视自己母语的证明。[2]同年，政府设立了 “母语教育检讨委员会会”，2011年1月公布了检讨报告，对母语教育实施改革。其中提出调整教学方法、重点改变考试方式、配合教学侧重考学生的应用能力、鼓励学生活学活用母语等措施。报告中还提到新加坡教育部将在未来5年内，为学校和推广母语学习委员会拨款4500万元，打造利于学习和使用母语的环境。此外，教育部将检讨目前幼儿园和托儿所的课程指导原则，并且配合新一轮的华语教改，在接下来的5年，增聘500名母语教师，加强母语教学。[3]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在普及英语的同时也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和传承母语文化的必要性，其政策与行动党执政之初提出的平等对待四种语言、实行双语教育是基本上一致的，也是将来语言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新加坡呈现出先向英语然后向汉语普通话发展的语言变迁 （Ang，1998）。华语在全球范围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在新加坡的主要功能除了传承文化外，也开始体现其经济价值。学好华语成为新加坡人提高自身能力和竞争力的一个方面，新加坡人学习华语的热情高涨，各类汉语普通话培训和华语文化介绍受到许多新加坡人的欢迎。

经历了一百多年殖民统治，1965年才成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却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这种经济上的成功与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密切相关。作为一个领土面积小，多种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国家，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认同是贯穿新加坡历史的重大而具决定性的问题。在过去50年，新加坡经历了四种官方语言的确立、英语共同语的形成、双语教育体制的出现和确立、英语优势地位的形成、华语推广以代替方言、华校没落而采取 “特别辅导计划”和普及标准英语等不同时期的语言发展变化。其语言政策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而调整的，是考虑到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各种文化而制定的。新加坡把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共同作为官方语言，平等地对待了各个民族，尊重了各民族文化和教育，因为英语是国家共同语和与外界交流的媒介，作为第一语言起到团结各族人民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马来语作为国语，具有认同周围马来世界的象征意义，是马来族内的交际语言和马来族与印度族间的通用语言；华语是占新加坡人口最多的、华族认同的、跨方言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是代表印度族的语言。同时，新加坡的精英教育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实行双语教育分流制度，以学生能力和兴趣为出发点，通过三次分流，既保证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又因材施教，为各行业各层次提供人力资源。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新加坡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而最终对不同语言源流教育的决策又帮助新加坡人建立了国家意识、提高了全民素质，形成精英教育，建立了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

[1] Modular Curriculum for Chinese Language in Primary Schools.Institute of Policy Development，Re-search Unit.

[2] 《联合早报》（新加坡），2010年5月13日。

[3] 《联合早报》（新加坡），2011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