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法治”之争

第二节　“礼治”与“法治”之争

由盐铁等官营政策之争而引申出关于“礼治”与“法治”之争。其实质是推行“礼乐仁义”教化人民，还是实行“严刑峻法”打杀人民。就此，大夫与文学、贤良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文学、贤良总结了历史上的治国经验教训，法家施法的长短得失，尤其是秦朝的苛政严刑、汉武帝的酷吏枉法的严重恶果，因此，他们主张仁义礼治，反对严刑峻法，酷吏弄法。所以说:

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故非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34]

礼所以防淫，乐所以移风，礼兴乐正则刑罚中。……礼义立，民无乱患。故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治国谨其礼，危国谨其法。^[35]

文学、贤良认为，仁义礼乐是化民成俗、治理国家的最好措施。所以“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36]因为礼义是防止人民造反叛乱的堤防，因此教民为善，人民有礼义道德，彼此相让不争夺，天下就太平了。“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礼义立则耕者让于野，礼义坏则君子争于朝，人争则乱。”^[37]因此，古代“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38]以仁义、礼治教化万民，使人民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使仁义、礼让成为人们的习惯天性，人民就会彼此和谐相处，谦让成风，这样“民安有不仁者乎?”^[39]天下安有不治者乎?所以这是百世都不能改变的治道。

文学、贤良主张仁义礼治、德治，并非排斥、否定法令、法治。他们认为，应当以仁义礼治、德治为主，而以法令、法治为辅，所以应当先教化、礼治，后法治、用刑。这就是:

贤良曰:古者笃教以导民，明辟以正刑。刑之于治，犹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无策而御，有策而勿用。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40]

文学曰:道德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用，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烂扑焦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仁以及物，治近以及远。……法者，缘人性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41]

文学、贤良认为，治国行政、理民导民，主要在于礼义教化、礼治仁爱，不在于政苛法繁、酷刑打杀。礼治、仁爱，近可以仁民爱物，远可以召附远人。法律、刑罚，要依靠人性而制订，惩罚要适当合理，而不是以酷刑峻法残杀人民，更不可将法律作为祸害人民的陷阱。法令高悬，民知法不犯法，一旦犯法则依法惩治。如果法繁刑酷，民众防不胜防，法网愈密，奸伪愈生，监狱不治，罪犯愈多，国家愈乱。

在文学、贤良看来，“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人们之所以“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42]好的治政者、执法者，不是以刑法惩罚人、打杀人，而是教民知法、畏法，而不犯法，杜绝犯法于未萌之时，使民不陷入囹圄而遭刑杀，这样的官吏，才是“良吏”。

文学指出，国家制定法律、法规，是为了保护人民、安定人民的，不是为了惊扰人民、残害人民的。所以说:

民之仰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澹则争止。是以成、康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则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马行则顿之，止则击之。……(严刑)不能禁，峻法不(能)止。^[43]

严刑峻法，不仅不能禁邪、诛暴，而且只会惊民、疲民，其结果则是既破坏了人民的安居乐业，又使人民疲惫不堪，“罢民不畏刑法”，便是与无法一样。

文学从繁法、峻法惊民、扰民的认识出发，对申不害、商鞅以来所推行的而为大夫们所实行的“连坐法”表示极力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辩论。文学说:

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方此之时，岂特冒火蹈刀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非刑轻而罚不必，令大严而仁恩不施。故政宽而下亲上，政严则民谋主。晋厉以幽，二世见杀。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圣人知之，是以务知而不务威。故高皇帝约秦苛法，以慰怨毒之民，而长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无穷，泽流后世。商鞅、吴起以秦、楚之法为轻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44]

严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死不再生，穷鼠啮貍。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御史默然不对。^[45]

凡是实行严刑峻法，诛杀百姓，为害国家者，都没有好结果、好下场。纣王实行炮烙之法，秦王实行收帑之法，商鞅实行连坐之法，吴起施行累重之法，赵高推行峻峭之法，以此打杀百姓，百姓不胜其刑，天下同忧，俱不聊生。这种罪恶施法，终于遭到人民的反抗，这些人不是身死，就是国亡。远的不说，就说秦朝，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不到一年，秦朝灭亡。御史面对文学此论，无法回答，只好“默然不对”。

关于“礼治”与“法治”的争论中，桑弘羊依然是坚持法治，反对礼治，他不同意文学对商鞅的看法、评价，而充分肯定商鞅的法治、功绩。这就是: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饰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46]

推行法治，既可以惩治奸伪之人，又可以使国富民强，这种“有益于国，无害于人”之策，文学何必担忧呢?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大夫认为，当今乱世，更需要进行法治，推行高压政策，非如此不可稳定政局，拯救顽民。所以大夫说:

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故射者因势，治者因法……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抗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47]

大夫认为，时代不同了，要用不同的法治惩罚“抗弊之民”，故应效法“酷吏”杜周、王温舒的严酷办法，对百姓“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大夫之“法治”与酷吏之“酷刑”如出一辙，令人寒慄。

大夫针对贤良的“君子急于教，缓于刑。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48]的主张，认为只有以刑罚惩治，方可除掉恶人，端正民众。大夫说:

因此，要大刀阔斧、毫不犹豫地施行刑罚，禁止奸恶。桑弘羊认为，因为“刑法可以止暴”，所以对“内不从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的“不能化”之民，不仅要用刑法，而且要用严刑酷法。他说:

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50]

桑弘羊主张，不仅要以法行政、治民，而且要严刑重罚、轻罪重罚，以至实行“五刑”:墨、劓、宫、刖、杀，刻削肌肤，伤残肉体。他认为，只有实行这种严酷法治、法令，才能使民众知法而不逾矩。如此对待人民，实为酷吏乱法。因此，当文学以“法者，缘人性而制，非设罪以陷人”来反驳桑弘羊时，他只能理屈辞穷，“俯仰未应对”。^[51]当然，他也无法应对。

文学、贤良与大夫、御史、丞相史关于“礼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以宽松和谐政策治国，对人民实行让步、教而后罚的政策，还是以严刑峻法方术维护统治，实行汉武帝以来推行的高压、屠杀政策，对人民推行诛而不教的政策之争。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人民、维护政权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儒法斗争”、“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