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醉心两党制到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早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一些维新派人士就已很热心地介绍西方政党制度，为之向往。

1907年5月《新民丛报》发表的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说：“今者中国之存亡，一系于政党之发生与否，是政党问题者，实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该文对两党制给予很高评价：“激烈派对于社会一切之事务，主去敝生新，用猛烈之手段，以达其急进之目的；温和派对于社会一切之事物，主因势利导，用稳当之手段，以达其渐进之目的。此二派者，貌似相反，而实相成。使一国之中，无激烈派而仅有温和派，则事物之进步必流于缓慢；又使一国之中，无温和派而仅有激烈派，则事物之秩序必即于紊乱，故曰相成也。”

同年10月创刊的《政论》第1期发表的蒋智由《政党论》强调：“政党者，少数贤者政治也。”“政党者，立于国家与人民两方之间，于一方顾及国家，而于一方又顾及人民，常能为国家人民定平正之衡者也。”第3期发表的马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说：“国家恒采取大政党所主张，为国民最大多数所同欲，而与国利民福最相近者以施政。夫是之谓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

他们视立宪政治为国会政治，又视国会政治为政党政治，所以以政党为国会政治及立宪政治的根本。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政党政治视为“少数贤者政治”，是否真是“贤者”，要看政党实际构成，但坦承政党政治仍是“少数”人的政治，却道出了政党政治的本质。

这一时期，热心宣传并积极组织政党者，多为立宪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政党，基本上就是议会党。革命党人对于这类政党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革命党人致力于发动暴力革命，其组织立足于下层社会，且主要进行秘密活动，带有浓厚的秘密社会色彩，和主要以议会为活动舞台的政党自然格格不入。章太炎1911年10月下旬发表的《诛政党》便认为：“欧、美政党，贪婪竞进，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自及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非妄则夸也。”（参见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辛亥革命后，在规划建立共和制度时，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已有条件仿行西方的多党制，特别是两党制。孙中山1912年9月4日在北京演讲中就说：“世界最完全政党之国，一为英国，一为美国。英国有两党，一自由党，一保守党。……美国两党，一为共和党，一为民权党。……民国初成，吾愿……以英、美先进国之模范。”（《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1页）

是时，全国社团、政党如春草怒生。据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一书统计，当时新兴团体共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治性质的党会团体有312个，提出政纲的有35个，目的在维护共和政体者66个，促进地方利益地方政治者44个，属于议员俱乐部性质者11个（见《民国初年的政党》，第35页）。

不久前还激烈抨击政党的章太炎，这时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就是说，暴力革命已经成功，秘密结社式的革命党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该建立新的政党了。他本人就组建了一个统一党。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宋教仁为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更忙不迭地将同盟会与其他许多党团组建成一个庞大的国民党。原立宪派和许多旧官僚，这时也赶紧联合起来，组建了共和党、民主党，以便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

1913年3月，孙中山仍说：“横览全球，无论为民主共和国，为君主立宪国，莫不有政党。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页）

1913年5月，孙中山又说：“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轮流互易，国家之进步无穷，国民之幸福亦无穷焉。”（《国民月刊出世辞》，《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64页）

但是，政党的组织极为纷乱与庞杂，彼此之间分分合合，政治主张朝三暮四，政客们肆无忌惮地借助政党牟取私利，欺骗和玩弄民众，当权者对于政党明目张胆地加以操纵和利用。它们正如当时评论所说：“今日之所谓政党……盖不过一二野心家借政党名目，以为争权夺利之具也。”（王灿：《党论》，《谠报》1913年第3期）这一局面，使人们对政党政治很快严重失望，对中国是否已具备条件建立现代政党政治制度产生严重怀疑。一度参与组建统一党与共和党的章太炎，便痛切感到：“默观近状，乃知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若者稳健，若者暴乱，徒有议论形式之殊，及其偕在议院，胡越同舟，无非以善腾口舌为名高，妄扩院权为奉职，奔走运动为真才，斯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长此以往，游民愈多，国是愈坏。”（《与黎元洪论政党电》，1912年9月1日《大共和日报》）

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日本的孙中山舍弃原先的同盟会与国民党，恢复采用秘密会社式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他在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说：“本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这是因为同盟会、国民党“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致使“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以此，孙中山坚持：“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93页）孙中山的这番总结，极其值得重视，它表明，孙中山从这些年亲身经历中深切认识到，议会式的政党在中国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并最易为政客所利用的政治奢侈品。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在原革命党内部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在其后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也没能发挥孙中山所期望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如何建党的问题上，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孙中山对苏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8页）张继在与马林会谈时表示“赞成中国实行一党专政”（《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这正是孙中山的态度。孙中山接受苏俄帮助，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便是这一全新思路的结果。

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南京，以国民党主导建立的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合关系。这时的国民党，正是依靠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商人运动，和广大草根民众密切联系，从而使国民党自身成为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这时的“以党治国”便具有很广大的群众基础。随后，国民党转向反共，便丧失了这一群众基础，并站到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国民党这时仍坚持一党专政。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案》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国民党这时所确立的“以党治国”和“一党专政”体制，已经成为一个远离人民大众的特殊利益集团凌驾于广大人民之上的独裁体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其他各党派合作抗日，但国民党仍未放弃它敌视中国共产党、敌视人民大众的一党专政体制。蒋介石1943年3月在他精心制作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便直言不讳地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称“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说“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在论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时，他更毫不讳言地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完全不承认中国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全体中国人民，这就使蒋介石抗战中所坚持的一党独裁，抗战后继续坚持的一党独裁，使国民党走向脱离民众，敌视民众。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会议”，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此次大会又称“制宪国大”。12月15日，经大会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元月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实行，它标志国民党执政已从“训政”转到“宪政”。但是，这只是给国民党敌视人民的“以党治国”及蒋介石敌视人民的“一党专政”披上一件合法性外衣。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党与蒋介石便连这一外衣也不要了，他们让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1948年4月18日通过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作为临时宪法修正案，优先于宪法条款而于同年5月10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设置动员戡乱机构、调整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订颁办法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等，此外，还规定总统副总统连选连任不受宪法连任一次的限制。

众所周知，国民党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粉墨登场的这个以反人民为主要职责的“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的“宪政”，并没有能够挽救它在中国大陆完全失败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深受苏俄建党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深刻认识到，仅凭中国共产党一党单打独斗，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除去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到各阶层群众中，使自己深深扎根于群众，成为广大草根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成为下层民众坚强的组织者、领导者之外，还通过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推动了国民党改组，掀起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领导全民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又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结成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蒋介石陷入全民包围中，夺得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统一战线，其实就是力求实现多党合作。当然，统一战线中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即统一战线由谁主导。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都源于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正是根据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各党派建立了联合政府，新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将近一半领导职务由非共产党人担任。毛泽东为此曾自豪地说：“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65—1466页）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多党合作，受到过来自苏联，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严重怀疑和多次责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苏联模式的强烈影响下，尤其在1957年发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以后，统一战线特别是多党合作受到很大冲击。各民主党派一度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很少提出和中国共产党相异的主张，更难提出反对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行使权力发挥必要的制约和制衡作用，多党合作逐渐流于形式。“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连这种形式也一度被抛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得到恢复，并逐步走向制度化。统一战线作为一大法宝，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事实证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真正的生命力，或统一战线真正的生命力，并非各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见完全一致。那样，其实反而丧失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存在的价值。中国崛起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空前深刻的变动，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原有的众多社会阶层生存状况和利益需求都发生极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有党派都面临一个怎样更全面、更准确了解广大草根民众、广大新的社会精英的问题，一个更普遍、更深入联系广大草根民众、广大新的社会精英的问题。中华民族复兴，给中国共产党真正作为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大量全新的问题，同时，也为党领导国家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