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观与发展模式多样化

一、新文明观与发展模式多样化

与注重既有形态的文明多样性不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是一个既是理论更是实践的问题，它强调关注未来的走向和无限的可能性。前面我们对新文明观的分析更多是从世界既有文明形态多样性的角度进行的，没有对发展中的新生文明的多样性进行分析。事实上，发展模式多样化对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也是新文明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模式理论的基本思想起源于中国，模式的思想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包括哲学、法律、医学、兵法、体育、文学、直到我们行为处事的方式。“模式”的《辞海》解释是：亦译“范型”，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简单地讲，所谓模式，就是得到很好研究的范例。这些模式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典型意义，具有学习价值。通过研究这些模式，学习者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中举一反三，推陈出新。说到底，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当你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模式首先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某一类问题而提供的一种战略和策略范本。不过，模式不是框架（framework），也不是过程（process），更不是简单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模式必须是典型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可以让学习者举一反三的，有研究价值、有交流价值。同时，模式不能套用，不要以为在任何一个系统环境中都可以套用某种模式，模式往往对某一种特定的系统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一旦离开了此类环境，模式就不存在了。

从模式的语义学分析可以看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意味着多样化。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发展模式多样化是由世界多样性所决定的。不同的国家由于在具体国情、历史背景、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不同，决定了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千差万别。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主张发展模式多样化，承认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的区别，允许各种文明、体制和发展道路和平共处、平等竞争，让各国人民对其作出选择，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动力，也是国际关系文明化的精髓所在。如果把某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文明模式加以绝对化，将其强加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这就完全违背了多样化的客观规律和文明化的客观要求，只能导致国际关系中无穷无尽的纷争、矛盾、对立、冲突，甚至战争，贻害人类社会。

“冷战”结束以来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了发展模式多样化理论的正确性。俄罗斯各方面的国情和美国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美国专家开出的几百天“休克疗法”必然无法成功，其结果只会使俄罗斯的政治社会转型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甚至在10多年后的今天还处于探索和迷茫之中。尽管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所开出的药方在东南亚遭到严重反弹。美国向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输出民主，但其结果是在那里很多地方引发骚乱。和拉美非洲的遭遇一样，现在的中东也正遭受小布什政府“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折磨，美国如果继续一意孤行地推行这样的中东政策，那么其在中东地区遭遇的反弹同样也会是严重的、持续的。这些都是否认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所遭致的结果。

更进一步从社会制度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也是多样的。苏联在自己大国沙文主义心态的膨胀下，无视这种社会主义多样性的要求，结果在东欧以及中苏关系的处理上，走了很多的弯路，甚至导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苏联东欧的失败。但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没因此而消亡，中国的发展开创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局面。而且，从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许多国家走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混合模式，欧洲的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了社会主义的许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福利国家挽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一些国家走的民族发展模式，也是混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许多做法，譬如由国家出面建立的民族工业，对于许多国家的现代化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不难看出，即使是意识形态相同的两个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上也是存在相当大差异的，如果无视此种差异，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引发国际关系的危机甚至激烈的冲突。

当今世界是一个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世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经济学家普遍的分类解释，主要有三类发展模式：一是美国模式。起源于英国，在美国达到顶峰。一般认为，美国模式的特征是大公司依靠庞大、多变的证券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要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二是德国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银行和公司间关系密切，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等三个目标，西欧多数国家的经济模式与德国相近。三是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类似，都是公司和银行集团关系紧密，只不过它们是通过复杂的互相持股联系在一起。由于银行和其他工商企业关系密切，公司管理者受到保护，从而使之能够不受股东影响进行长线投资。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得尽量多的利润^[69]。相比之下，欧洲模式比美国模式更具凝聚力和包容精神，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融合的欧盟的存在是这种凝聚力的直观反映，而注重民生福利，对贫富差距的竭力避免则是欧洲包容性的反映，日本模式则更加体现了集体价值观的特色。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模式上是多种多样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在第三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崛起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印度模式等若干发展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同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外源型现代化模式，但它们却各有其内容和特点。“东亚模式”是指战后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所经历的经济持续增长及其运作模式，其基本要素包括实行市场经济、推行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鼓励自由贸易、实行政府主导下的管制等，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模式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但东亚模式的基本要素仍然存在，发展潜力依然不小。拉美模式是指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等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拉美模式的特点是经济依附发展，全面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坚持进口替代的贸易发展战略，军人干政导致政局不稳等。90年代以来，拉美模式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推行了所谓“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全面推行以美国模式为范本、强调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体制的《华盛顿共识》，导致经济动荡，发生了墨西哥的所谓“龙舌兰效应”、巴西的“桑巴舞效应”以及阿根廷的国家破产危机，拉美模式陷入困境。“印度模式”是近年来逐渐成长的一种发展模式，就是在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塑造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加快其优势领域——信息技术产业的前进步伐，跨越发展阶段，进而回头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

另外，如果把视野放宽，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呈现一定的模式。不管属于何种模式，从若干国家的实践来看，凡是从本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出发、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方向、立足本国发展优势所创造的发展模式，都是正确的发展模式，都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因此，发展模式并无好坏之分，亦无优劣差别，只有广泛学习一切文明发展过程中被实践证明了的优点和长处，并与本国国际和实际相结合，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创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这正是新文明观的本质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