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苏东剧变之后不久，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erman）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由革命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1]在此书面世之后不久，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很快就在《东欧宪法评论》（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针对该书发表了一篇评论。[2]两人对东欧改革议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阿克曼批评了东欧剧变之后所发起的市场自由化方案（休克疗法），在他看来，哈耶克、弗里德曼式的经济私有化转型，实际是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这不能给东欧人民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它一方面导致财富高度聚集，另一方面造就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无产阶层，这对平等政治的参与理念是一个莫大嘲讽。[3]阿克曼认为，单纯的经济方案不足以推动政治平等，仅仅以捍卫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为目的的政府难以持久。在他看来，只有激活美国式的宪法革命，颁布一个行之有效的成文宪法，建立德国式的宪法法院，才能形成“不受宰制的平等架构”（Undominated Equality），从而给东欧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这在阿克曼对魏玛宪法危机的评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晰，在他看来，魏玛德国的失败正在于它过度关注民法和刑法的技术性问题，而未能将1848年自由主义的革命成果加以宪法化，并在1919年构建一部持久稳固的宪法。[4]
然而，波斯纳在其书评中则指出，东欧社会的平等自由和成文宪法没有直接关系，东欧人民更需要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急于颁布一部成文宪法。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同样能够成功，而法国与南美国家的成文宪法运动则可能失败。对于东欧人民的自由更紧迫的，是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由市场体系，最重要的是保障私有产权、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职业化的司法体系、强有力的警察治安力量等等。而所有这些，波斯纳认为都不是通过美国式宪法所能够实现，除了权利法案，美国成文宪法不过是由一些有关联邦制、政治结构及刑事程序权利的条款构成。[5]显然，在波斯纳看来，在东欧转型中，经济议题应该优先于政治议题，法治议题应该优先于民主议题。单纯移植美国宪法，不能自动带来经济发展，也无法实现阿克曼所设想的平等和自由。
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的历史背景下，这两位重量级法学家提出的宪法方案，在此后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转型方案。那么，时隔二十多年再回头来看阿克曼与波斯纳之争，两位学者到底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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