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关系”方法：源流以及主要内涵

第二节　“策略关系”方法：源流以及主要内涵

事实上，在普兰查斯、福柯的理论中，就已经蕴含了“策略关系”方法的萌芽。比如，普兰查斯后期提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论断的关键含义在于：首先，国家形式有一个结构（策略的）选择性，它反映并调整阶级力量的平衡。其次，它强调在国家或国家之外平台上的阶级力量建构，包括（阶级的）自我认同、不同阶级（与阶级相关的）力量的组织和动员，以及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普兰查斯尤其关注国家自身在国家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杂辩证体中是如何塑造阶级的，关注阶级矛盾如何在国家机器内再生出来，并讨论它的各种结构选择性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普兰查斯的关系方法强调国家结构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塑造力量，力量也塑造结构。^[18]正是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的分析和考察中，普兰查斯不断地注意到国家政策惊人的不一致性和含混性，同时又注意到国家的策略组织确保了各种微观政策的冲突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支持资本领导权的普遍政治路线。这就提出了普遍路线是如何出现的问题。普兰查斯认为，它既不能从制度体系的结构选择性作用得到解释，也不能通过国家确立的一致的全球策略的成功运用而得到解释。事实上，尽管国家公开制定和表述的策略和战术需要再生政治阶级统治，但通常的情形则是：最适合的策略往往是通过相互对立策略的互相冲突而事后出现。因此，普兰查斯认为，普遍路线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出现于国家的制度基体以及特殊的策略和战术的冲突中。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普兰查斯诉诸人们所称之为的策略因果关系（strategies causality），依据没有计算主体（calculating subject）的策略计算过程来解释国家政策。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在福柯那里找到。尽管福柯从微观权力的弥散性和无限性出发，但他还是不断强调有必要去考察不同的微观权力是如何被国家投入、重新排列和整合到一个阶级统治的全球策略中。福柯认为统治制度的整体统一必须依据权力关系的策略编码（strategic codification）来解释。当然，福柯也指出，个别或集体主体无法选择或决定微观权力冲突游戏的最终结果，因为，尽管权力的行使都有一系列的目标和对象，但是微观权力冲突的结果却不可理解为源于单一主体的选择或决定。“逻辑非常清楚，目标可以辨认，然而，事实常常是，不曾有谁发明这种逻辑与目标，也不能说有谁制定了它们。”^[19]

不过，尽管普兰查斯、福柯都强调战术、策略和策略计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观点仍停留于隐喻的层面。杰索普则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并在《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中将它展开并确立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主张把国家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生产者和产物来分析”^[20]：作为策略场所，国家系统类似于一个策略选择系统，它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对于某些类型的政治策略更开放，某些力量将比其他力量更容易接近国家权力。国家的实质统一^[21]和国家的活动也只能结合政治策略才能得到理解。作为策略产物，国家当前的策略选择部分的是它过去策略选择模式及其转变时所采用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的聚合性结果（emergent effect）。

具体而言，“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是一个有关社会体化（societaliza-tion）^[22]——意指特定制度秩序的完整分析，即社会语境中的制度^[23]——的理论建构方法。在《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中，杰索普主要处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体化。第一种即国家效应（state effect），主要涉及国家本身；第二种则是有关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化。

第一种社会体化聚焦于广义的国家以及国家自身的扩大再生产，只涉及国家效应而不涉及作为整体的社会。因此，葛兰西从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有效性视角，通过考察“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来分析完整的国家或广义上的国家。^[24]

在《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中，杰索普强调了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的复杂性和冲突性特征，批判了粗俗的工具主义国家观以及把国家视作主体的观点。杰索普指出，国家实际上是一个自身无法行使权力的结构整体，如果缺乏必要的整合以确立明确的制度性边界，国家则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定义。但不论采用哪种定义，考虑到整个资本积累和政治统治再生产中各种国家机构以及国家和非国家机构之间的复杂接合形式是极为根本的。然而，各种国家机构的统一并非事先给定的，而是必须在政治上得到建构。由于在如何确保国家机构的形式和实质的统一上总是存在着问题，特殊的策略计划在限制各部门之间和（或）管理者之间的冲突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25]也是在这里，杰索普引入了国家计划（state project）和领导权计划（hegemonic project）这两个概念。国家计划这一概念表明，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存在并非理所当然，它取决于有助于形成国家效应的结构以及策略要素。由于总是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国家计划，因此国家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凸显的、有倾向性的现象。领导权计划则为国家的相对统一和粘合提供意识形态以及物质基础。^[26]它包含对一个具体的、民族—大众的行动计划的动员，这个行动计划在推进霸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中嵌入了一个普遍利益，并优先照顾与这个计划相协调的特定经济——团体利益。如果缺乏这种领导权计划，国家管理者可能会牺牲普遍的政治职能而围绕狭隘的政治职能来确立国家的统一，或者整个国家机构陷入分崩离析。^[27]

领导权计划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三个关键要素：它的策略定位、它和积累的关系^[28]以及它的结构决定。领导权的结构决定包括嵌入既定国家形式中的结构优先性（包括代表形式、干预形式和国家作为制度整体的接合形式）。它以某些力量及其利益为代价来支持另外的力量和利益。就此而言，它又被称之为“结构选择性”或者杰索普所偏爱的“策略选择性”。“结构选择性”或“策略选择性”对相关政治力量的平衡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和策略在利益和目标的追求中有着不一样的影响力。这取决于国家结构以及各种力量所采用的策略之间的关系。^[29]

这又将我们引导到国家形式的问题上。就这一问题而言，杰索普主要分析了充当资本统治媒介的三个关键向度：政治代表形式、干预形式以及国家作为制度整体的接合形式。首先，政治代表形式塑造了资本利益在既定积累策略中得以接合的方式，通过铭刻于这种形式的策略选择，一些策略以其他策略为代价而得到优先照顾。比如，作为三个典型的代表形式，庇护主义（clientelism）、议会政治（parliamentarism）以及法团主义（corporatism）对资本统治而言显然含义各有不同。庇护主义是这样一种代表形式，其中政治支持被用于交换特定利益，它紧密地和国家的分配或再分配作用（包括特许、合法垄断、国家契约、津贴等等）联系在一起。在庇护主义占支配的地方，它至少对资本主义的利益产生两个不利影响：为满足特定利益，它产生了成本极大的、互相抵消的和相互矛盾的措施；导致国家机构统一性的降低，从而削弱了它的应变能力。^[30]“议会政治”则可以定义为一个建立在公民享有选举权和相关政治权利基础上的代表体系，它通过议员的选举、言论自由、集会等权利的行使来间接参与政策制定。通常来说，由于“议会政治”中政治代议和干预形式的分离，当代议领域力量的平衡发生变化，行政机构能照旧平稳运作，为商业运作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不过，议会政治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原则也有其局限和矛盾。它可能受到各种政治危机的影响，从而限制它发挥支持资本的作用。此外，政治竞争也会引发功能障碍，因为对立的政治力量可能在损害积累的情形下鼓励行政权的滥用以确保选举优势，或者为选举创造条件——在这些条件中，长期的合作计划由于政府政策不可预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再次，国家干预的新技术性形式、巨大范围和分散性可能导致议会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不断衰微，并可能导致议会代表与国家干预的脱节，以及行政权膨胀和政治权威危机。^[31]法团主义作为一种代表模式则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之上，“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些控制。”^[32]由于法团主义授权资本和劳动组织参与有关积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法团主义通常能为不同的功能团体之间的交流及其共同利益的讨论提供场所，从而有助于促进资本的集体利益。不过，正如议会政治易于陷入各种危机和矛盾一样，法团主义也是如此。由于其特定的组织形式，法团主义很容易导致简单的特殊主义或职业利己主义，或者导致政治掮客式的个人或党派的出现。^[33]其次，对特定积累策略的追求来说，不同的干预形式有着不同的影响；最后，权力在国家机构内部的水平和垂直分配，以及国家特定部门的相对统治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有着重大的影响。

除了国家的形式方面，杰索普认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国家系统的实质方面。就这一向度而言，除了国家机构执行的具体政策，它还包含两个更为一般的决定要素：国家的社会基础以及领导权计划的性质。借助于国家的社会基础，我们能够理解支持国家系统基本结构的社会力量的具体结构，以及这些社会力量的运行方式和目标。这不能简单地规约为共识问题，而是取决于大众整合的特殊方式，它输送、转化各种需求并为它们排定优先次序，以维持妥协的不稳定平衡所需的物质利益的让步。杰索普同时还指出，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异质性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承诺程度不一，而国家在对不同社会力量的物质让步、象征性奖赏以及镇压的使用上也会有所不同。^[34]这一点在杰索普对“一族”（one nation）和“两族”（two nations）领导权计划的区分中得到清晰的展示。“一族”的策略是一个扩展性的领导权，旨在通过物质让步和象征性的奖赏而动员整个民众的支持。与此相反，“两族”的策略则是一个有限的领导权，仅动员民众中重要的部分人的支持，而将计划的代价转移给其他的部分。^[35]

第二种社会体化即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化，并不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再生产，而是包含了经济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更广泛的社会条件。就其性质而言，这类似于调节理论家所谓的整体经济，即“一个经济核心＋它的社会调节方式”或者一个经由经济基础与各种支持它和（或）与之一致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而形成的历史集团。^[36]

杰索普的分析始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中的基本概念价值形式（value-form）。杰索普指出，价值形式是界定资本主义发展基体的基本社会关系，它包括许多相互作用的要素，这些要素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整个再生产的不同时期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流通领域，这些要素包含商品、价格和货币形式；在生产领域，价值形式体现在作为增值过程的劳动过程组织中，并在竞争的压力下服从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出的需要。此外，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联系在一起，价值规律依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将劳动时间分配给不同生产活动机制。通过价值形式的要素界定积累得以发生的参数，同时也限定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类型。不过，尽管不提及价值形式的复杂衍生物我们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但价值形式本身并不能充分决定资本积累的过程。价值形式在其不同要素的复杂内部关联中，只具有形式上的统一，只能作为一般化的商品生产表达方式而被统一起来。而资本流通的实质性统一和持续性再生产则取决于价值形式限制内不同要素的成功协调。这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流通而言，没有必然的、实质的统一，也不存在任何事先决定的积累模式。在由价值形式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节奏和过程仍然有极大的变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形式为再生资本关系的各种尝试构筑了一个平台，并且积累的性质取决于这些尝试的成败。要检验这些尝试，我们必须发展出分析经济策略（economic strategies）的概念。^[37]

通常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么采用“资本逻辑”方法，将不同的积累模式归入一般经济规律之下；要么采用“阶级理论”分析方法，将它们规约为不同阶级和派系之间的特殊经济团体斗争。而要在抽象的价值形式的“资本理论”运动法则和“阶级理论”方法所分析的具体社会经济斗争形态之间进行有效的联结，杰索普认为“积累策略”这个概念特别有用。^[38]

“积累策略”指称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它界定了一个特殊的兼有各种超经济前提条件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勾画了一个适合其实现的一般策略。这个增长模式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资本某一部分的领导权之下统一资本流通的不同要素。杰索普对经济支配（economic domination）、经济决定（economic determination）以及经济领导权（economic hegemony）三者之间进行了区分：任何资本部分只要能将自身特殊的“经济团体”（economic-corporate）利益强加于其他资本部分之上而无视其意愿，它们就享有经济支配。这样的支配可以直接来自特定经济事态中相关资本部分在整个资本流通中的地位，或是间接来自超经济强制形式的运用（包括国家权力的使用）。经济决定意指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超经济因素是被经济的因素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也即社会生产关系最终决定法律—政治制度的形式、功能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相反，经济领导权则源于对一种积累策略的普遍接受而赢得的经济领导。这种策略必须通过资本流通的整合而促进其他部分的直接利益，同时确保领导权部分的长期利益。因此，当经济支配不能很好地与整个社会资本的持续整合相容时，经济领导权则可以通过资本循环的整合和产业资本的持续扩张而取得。杰索普认为，只有通过对归根结底的经济决定、经济支配与经济领导权间复杂的接合和脱节形式予以系统的考虑，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动力。此外，积累策略和国家形式、国家干预、国家政策的选择以及政治力量的平衡等往往相互纠结在一起，它们常常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定的政治策略不能再维持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于是纷纷寻求不同的政治策略和改变国家形式，其典型的例子就是罗斯福新政与法西斯主义。同样地，当某个占据领导权地位的积累策略使得政治策略出现严重危机或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国家则可能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迫使积累策略作出变动。

接受一个既定的积累策略，并没有取消或超越不同资本部分间的利益冲突，但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在此框架内竞争和利益冲突能够不打断资本流通的一体化而得到引导。这反过来取决于资本的领导权部分是否愿意牺牲某些直接的经济团体利益，以确保不同部分之间的妥协平衡。在缺乏这种领导权部分的情形下，有可能会发生领导权危机并且经济支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将提高。此外，资本积累并不只是纯粹武断的、理性主义的和一厢情愿的，它还必须考虑资本循环和资本国际化的支配形式、考虑民族资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形势；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国内外的平衡；以及考虑承载于国内经济和它的国外附属地的生产潜力中的操纵限度。在这些制约下，有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经济策略——对它们的追求将对资本的不同部分和被统治阶级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这种为争夺经济领导权或者经济支配权而产生冲突的空间不仅存在于民族经济中，而且还存在于某一（或更多）民族资本领导下的全球资本流通的整合中。最后，积累策略不仅必须考虑资本的不同部分和其他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还必须考虑到统治阶级和附属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特定的策略只有在它为附属的经济阶级以及权力集团中非领导权派系和阶级接受时，才可能是真正享有“领导权”。不过，就“经济团体”的让步和镇压的结合能够确保附属阶级的默许而言，积累策略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仍然是维持资本流通的整合以及巩固统治部分和阶级的支持。^[39]

综合上述对“策略关系”方法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国家是一个特定的制度整体，它具有多重边界，没有事先给定的形式统一和实质统一；其次，任何国家制度可能拥有的实质统一源于将这种统一强加于国家制度之上的特殊政治方案和斗争。因此，国家作为一个策略平台深陷各种斗争之中，处于复杂的结构和策略的辩证关联中。最后，作为一个变化的制度整体，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是中立的，而是必然地具有结构（策略）选择性。如此一来，“国家从来都不是固定的，相反，矛盾和运动是它们的本质”^[40]。也因此，从任何一个单一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难以捕捉其多元性和复杂性。要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必须考虑其社会基础、国家计划、微观政治实践以及有关的国家话语等，并借助资本、阶级、领导权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重概念范畴来展开分析。不过，在“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中，它们凝结并体现为对结构和策略相互作用的强调。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抽象逻辑所确定的宽泛范围内，尽管资本主义存在着结构冲突和策略困境，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开放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轨迹与过程总是以特定的制度背景或形势下起作用的社会力量为媒介，并通过这种力量来改变形式。^[41]将国家视为策略场所（以国家的策略选择性来置换国家的结构选择性），杰索普表明国家的内部机构和运行方式随着政治策略形式的变化而可能是开放的也可能是封闭的。这些政治策略形式则产生于相关的社会力量，同时也对这些相关的社会力量有着不同的影响。由此，国家的统一以及它的不同部门的关系、矛盾和冲突通过这些策略而得以确立。国家结构的性质也必须依据过去的策略干预以及它们跟以前策略选择形式的相互影响来加以理解。这使得杰索普把国家和资本都视作矛盾体，它们通过策略困境和矛盾而得到建构。

总之，依据积累策略、国家形式和领导权计划，策略关系方法重新调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三角关系。^[42]积累策略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通过聚焦于一个既定态势中积累策略的多元性，资本关系成为特定资本相互竞争的一个“不确定平台”，以及确立和再生（改变）积累路线的手段。国家形式被界定为阶级斗争的凝缩，或者既定形式中社会力量的平衡。因此，国家被描绘为一个竞争平台，接合了代表形式、干预形式以及国家机器的接合形式，在一个既定态势中充当优先考虑、改变或者排除竞争性积累策略的结构选择机制，并主要借助政策制定和政治策略而运行。“领导权计划”则试图表达和推进阶级、派别和（或）社会范畴的利益，围绕不同的利益格局，在权力集团以及在权力集团与从属阶级和大众之间重建社会关系。此外，领导权计划在维持作为一个制度整体的国家机构的实质统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特定的阶级（或与阶级相关的利益）作为普遍利益而得到确立。通常而言，积累策略的变动会迫使政治策略发生转变，国家的形式和功能也可能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但是政治策略部分地是过去政治策略与现在寻求变革的意外结果，并不必然地与资本积累的需求相一致。此外，积累策略不仅必须考虑资本的不同部分和其他经济统治阶级间的复杂关系，还必须考虑统治阶级与附属阶级间的力量平衡。从而策略关系方法既没有像“资本理论”那样假定了一个具有铁律的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而忽视国家的“策略选择性”，从而落入“经济还原论”；也没有像“阶级理论”那样忽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再生产的“结构强制性”，从而回归“阶级还原论”；既没有像“工具主义”那样简单地把国家规约为一个具有强制权力的中立统治工具，从而低估或忽视了国家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也没有像“结构主义”那样仅仅把个人或集体主体当作结构关系的消极担当者，从而忽视了社会主体的自主性。与其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或阶级斗争的场所，不如说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决定了的制度整体和策略选择平台；国家作为一个本身不具有权力的制度整体，其自主性往往体现为基于“结构强制性”之上的“策略选择性”。至此，资本权力与阶级斗争、国家权力与社会基础、积累策略与领导权计划、国家的“结构强制”与国家的“策略选择”、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与具体的社会斗争、国家的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等都通过策略概念的中介而接合或统一到一个明确的、连贯的国家理论之中。

不过，“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也可能会遭遇批评和指责：认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只是其他方法的补充，而不能从根本上挑战这些方法；“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有陷入某种意识形态主义、唯意志论或决断主义的危险；“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忽视了结构的强制性，夸大了国家策略选择的自由意志。为了回应这些可能的批评和指责，杰索普概括性地指出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主要含义，从而为之辩护：国家是制度的集合体，它具有多重边界，没有事先给定的形式统一或实质统一；国家并非中立的系统，而是必然地具有结构选择性；国家处于结构和策略的复杂辩证关系中；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国家根植于社会之中；国家虽然是制度的集合体，但不是现实存在的主体，不能进行权力运作。可以看到，“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并不排斥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它需要利用两者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精辟分析；“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也不能单独运用，毋宁说它只是要求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通过策略关系方法而完全的接合在一起。^[43]

按照史密斯的分类，当代西方的国家理论有三个“规范性”典型：达尔的多元主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杰索普的新马克思主义，它们分别代表了经验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如果说经验主义集中于公共事务和政策研究，容易陷入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忽略现实世界与内在结构的复杂性；理想主义看到了经验主义的缺点，并试图超越它，但却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充满乌托邦色彩，那么，杰索普的现实主义则采两家之长，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从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置身于广泛社会秩序的国家分析，也即把国家当成是社会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来加以对待。而策略一词也体现了抽象概念与在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中的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44]可以认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标志着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一次综合或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