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的基本面貌分析介绍

一、古希腊文化的基本面貌

1.古希腊文化的概念和形式

从历史过程和概念内涵上看，古希腊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希腊文化或传统希腊文化，主要是指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期间，主要由居住在希腊半岛和移居到周围殖民地的古希腊人所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在这一地区早先存在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部分遗产，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到了西亚文明和北非文明的强烈影响，吸收和接受了这些文明的一些元素。与狭义希腊文化相提并论的是狭义罗马文化或传统罗马文化，是指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期间，主要由古罗马人所创造的文化。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人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常常被历史和研究者所忽视，他们的文化也构成了广义希腊文化一个源流。

因此，从文化发展的源流上看，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后，马其顿崛起，希腊诸城邦被亚历山大统一到自己的帝国中，但希腊文化没有被马其顿人摧毁。马其顿人不仅接受了传统希腊文化，还使它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被人们所接受，同时也吸纳与融入了其他文化的元素。客观公允地说，马其顿人在接受传统希腊文化的同时，也一定加入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些元素。公元前1世纪以后，罗马人摧毁了马其顿人所建立的国家，形成了一个环地中海的奴隶制大帝国。在文化上，罗马人兼收并蓄，把传统希腊文化、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与拉丁文化相互结合，形成了“希腊—罗马文化”。虽然传统希腊文化与传统拉丁文化之间的交流从古典时期就已经开始，某些方面也达到了融合，但是以这两个民族文化为主要元素的具有统一性的文化的起始，应是以罗马帝国的建立为外在标志的。帝国的建立终于使两大文化有了统一的政治架构和社会基础，“传统希腊文化”与“传统罗马文化”从那时起就不再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而是同一文化的两个元素了。

从文化的整合与发展的内在联系上看，古希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黑暗时代似乎中断了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但代代相传的口述“荷马史诗”的历史记忆又把前后两个阶段紧密地连在一起，使其有了内在的文化上的特别是精神上的联系。希腊化时代不仅没有使传统希腊文化与传统罗马文化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文化相分离，反而建立了它们融会与联系的通途。罗马帝国的文化建设所遇到是传统希腊文化、希腊化文化与传统拉丁文化的融合问题。罗马人在发扬和光大传统希腊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其罗马化，并广泛吸取了其他文化的元素。传统希腊文化为这种融会而成的新文化体系提供了核心价值观念、主要思想内容和基本思维方式，传统罗马文化也为这一融合体提供了特有的精神元素。因此，在这一新的文化体系中，希腊文化为主，拉丁文化为副，而且在本质并不与它们有根本的对立，相反是它们的传承和光大。因此，使用“大希腊文化”或从广义上去理解希腊文化，更能够表征和把握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596年在地中海周边区域所形成的文化的精神内涵。不管怎样，在马其顿帝国以后的地中海区域的文化发展中，继续使用传统希腊文化或传统拉丁文化都已很难涵盖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化的多样性和诸种精神元素的融合。所以，广义希腊文化概念或称为“希腊罗马文化”或“大希腊文化”，是指包括狭义希腊文化在内，并同时融入其他文化元素，主要是拉丁文化元素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因此，基于上述前提，笔者在广义上来使用“古希腊文化”这一语词。

从文化转型上看，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尽管传统希腊文化构成了它的基本精神内涵，但总体发展趋势是罗马化的全面推进和希腊化的不断萎缩。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存在着其他文化元素的不断融入和互化问题。希腊世界在罗马帝国内获得了统一，“但却付出了过分高昂的代价，……希腊世界已经精疲力竭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不再能长久地维持自己的世界性帝国了。罗马帝国的崩溃最终引起了希腊文明的解体。”^[26]罗马帝国的文化在整合中没有使自己达到创造性的升华，反而在希伯来文化的挑战、融入中发生了转变，最终统合于西方中世纪文化之中，并且与其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两大渊源。

总体上看，古希腊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构成形式:以神话和祭祀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以论辩和修辞为特征的语言逻辑文化，以诗歌吟唱、戏剧表演和造型艺术为特征的文艺文化，以张扬个性和表达健康为特征的体育竞技文化，以追求智慧和理性思考为特征的哲学文化，以追求正义和公开论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此外，科学文化、历史文化与军事文化也有一定的成就。马其顿人、罗马人在传统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升华了崇尚力量与讲求团体合作的军事文化，罗马人丰富和发展了讲求平衡与尊重规制的法律文化，也提升了注重战争、长于描述的历史文化。至于伦理与自然科学，在当时都属于哲学文化的构成内容。古希腊文化的这些形式和要素是相互作用的，其中，哲学、宗教、文学和政治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主导形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融造了古希腊文化的基本精神、运思模式和表达方式。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说:“没有希腊宗教、希腊艺术和希腊的国民生活。他们的哲学是不能成立的，而那些哲学家所夸耀的那种科学的效果却是皮相的，无足轻重的东西。”^[27]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热爱智慧、容纳百科、对事物进行理性思考的古希腊哲学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精华，发挥着统摄和解释的功能。没有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全面地把握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那样，是一个理性和秩序的世界，而毋宁说是一个充满着本能、情欲、对抗与自觉、理性、平和相矛盾的世界;古希腊人由于爱走极端而崇尚和谐，由于差别明显和尖锐对立而追求统一;其精神内部既存在着“灵魂的张力”，也存在着“思维的合力”;一方面是“秩序和理性”，另一方面是“无序和本能冲动”;前者发挥着统合建构的肯定功能，后者则担当着分解与摧毁的否定角色;前者是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前提，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主要起到了体系建构、概念限定和联结论证的功能，而后者则主要在宗教活动和文学艺术创作中显现自己的能量，起到了情感凝聚，想象扩张和个性表达的作用。宗教与哲学、艺术与逻辑、神的意志和人的理性、自然法权与社会规范共同指导着希腊人的生活，并以独特方式影响着古希腊人思想意识的内涵与表达。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的联系来看，理性与非理性、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内敛与外扬等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在特定了历史条件下会通过特定形式集中地矛盾地表现精神世界的某一方面。古希腊的哲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相互渗透，古希腊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危机、政治诉求的深化与冲突、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扩张，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古希腊哲学形成，为古希腊哲学提供了问题，建构了内容，甚至导致其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古希腊哲学用自己的特有的方式思考现实政治问题、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扩充了政治文化的内涵，凝练了古希腊的政治精神，并创设了政治哲学学科，进一步深化了希腊精神。

2.古希腊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及其对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影响

古希腊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与不断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有的基本精神、思想内容、体系构架、论证方式和表现方法。从文明的影响力和存在的持久性上来看，古希腊文化作为古典文化的代表之一，在西方乃至世界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古希腊文明虽较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印度文明迟，但其影响更为持久，构成了今天的西方文化的精神家园。换言之，上述文明已淘汰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古希腊文化精神却未被湮没，其影响性和持久的生命力似只有中华文明方可比拟。这表明古希腊文化有它特殊的精神和理念，这种特殊的精神与理念使其发挥着持久的历史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意义。总体而论，古希腊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而且对古希腊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古希腊文化具有至善主义的诉求，这种至善诉求主要通过理想、和谐与完美的理念表现出来。在追求至善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形成了不受约束的求知精神，这使他们对各种价值和情感都抱有一种理想上的要求与关切，对其他文化抱有吸纳态度，以至试图在更高层次上达到一种新的综合。古希腊文化在哲学本体论上坚持从对立走向统一，在认识中诉求普遍性，在实践中试图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特征的“中道”概念来避免行为上极端主义。这深刻影响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政治和谐诉求与政治理想主义的品格。众多的古希腊哲人把世界分化为变化的、不真实的、不完美的现象世界和不变的、真实的、完善的本体世界，强调本体世界的至善性。例如，苏格拉底就认为自然世界就是一个完善的世界。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人的灵魂的根本目标是要追求本体世界。古希腊公民的至高境界是智慧境界，是要追求普遍必然性的。就城邦而言，古希腊人也要试图建构“理想国”。古希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就是和谐即美。古希腊人很早就提出黄金分割的观点，并运用于绘画雕刻。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根本的哲学思想，就是宇宙是按照“数”的关系和原则构成的和谐世界。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概念，而作为智慧的逻各斯就是要把握万事万物中的“一”，而这个“一”就是对立面的和谐。亚里士多德讲求“道德”中庸。“度”的观念、中庸的观念、完美运行的观念贯穿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始终。“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28]古希腊人强调人生的和谐性、社会的和谐性、城邦的和谐性和政治的和谐性。这并不是说，古希腊人不走极端，而是因为古希腊人在现实中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极端行为所带来的恶果而希求“中庸”状态。古希腊文化上的这种至善主义促使希腊人把城邦看作是个人和人类自我完善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和谐状态和理想状态就能够实现人生的完善。那么，这种理想的破灭就会彻底地摧毁古希腊人的政治热情。

第二，古希腊文化具有人本主义精神。这种人本主义精神促使古希腊文化注重人的价值与自由。这种背景深深地影响了古希腊政治哲学注重自由问题，特别是公民自由及其政治权利。从本质意义上说，古希腊文化是世俗性文化，注重张扬世俗生活过程中的追求、精神和情调，追求愉快和幸福的现实生活，强调自由、纵情和享乐。这种人文主义体现在宗教神话中，就是赋予了神的人性特别是神的世俗性。“全部古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29]尽管古希腊奥林波斯教构建了一个以宙斯为“教主”的神圣家族，但这个威严的教主就是一个任情肆性、贪恋女色之徒。狄奥尼索斯教更是强调了对神的反抗，强调人间的农业丰收的美景和酣畅淋漓的会饮，张扬自由快乐的生活。德菲尔神庙的神谕告诉人们“要认识你自己”，充分说明古希腊人看重人自身的属性与诉求。古希腊的平民们嘲笑那些仰望天空注重自然探索，而不关注社会现实的自然哲学家。其实，古希腊的哲人们是非常关注社会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苏格拉底就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的论证，认为人自身及其社会才是人应该和值得极力关注的，并实现了这方面的转向。在这种人本主义文化背景下，古希腊公民把追求愉快的生活、修身养性、积知谋智、参政治邦看做是人生理想。

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并不是西方近现代思潮中的个人自由主义，也与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近代人本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并不诉诸人的自由。古希腊人讲求人的自由，既讲求个体自由，包括个人自由和个体家庭自由，但也极力维护和尊重集体自由;甚至在维护城邦自由上，一方面提倡个人自觉，城邦极力培养这种自觉，另一方面是制定法律强制实现公共自由。

古希腊文化对人的重视有两个特征:其一，强调“天人之别”，注重人的现实性和世俗性，甚至用人的情感去推及神的品性。当古希腊人文意识觉醒之时，古希腊人就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古希腊哲人强调，人同自然的划分是知识和智慧的起点，人的自然本性遵循必然性，人因知识和智慧而坚守自由原则。苏格拉底就不仅把知识与智慧理解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脱离了自然性，而且还上升到普遍性与至善性的高度，理解为人的伦理性和社会性。希腊人重视现世，追求人生享受，有很强的现世娱乐的生活情趣。尽管他们也有冥府与乐土的观点，但极少谈及;他们也极少考虑来世问题，而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现世人间。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神灵，没有多少超凡脱俗的神灵风范和神秘莫测的灵光，相反却屡屡上演一幕幕凶残争斗与争风吃醋的故事，不啻一幅幅洋溢着人间情趣的世俗生活图。古希腊人热衷于去露天广场出席公民大会，聆听别人的演讲，也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高见;或去观剧，震撼人心的悲剧与诙谐的针砭时弊的喜剧，使他们通宵达旦而流连忘返;或去学院甚至市场听各种演讲和辩论，同时相互研讨着各种学问;或三五好友相约宴饮，高谈阔论。总之，他们对开会、辩论、观剧、听音乐、竞技、沐浴、聚宴等等乐此不疲，希腊人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由此可见，希腊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现世主义的和享乐主义的，人们的政治生活也完全沉浸在其中。其二，特别重视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包括知识标准和价值标准。在这方面，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具有代表性和经典性，强烈地表达了人的自我意识对自己的尊重，强调人的尊严的普遍性和终极性。在这种理念的关照下，古希腊人有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在他们看来，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人有自由，能够独立自主，不受外物和他人的支配与奴役。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古希腊的政治文化，古希腊公民在政治活动中，坚持把自己视为“自由人”来从事政治活动。总之，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和理性的本质性，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也使得古希腊政治文化始终在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引导下进行。

第三，古希腊文化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也使古希腊人在社会政治过程中体会到了自然命运与社会理想、个人自由与集体意志的对抗。古希腊悲剧意识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追求与命运的强制规定之间的紧张冲突;个人的反抗也可能实现部分自由，但最终难以克服强力的制约;不仅不会达到理想状态和实现完全自由，而且还必然导致个人的牺牲。或者说，自由的实现是以个人的某种牺牲为代价，自由实现越多，这种牺牲就越大;换句话说，自由与必然性具有内在一致性，自由是以服从制约为前提的。古希腊人是热情奔放的，追求欢庆愉悦的生活，看重自己实现幸福生活的能力，但他们也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制约力量的存在，深刻地体会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古希腊的许多文学作品揭示了人生和社会过程的悲剧问题。荷马史诗就是悲剧的代表，其中的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两位英雄是两种典型的悲剧人物。前者深陷在自身追求与必然命运的漩涡里，后者则处于自身思想与国家使命的冲突中。在古希腊神话中，神的意志、神的欲望与人的意志、人的欲望矛盾地混合着;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但都不能抗拒命运女神对其的安排和自己所承担的职责，他们的行为可能取得胜利，但成功不可能是无偿的，以必然牺牲为代价。这是原欲冲动、使命义务与外在的强力、必然安排之间的矛盾。典型的例证就是普罗米修斯造人和盗火的神话故事。这一故事表征了人的强烈的探索精神、自由创造能力与外在必然性的强大、悲惨结局之间的矛盾。普罗米修斯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实现创造，他敢于违抗宙斯的意志，有很强的叛逆精神，而且还取得了成功，但付出的是沉重的代价，不仅牺牲了幸福的生活，还被牢牢地钉在了山崖上受苦受难。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揭示了人对命运的抗争和命运对人的捉弄。这一悲剧表明，在命运面前，人已经上升到了具有抗拒命运的自由意识的高度，并试图进行反抗命运的实践，但反抗“命运”的实践过程却恰恰是一步步走向命运圈套的环节，这种悖谬现象表明人最终不能逃脱命运的支配，但人又要坚持与命运抗争，犹如困兽犹斗。古希腊文化认识到了人的无限追求和不尽探索与“命运”的规制、代价、失败之间的矛盾关系。尽管如此，人们又必须高扬着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这也是命运的安排。

第四，古希腊文化具有英雄精神的情结。这种英雄精神在社会的政治、军事过程中，形成了古希腊公民在保家卫国上的勇敢、维护社会正义上的坚决、公共政治和社会管理上的智慧与捍卫个人荣誉的执着。古希腊的英雄情结主要包涵着煎熬和悲惨、强大和壮烈、雄伟与坚强、果断与英勇、战胜苦难与获得成功、维护荣誉与享受胜利等精神要素。此外，古希腊的英雄精神也包含着机警与智慧、贤达与宽容、疾恶如仇与不可冒犯的品质。古希腊神话中的众多人物都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他们为民请命，勇敢善战，战胜妖魔鬼怪。例如，英雄阿喀琉斯勇敢善战，热爱自己的民族，当他出现在战场上时希腊联军就胜利;但他非常关注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当个人荣誉和尊严受到侵犯时，他会不顾一切地去加以维护。

从阿喀琉斯的身上可以看出，古希腊的英雄主义遇到了个人原欲的本能冲动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为了个人荣誉和尊严而舍生忘死、敢于冒险的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是古希腊众神和英雄们所共有的。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其中又体现了对个体生命意志与欲望的放纵。但是，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不仅仅在于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执着和对生命本能的肯定，更重要的在于为了正义，他们能够勇敢地牺牲个人的荣誉，坚决地限制和克服生命本能的冲动，而且还能够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行为去匡扶正义。英雄更多的是体现或凝聚着一种精神号召力。荷马时代的英雄主要是为民请命、献身疆场的勇士，古风时代的希腊人推崇的是“七贤”式的人物，古典时代像伯利克利那样开明的政治家、聪慧贤明的社会管理者就是人们崇拜的偶像，希腊化时代像伊壁鸠鲁那样为个人幸福与自由提供“治疗”的精神导师为人们所景仰。

第五，从文化形成上看，古希腊不是起源于单一的文化源泉，而是多种文化源流会通的成果，而且在发展中还不断地融入新的文化元素，因此，具有较强的融合性，最突出的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古希腊文化的这种融合性表现在政治文化上，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容纳意识和政治宽容精神，这种精神肯定各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允许不同的政治模式的存在。在政治包容和吸纳意识的背景下，古希腊的主流意识政治反对无法的专制，但也肯定贤明王政的价值。早在古希腊人向东方进行移民前，希腊和东方就处于密切的交往中，东方的人员和文化就传播到了希腊。其后，通过贸易、移民和战争，古希腊人更广泛地接触、认知、理解和吸收东方文化。例如，古希腊人在比较了巴比伦楔形文字、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腓力基人的表音字母文字之后，选择了腓力基人的表音字母，创造出了自己的拼音字母文字。在思想方面，我们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就能够窥见一斑，这两位哲学家都受到了东方哲学、东方的科学思想及其成就的深刻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轮回观念与事物和谐意识有可能是在东方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古典时期，希腊文化在从外围移民城邦走向内部中心城市主要是雅典的过程中达到了繁荣的鼎盛时期。各种不同的思想渊流和众多文化名人汇集雅典，形成了百家争鸣和思想统合。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苏格拉底在百家争鸣中强调思想的统一性，并打开了寻求统一性方法的先河，他也试图寻求各种人伦规范的统一性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探索了各种政治价值、政治模式和政治途径的统一性问题。他们不仅思考了希腊城邦的问题，也联系了东方政治过程中的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运用来自东方的大量例证，解析专制王权的机制与弊端。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隔离，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模和程度都前所未有，这使帝国内部各个民族在吸取希腊文化的同时改造本民族文化，其结果是既创造出了具有自身新品质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孕育出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被许多人理解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扩展和延续，这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文化的扩展从来就不可能是单向的。事实上，这一时期，东方文化在西方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此时的许多东方城市，如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叙利亚的安条克、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等，成了成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中心;东方的宗教、哲学和神秘主义也渗透到希腊文化之中。这种文化融合的传统又被罗马帝国继承光大。罗马人在文化上、精神上为希腊文化所慑服。如罗马的文化名人西塞罗、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就接受了古希腊哲学。罗马的许多皇帝接受的主要是希腊典籍的教育，他们都认为希腊语更优美，表达力更强。同时，罗马人也吸收了帝国内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融入了更多的东方文化的元素。如罗马人接受了基督教，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总之，希腊民族和古希腊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性，建构和促发了希腊文化的融合性。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希腊政治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吸纳精神。

第六，希腊文化本质上是理性文化。希腊文化具有很强的求知精神，对知识的坚定信仰使古希腊人把逻各斯看做是万物的基本规定，试图在逻辑秩序中把握世界。这种精神也使古希腊人在理解人类政治社会时，坚守政治理性主义，把政治看作是一个完全遵守理性规则的系统，甚至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理性方法去加以认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首先突出地表现为求知精神。对一个问题，也许对一个非希腊人来说，追问到一定的程度就适可而止，而对古希腊人说，他就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虚心、好奇、追求解答是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格。亚里士多德把这点理解为文明人的本质规定，他说:“求知是人的本性”^[30]。古希腊文化的这种理性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哲学中。“虽则希腊人对宇宙的起源和本性的思想绝不像大多数哲学史所述的那样是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但他是第一个用逻辑而不是神话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人。”^[31]在泰勒斯以后，希腊哲学基本贯彻了求知精神和逻辑主义，而且这种求知精神往往不过于纠缠在实际效用上，他们甚至会在好奇心驱使下满怀激情地探索完全没有实际效用的问题;对任何问题，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都会坚定地认为可以通过逻辑论证的方法加以解答，即相信逻辑具有穷尽万物的知识的可能性。古希腊哲学积极探索了这种理性主义的本体论前提。赫拉克利特坚持世界本体——火——具有逻各斯的规定。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性。柏拉图干脆认定世界的本体就是理念，理念之间的关系是逻辑关系，由众理念构成的世界是本真世界。显然古希腊文化特别是其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及其政治行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政治理性主义的典范。尽管我们不赞同如下说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是关于政府科学的伟大著作，因为他是唯一彻底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书”^[32]，但无疑的是，亚里士多德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对古希腊众多城邦的政治问题作出了系统分析，而且在城邦形态的分析和评价中坚持平衡或“中庸”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