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化型政治的条件性及普遍化

二、感化型政治的条件性及普遍化

（一）条件性的挑战

在第六章，我们已经考察了绝食感化的限度。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理想条件下运作的感化型政治，仍不免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对利益攸关主体造成强迫、践行不力和存在效力局限等。这些不足显然是内在于感化型政治的，是在一个即便满足理想条件、克服素质困境的前提下仍然存在的不足。因而，对其他类型的“坚持真”同样适用。

但是，更大的困难来自于感化型政治的条件性，即在许多学者［可见夏普、阿茹特·纳可黎（Amrut Nakhre）等人的归纳］⁽¹³⁾看来，感化型政治（“坚持真”）是一种独特的经验，是特定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感化型政治是印度独特的历史文化的产物，尤其是崇尚“不伤生”的印度教传统，是感化型政治得以贯彻实践的重要条件；

第二，特定的对手至为关键。具体而言，以“绅士风度”自命的英国殖民者及其相对开明的政治体系，是感化型政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背景。换言之，如果是在一些极权主义的政权中（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政权），感化型政治将会从一开始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毫无成功之希望；

第三，感化型政治是一种魅力型领导的产物。在一个崇尚圣哲的文化中，伟大的圣雄甘地的存在，是感化型政治获得民众广泛跟随和支持的前提。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感化型政治将难以维系；

最后一点，则强调感化型政治的非理性特征，认为感化型政治过分强调牺牲、勇敢、受苦和良知召唤等道德品质，因而是一种非理性的政治，显然与强调理性的现代政治模式格格不入，也与现代精神完全不符。这样的一种政治看起来似乎有“复古”的倾向，似乎难以在理性的现代社会得以推广。

在这些学者看来，条件性构成对感化型政治的巨大挑战。因为如果感化型政治只是某种独特的、个别的、罕见的历史经验，那么似乎就无法具备普遍意义，无法向普世推广，更无法成为一种政治变革模式。这种质疑成为对感化型政治的另一种变相的否认。

（二）对条件性的消解

对于这种挑战，在我们看来，本就无需辩驳。因为历史从来都不可复制，也不可能照搬照抄。任何历史存在本就是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统一。无论看起来多么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它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存在。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独特的，不能为他人所效仿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普遍性与独特性的辩证法。其差别仅仅在于人们的视角不同。或许可以这么说，越是创新性、与多数经验相违的东西，就越不能为人所了解。其实，只要我们深入发掘其内核和精神，即便是任何独特的经验，都具有普遍价值，可以为人们创造性地学习和利用。

这种来自哲学的抽象思辨，显然无法让质疑者满意。我们还需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来分析其存在的普遍意义，以消解条件性困难。具体分论如下：

首先，关于独特文化、历史阶段的质疑。从南非曼德拉主导的非暴力抗争、美国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过程来看，历史的发展部分地消解了这些疑虑。南非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显然受到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极大刺激，就连组织者的名称（非洲国大党）都是借鉴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侨民在南非组建的印度国大党。而马丁·路德·金本人甚至亲往印度，学习甘地经验三个月。这两个影响深远的运动都受到甘地“坚持真”思想的深刻影响。它们也说明了，那种简单地将“坚持真”或非暴力运动归纳为印度经验的看法是与实际不符的。而在宗教文化氛围上来看，仅有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具有深厚的基督教色彩，曼德拉的南非非暴力运动则没有这一点。这也说明了宗教氛围未必是个充分的条件。

其次，对于仅适用于独特政权和统治者的质疑，也由夏普的研究所否认⁽¹⁴⁾。他在一篇研究专著中列举了极权主义政体中，非暴力反抗获得胜利的例子，包括“二战”期间的纳粹占领区（挪威、丹麦），苏联占领区（东德、匈牙利、捷克）的一些局部反抗运动都获得了胜利。可惜这些例子都是零散的，既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它们也未必就是“坚持真”类型的非暴力抗争。但是，这些极权主义政体中存在并且获胜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说明了，以开明政体作为非暴力抗争的前提条件的预设并不能轻易成立。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审视。⁽¹⁵⁾

第三，关于魅力型领导的条件。这一点似乎更无须辩驳。即便是改革与革命这样的变革模式，同样需要具有强有力、睿智的领导人。况且，何谓魅力型领导人本身难以界定。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是否也是魅力型领导人。甘地之后的印度其他非暴力抗争运动，如维罗巴、贾耶普拉卡希·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等领导人，是否是魅力型领导?恐怕也没有定论。更何况，独立后的印度，非暴力抗争运动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抗争模式，未必以某个特别突出的领袖作为前提条件。⁽¹⁶⁾

最后，关于非理性的感化型政治的质疑。对这一点的反驳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纯粹的理性政治是一种幻想。对人的行为的任何纯粹理性的判断，都是不完整的。就社会变革方式来说，无论改革或革命都需要一些非理性因素存在。一个伟大的改革者需要勇气、魄力等品质，需要有大我精神，甚至有牺牲个人权位的大无畏精神。而革命家在这些品质之外，还需热情、正义感、勇往直前等浪漫主义情结。这些都不是理性的分析所能获得的。或许说，如果经济人假设能够解释一切，那么在“逃票问题”存在的情况下，革命从来都不可能成立了⁽¹⁷⁾。而改革也只能沦为一场场避重就轻、欺骗下层的闹剧而已。

二是这一点质疑涉及对感化型政治中理性与非理性成分的复杂判断。对此，我们在前面（第三章之“超越冰冷的理性政治”）已经谈到。按照帕乐克的观点，这是一种新的理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理性与感性结合的方式。感性在于运动中对各种品德的强调，而理性则在于对对话、协商的重视，在于对所谓理性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因素”——暴力——的克服。所以，简单说其是非理性，未必是一个完整的判断。

三是对这种观点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更为彻底的反驳，还在于我们后面的分析。我们将试图采用一种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证明感化型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它如何能够在与革命、改革的博弈中一枝独秀，获得独立价值。这一点如果能够成立，将会大大削弱对感化型政治非理性的误解。

（三）感化型政治的普遍模式

我们在前面一直将感化型政治与甘地的“坚持真”作为相互替代的两个用语。这既在于行文的需要，也在于我们所认定的感化型政治是以甘地的“坚持真”为原型的，在其基础上构建的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模式。

在此，我们将对这种感化型政治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试图使其跳离甘地特有的话语系统和殖民地印度特定的历史背景，成为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变革模式，以此完成我们对这种变革模式的完整建构。

感化型政治的普遍模式之所以可能，在于：

一是通过我们对甘地绝食感化的研究，我们确立了政治感化并非是一种“乌托邦”，通过在恰当环境下对其恰当的组织、运用，它可以获得独特的感化功效，这为其独特性的确立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二是从“坚持真”对其他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影响来看，这种感化型政治已经逐渐渗入到20世纪各种非暴力抗争运动中，包括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南非曼德拉黑人运动、颜色革命及施明德的红军倒扁反腐运动等，都深受其影响。这种以感化而非强迫、以非暴力而非暴力来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的模式，正在逐渐地改变人们对社会政治变革的理解，具有越来越广泛的适用意义；

三是从我们对条件性的分析来看，感化型政治可以脱离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变革模式。

对于这种普遍意义的感化型政治变革模式的构建，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指出这种模式独特的变革精神和逻辑，即以感化为中心的变革模式；

第二，勾勒出感化型政治更一般化的要素和特征。由于当中许多要素来自于甘地的“坚持真”，我们在第三章也曾给以详细的介绍，对于这些重复的部分，我们将不再赘述。我们只对一些需要详细论述的部分进行补充说明。

1.感化是感化型政治的独特精神和内在逻辑

回到政治变革模式的逻辑对比图7.1，我们可以看到：

图7.1　政治变革逻辑完整方式图

依图7.1，感化型政治奉行的是“自下而上＋非暴力＋感化”的变革逻辑。这种变革逻辑完全从社会运动对“非暴力”的首鼠两端中脱离出来（参见图2.1），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手段原则。这种逻辑的精神是感化，而非革命之“暴力夺权”，改革之“政治强制”。具有独立精神和逻辑的感化型政治，以“政治感化”为指南和核心要素，进一步确定其运动方式、道德基础、抗争技术、运用原则等要素，从而形成独立的变革模式。

2.感化型政治的基本要素

作为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感化型政治，其基本模式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要素进行勾画：核心动力和精神、依赖力量、运动机理、抗争方式、政治理论基础、品质要求、适用限制、适用环境、典型运动。具体如表7.2：

表7.2　作为普遍模式的感化型政治基本要素表

（1）核心动力和精神：政治感化

无论何种非暴力抗争，只要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平等尊重对手，保持对对手的善意，试图通过教育、启蒙和对社会良知呼唤，主动避免暴力的产生，都可以归纳到感化型政治的类型中来。在此意义上，感化型政治严格区分精神暴力的“消极抗争”的非暴力运动。

（2）依赖力量

政治感化之所以可能，在于相信人类的精神力和道德性，相信无论何种政治行为的行动者，都具有这些能力。当然，理性（尤其是克制意义的）力量也相当重要。因为非暴力抗争之所以可能，在于双方一定的理性、克制的能力。否则，在一个顽固、专断的体制下，感化型政治是比较难以充分发挥其成效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后面的博弈论分析（本章“规避革命与推动改革：感化型政治的变革意义”）得到进一步的论述。

（3）机理：公共化、抵制、感召

关于抵制和感召，我们从甘地“坚持真”的哲学基础（第三章）及其逻辑表（表3.1）中有详尽的介绍。

此处，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化的要素，这实质上也隐含在甘地的一些论述中。如对抗争事由的限定（公共事由）、对公共舆论的重视，在绝食过程中与媒体和社会各界的互动，都体现了这个精神。对感化型政治来说，公共化是其获得有效力量，教育、启蒙社会，使社会不正义、非法行为及其行动者遭遇道德尴尬、道德压力的重要前提，没有这一点，难以想象感化如何能够成立。

（4）抗争方式

关于感化型政治的抗争方式，在甘地的“坚持真”中基本上都囊括进去了。而诸如马丁·路德·金的静坐、抵制公车等行动，则仍不过是对抵制形式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而已。

（5）理论基础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感化型政治包括了以下几个基本理论：

第一，不服从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统治的基础是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当被统治者对于强力的威胁毫无畏惧时，而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不愿服从非正义或不合法的法律、政策时，统治将会名存实亡，最终被瓦解；因此，无须暴力夺权，也可以瓦解非法、不正当的统治，对其造成威胁。

第二，环境决定论。

其观点主要为：罪恶或恶意政治行为的存在，在于恶的制度而非恶的行动者；要通过非暴力不服从、不合作等运动，来改造恶的环境，为使统治者更弦易辙创造条件。

第三，精神力理论。

精神力理论强调，政治斗争的实质并非是物质力（或外力）之间的争斗，而是精神性力量的斗争。采取非暴力抗争手段的一方，必须从精神上提升自己，达到大勇无惧、大爱无疆、正义正确、正直、牺牲受苦、无私奉献等境界，并以自己的不服从和非暴力等行动，呼唤对手内心被掩埋的道德心、正义感，促使其履行正义，促成正义秩序之实现。

第四，人性本善论。

即一切人都是道德动物，都具有对正义及其他善进行反应的能力；通过被压迫者恰当而正义的行动（尤其是宁死也不服从、宁死也不伤害的行动），可以感召第三方、对手和其他所有的个体，激发其合乎正义的行动，从而重塑整体氛围，为和平促进变革提供可能。

第五，暴力有害论。

暴力有害论认为，必须警惕暴力。暴力只会恶化社会关系，引发更多的问题。克制暴力，是促使社会朝良序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抗争者必须从语言、行动和内心全面克制暴力，采取非暴力（而非暴力）的方法推动社会变革。

（6）品质要求

这部分的内容，与甘地“坚持真”对参与者的行动要求差异不大（可见第三章中的“‘坚持真’：甘地的一种突破尝试”部分）。只不过，在甘地意义上看，他试图要求非暴力行动者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实践这些品质，并视之为人生哲学。这样的做法，显然越俎代庖，超出了对政治行动的要求，从而值得警惕和反思。但是，对一个强调政治感化的非暴力抗争来说，我们认为在政治行动中，这些品质仍然是必需的，它是感化型政治能够得以维系、不走形的要求。

（7）适用限制

作为强有力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客观上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冲击力。所以，关于议题的选定、抗争阶段的限制，都是必要的。它仍然必须是一个公共问题，也必须是在所有其他合法的抗争手段都采用并且失效后才能运用。

（8）适用环境

这在本章“条件性的挑战”及“对条件性的消解”部分已有讨论。

（9）典型的运动

表7.2中的各种典型运动我们多次谈及。此处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些运动未必都是非常严格的甘地意义的，但是都或多或少受到甘地及其“坚持真”理论的影响，又具备一定的感化型政治的特征，所以被纳入感化型政治的范畴。而这一点，也说明了感化型政治具有的极度丰富性和广泛的适用可能性。⁽¹⁸⁾

以上是构成一个感化型政治的基本要素，在此，我们完成了对感化型政治“理想模型”的构建。当然，作为任何理想模式，都难免会有内部变异和差异的存在，这在革命与改革的变革模式中也同样存在。但是只要把握感化型政治的这些基本要素，我们相信，经过仔细的对比和观察，这种理想模型仍具有启发和分析意义，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类政治变革手段及其可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