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层面的建议

第六章　外部技术整合能力演化研究

“双链模型”打开了企业技术整合活动的“黑箱”，其中，技术链分析了企业通过技术整合所应该引进和学习的技术内容，学习链则剖析了企业在技术整合过程中的学习层次。不同企业对于所整合的具体技术内容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战略;而对于完成学习层次的递进，则主要依靠技术整合能力的增长。从本书第五章第二部分第三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技术整合从制造技术扩展到架构技术与核心元件技术，对前沿研究的整合也有所涉及;学习链上也从技术载体整合向技术知识、研发惯例整合延伸。这表明，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整合能力总体是增长的。本章将进一步研究:(1)企业技术整合能力的演化由哪些因素驱动;(2)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从而使企业的技术整合能力发生增长。在此基础上，本章将提出促进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相关建议。

第一节　能力演化分析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基础的自组织理论迅速发展，为人们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支持，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自组织系统是如何自行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根据系统科学理论，系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德国物理学家H.Haken从组织进化的角度，将组织系统分为自组织系统和他组织系统。如果一个系统依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在Haken看来，“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精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可描述为在“遗传”、“变异”和“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不断自我完善，从而不断提高环境适应能力的过程。

企业正是社会中一种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徐全军2003，秦书生2001)，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系统理论应用到企业组织的研究中，包括战略管理、能力演化等。Dagnino＆Battista(1999)提出了“企业系统”(System of Business Enterprises，SBE)的概念，将企业看作是一个复杂和动态的资源和能力网络。

饶扬德，王学军(2005)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研究了企业创新的机理，认为企业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正统系统与影子系统的交互作用是企业创新的机制;随机涨落是企业创新的诱因;组织的双环学习是企业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新资源整合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吴绍燕，杜纲(2005)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研究了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认为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是一个涌现过程，其机理源于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王毅，吴贵生(2007)认为，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由能力要素和能力载体构成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影子系统和合法系统的共同作用促成知识创造，从而使企业核心能力实现增长。陆园园，郑刚(2009)从系统协同演进的视角构建了企业创新要素协同模型，认为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技术、战略、市场、文化、组织、制度等各创新要素通过相互竞争和协同，使组织的创新系统走向有序。李锐等(2010)认为技术创新系统具有自组织特性，可以用自组织理论对其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并构建了系统竞争演化模型和协同演化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自组织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能力演化的过程和机理。

自组织理论关于系统演化有三个基本原则:(1)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内在根据和动力。系统内的相互作用从空间来看就是系统的结构和联系方式，从时间来看就是系统的运动变化，是相互作用中的各方力量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作为系统演化的根据，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规定了系统演化的方向和趋势。(2)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外部条件。从抽象意义上来理解，任何现实系统都是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环境构成了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场所，同时又限定了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范围和方式，系统内相互作用以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前提。(3)随机涨落是系统演化的直接诱因。由于系统的内外相互作用，使系统要素性能会有偶然改变，耦合关系会有偶然起伏，环境会带来随机干扰，使系统整体的宏观量很难保持在某一平均值上。涨落就是系统宏观量对平均值的偏离。不同系统对于涨落的反应是不同的，对于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例如企业)，涨落将导致系统失稳，从而把系统推到临界点上。系统在临界点上的行为有多种可能性，究竟走向哪一个分支并不确定。因此，系统的稳定态是相对的，超出一定范围，涨落将支配系统的行为。如果涨落被加以固定，则意味着新稳态的形成。

从系统演化的三个基本原则来看，系统要素和系统环境是系统演化的物质基础，随机涨落是系统演化的诱因。本章借鉴自组织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从系统要素、系统环境的角度，分析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来源，进而剖析整合能力增长的过程，提出整合能力增长过程模型;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资源要素变化和内部机制作用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能力演化增长的机理，为进一步研究能力培育路径提供理论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本章中“系统”、“组织”、“企业”的含义相同，在文中可能混用。

第二节　能力演化的驱动因素及演化过程

一、能力演化的驱动因素

根据自组织理论关于系统演化有三个基本原则，本书从系统内部要素、系统外部环境、随机涨落三个方面阐述能力增长的驱动因素。

(一)系统内部要素

对于企业而言，系统内部要素即指企业的资源。关于企业资源的定义和分类，资源学派与能力学派已经做了大量的描述，但是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对资源与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的认知，学者们之间尚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能力是企业的一种资源(Carmuli2003;胡杰武，张秋生2007);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源与能力是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资源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源于资源。Grant(1991)将企业资源分为六大类:财务资源、物力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声誉和组织资源。企业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但企业能力并不是资源的简单集合，而是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资源之间复杂的作用模式。他将能力的本质理解为“组织惯例”，而资源的类型、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组织惯例的范围。Amit＆Schmaker(1993)在其论文《战略性资产与组织租金》中，对资源和能力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认为资源是指企业拥有或可控制的要素的储备，借助技术、管理信息系统、激励机制、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信任等其他企业资产，资源将被转移到最终的产品中。具体来说，资源包括可交易的技术(例如专利或许可证)、金融资源或物理资源(例如产权、工厂和设备)、人力资本等。资源的特点是，可从外部获得、可交易、形式上可转换(可转换成最终产品)、被企业拥有或控制。能力与资源不同，是指公司特有的、经过资源之间长期而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有形或无形的过程，也可被抽象地看作是公司提高其资源生产率的“中间产品”。能力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流程，具有稀缺性，且不可交易。何琳，丁慧平(2007)将企业资源分为能动性资源(即人力资源)和非能动型资源，认为企业能力产生于人力资源作用于其他非能动资源的过程中。能力的强度一方面取决于非能动资源的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能动型资源对非能动资源进行操作、积累、更新和创新的效果。丁慧平等(2009)从企业基因组织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的成长能力，认为企业的资源依托能力而产生效率，能力在资源的基础上发挥能动作用，能力对资源具有依赖性，资源是能力的基础和来源。在资源的分类方面，学者们各有见解。将资源进行分类是理解资源对能力以及企业竞争优势形成作用机制的基础。目前学者们对企业资源的辨识并不统一(见表6－1)。

表6－1　有关企业资源分类的主要观点

资料来源:苏敬勤，王鹤春(2010)，胡杰武，张秋生(2007)，何琳，丁慧平(2007)

本书认为，资源与能力是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资源是企业系统的构成要素，而能力则表现为企业运用各资源要素从事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对于资源的分类，本书首先按照该资源是否具备主观能动性，将资源分为能动型资源和非能动型资源;其次，从知识管理的视角，这两类资源进一步细分为知识嵌入型资源和非知识嵌入型资源，并以汽车企业为例对各类资源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说明，见表6－2。

表6－2　汽车企业资源的分类及具体内容

表6－2中将企业资源分为三类:(1)能动—知识嵌入型资源，只包括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企业中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资源，不仅内嵌知识，而且能够创造知识，表现为人力资源具有“智能”要素，这也是人力资源的特征要素。(2)非能动—知识嵌入型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管理资源。由于内嵌知识，因此它们是对企业能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资源。(3)非能动—非知识嵌入型资源，包括商誉资源和财务资源。由于没有内嵌知识，因此它们不是影响企业能力的核心资源。各种资源要素之间的关系见图6－1。

从生物学角度看，人体本身就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等多种“资源”组成的复杂生物体，能够从事多种活动，具备多种能力。然而从组织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人理解为被组织所拥有、既具有智能要素，又具有非智能要素(例如知识)的一种资源。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由企业家、管理层、研发人员和各类普通的操作人员等个体组成。个体知识的集合与集成，形成了组织知识。由于人力资源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其内嵌知识是动态变化的，个体不仅能够通过学习吸收新知识，还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智能要素创造新知识，组织知识也随之不断更新。个体智能的集合与集成，形成了“组织智能”(吴正刚等2004)。由于组织智能的存在，组织的各项资源才能够得以协调运作，并应对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不仅如此，组织智能还主导着其他资源积累、获取、更新和创新的过程。因此，组织智能是组织能力形成的原动力(吴正刚等，2004)。

图6－1　企业内部资源要素及其关系

物力资源是非能动性资源，其内嵌的知识是静态的，除非资源的物理实体更新换代，否则内嵌知识不会改变。物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及结构决定了组织的规模和产品结构。管理资源也属于非能动性资源，其中内嵌了组织知识中关于组织管理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优质的管理资源不仅能够提高组织当前的经营绩效，而且能够增强组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商誉资源本质上是市场对企业声誉和形象的评价，企业借助良好的市场评价能够更加顺利地销售商品、获得供应商支持等，因而将形成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但商誉资源事实上是企业长期良好的经营绩效和经营行为积累的结果，而这最终取决于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管理资源。财务资源是企业持续获得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资金保证，没有财务资源，企业不可能获取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因此，尽管财务资源对企业能力不具有直接作用，但却是企业能力形成和持续提升的物质保障。财务资源一方面来自于内部利润积累，一方面来自于外部融资。内部利润积累取决于经营绩效的长期表现，外部融资能力也受到企业当前和过去经营绩效的影响，无论是IPO、增发、发债、银行借款等，投资人都要考察企业的业绩表现。因此，企业能否获得充足的财务资源，最终也将取决于其所拥有的企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管理资源。

(二)系统外部环境

管理学者通常认为，组织的外部环境是指组织边界之外的、可能对组织总体或局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组织绩效的各种因素或事物。然而对外部环境的构成，不同学者则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卡斯特等(1985)、达夫特(2003)、罗宾斯(1997)、卡明斯等(2003)学者从环境与企业组织关联度是否紧密的视角，将组织环境细分为任务环境(或具体环境)和一般环境两个层次。任务环境(或具体环境)一般包括行业、原材料、市场等方面，涉及供应商、顾客、竞争者、政府机构等要素，它们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组织目标直接相关。一般环境是指经济、科技、社会文化、人口、政治法律等更大范围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还影响组织的任务环境。

赵锡斌(2004)将企业组织的外部环境系统分为社会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技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市场环境系统(包括市场容量、市场结构、市场规则、竞争对手、供应商、购买者等)和自然环境系统(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环境等)。

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本书基于外部技术整合的视角，将组织的外部环境细分为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

市场环境中的主体主要包括顾客、竞争者和合作者。顾客的消费偏好将决定产品的市场需求，偏好是否稳定以及偏好的变化趋势将影响市场需求变化的频度及未来走势;竞争者的数量及其技术能力决定了行业的竞争强度。在市场需求变化频率低、竞争强度不大的情况下，企业将缺乏技术研发的动力;当市场需求变化快而且竞争强度大时，企业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以便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偏好和对竞争对手的行动及时做出反应。因此顾客与竞争者是激发企业进行外部技术整合的重要动因。合作者包括企业的供应商、相关技术公司、同行业合作伙伴、专家个人、研究机构等，它们构成了企业的外部技术源，也是企业潜在的外部技术合作对象。企业与合作者的网络关系强度与组织学习的绩效有着密切联系(潘松挺，蔡宁，2010)，从而影响组织外部技术整合的绩效。

从企业外部技术整合的角度来看，技术环境是指技术环境是产业主体从事技术吸纳活动时所面临的、由技术发展各种态势所构成的技术背景。它包括整个社会的技术发展阶段、速度、水平、行业特点、富集程度等等(张克让，2000)。在技术快速变化的环境下，技术创新更强调组织学习的重要性。企业要从容应对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日趋强大的内外部压力，就必须转变为有效的学习者。在技术机会多和技术变化快等技术环境动态性强的行业，企业更倾向于更广泛、深入地寻求外部合作，以获取关键知识来源，而不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资源。

广义来说，制度环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但就企业的外部技术整合而言，经济制度是影响最大的制度环境因子。本书将经济制度环境定义为激励或阻碍企业通过外部技术整合提升技术研发能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指导意见、管理办法等制度安排与制度实施。具体来说，经济制度环境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与技术研发直接相关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采购补贴政策、研发资助与引导、人才引进政策等;(2)与外部技术整合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3)政府对制度的有效执行。高效的处理流程、可靠的信息披露以及低腐败程度，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度效用的发挥，从而激励企业的技术研发与整合行为，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在经济制度环境构建的过程中，政府是关键主体，既参与制度的设计，也参与制度的执行，对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三)随机涨落

根据自组织理论，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是通过随机涨落实现的。在复杂的企业系统中，随机涨落是指企业内部和外部偶然的随机因素。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随机的微涨落是企业系统有序演化的诱因，它们通过企业自组织的运动被放大而形成巨涨落，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最终决定企业演化的状态和方向。按照自组织理论，没有随机涨落，就没有系统的发展。

就企业创新系统而言，涨落源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典型的内部涨落因素源于能动型资源的特质，以及能动资源配置非能动资源的作用效果，如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员工的创新张力、意外事件等。如果企业家具备远见卓识，拥有敢冒风险、积极进取的人格特质，以及对科技、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好奇和敏感心理，那么企业将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并主导企业资源向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进行配置与整合。企业员工是参与技术整合、技术学习与技术创新的直接主体，他们主动学习与创新的愿望和能力将影响知识转移和积累的效率，从而影响技术创新的成本、周期和绩效。意外事件包括意外的成功，也包括经过精心规划、设计及执行后的意外失败，意外事件往往带来创新机遇。典型的外部涨落因素通常源于:(1)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为企业带来新的竞争机会和竞争压力，从而诱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2)市场的变化，包括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等。市场需求和消费者预期等的变动，不断诱导企业的研发和生产等决策偏离原有状态，企业在不断识别并追随新的市场需求的过程中，技术能力不断演化，技术优势也逐渐形成。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对企业产生新的竞争压力，从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3)技术获取机会与渠道。如果企业面临更多的获取外部技术的机会或渠道，那么企业的技术能力的成长可能呈现更快的趋势，甚至产生技术能力的突变。(4)国家政策。国家的人才政策、科技政策、消费政策等的政策导向，将影响企业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技术研发的投入和技术整合的方式，从而使企业具备不同的技术优势和技术能力。

二、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演化过程模型

何琳，丁慧平(2009)从价值创造的视角分析了企业能力演进的机理，认为企业基于满足客户需求、创造顾客价值的原则改变原有的资源状态，企业能力在资源变化与价值创造活动相匹配的过程中得到提升。赵启兰(2010)也认为企业技术能力是在能动性资源和非能动性资源的共同推动下完成渐进式演进或阶跃式演进的。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考虑到外部环境与随机涨落因素对能力演化的影响，认为整合能力的演化是一个在企业战略、随机涨落和既有企业资源的共同作用下，企业不断获取和积累资源的循环渐进过程。企业资源状态发生改变，能力状态随之改变，如图6－2所示。

图6－2　技术整合能力演化的动态过程

图6－2表达的技术整合能力演化的过程可描述如下:企业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其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均处于实时的动态变化中，存在无数随机涨落因素。不仅企业最初战略的形成及后续的战略修正均受到这些随机涨落的影响，而且企业许多与技术整合相关的微观经营决策也受到各种随机涨落的驱动。企业通过当前既有的整合能力完成决策。随着每一个决策的完成，企业的资源状态发生改变，形成新的能力状态。企业能力的演化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渐进过程。

图6－2显示，能力和资源是不可分的，能力既来源于资源，又是继续获取新资源的工具。企业能力是在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动态交互作用、变化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发展。由于每个企业的内部资源要素配置不同，因此对外部环境中存在的随机涨落因素敏感程度亦不相同，即使在外部环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各企业内部也会形成不同的巨涨落，推动企业沿着各自的路径积累资源与能力，形成各自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

(一)与技术整合相关的内部资源

(1)人力资源

外部技术整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企业协调各层面、各专业的人力资源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如表6－3所示。

表6－3　技术整合活动中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技术整合中起决定作用的资源。缺乏具备相应素质与能力的人力资源，企业的技术整合将无法完成双链模型中的全部环节。

(2)物力资源

对于技术整合而言，物力资源主要体现为研发资源，包括研发场所、试验设备、仪器等。因为技术整合包含消化吸收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企业通过内部研发才能完成，因此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研发资源，才能完成内部研发的过程。

(3)管理资源

技术整合中关键的管理资源是企业中有关组织学习、内部交流、创新激励等制度以及学习型企业文化，构成了技术知识整合与研发惯例整合的制度保障。如果企业缺乏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人力资源的能力将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影响技术整合的绩效。

(4)商誉资源与财务资源

商誉资源包括品牌和企业的市场地位等因素，商誉资源越强大，企业的谈判实力越强，从而在技术整合的谈判中，有利于争取到最有利的条件，降低技术整合的成本。财务资源包括现金和融资渠道，是企业技术整合的财务保障。例如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吉利公司强大的融资能力^[1]。

(二)与技术整合相关的外部环境

企业是在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逐渐成长的，外部技术整合本身也是企业适应外部竞争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技术战略之一。适应外部环境及应对环境的变化是企业实施外部技术整合的动力，同时，良好外部环境还能够降低企业外部技术整合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技术整合能力的提升。外部环境对企业技术整合能力演化的作用机理如图6－3所示。

图6－3　外部环境对企业技术整合能力演化作用机理示意图

首先，日益激烈的汽车产品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造商技术实力的竞争，成为汽车制造商进行技术整合的外部压力。我国的汽车市场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不仅表现在销售量的大幅增长，也表现在每年新车型数量的不断增加，见表6－4。

表6－4　乘用车全新车型数量(2005—2009)

资料来源:(1)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汽车行业深度报告，2007年8月;(2)网上车市网站www.cheshi.com.cn;(3)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www.autoinfo.gov.cn; (4)中国投资咨询网，www.ocn.com.cn

如表6－4所示，国内市场每年都将推出40～50种全新车型的乘用车。如果加上改型改款车，每年新车型数量达到上百种(可参见表5－16)，每年乘用车市场的增长空间也几乎被这些新车型占据(例如2006年全国乘用车新增的上牌车辆中90%是新车型^[2])。这说明研发实力强、产品线丰富、新车推出速度快的企业才能赢得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的多变性使得汽车制造企业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才有可能适应市场的发展趋势。而整合外部技术则是企业加快技术创新速度、提高技术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

其次，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提供了企业技术整合的机会与动力。汽车是技术密集型产品，汽车行业是一个新技术涌现速度比较快的行业。汽车产品的竞争已日益表现为技术竞争，掌握更多前沿技术的企业，有利于在未来发展中抢得先机。2003—2009年，全球汽车界被授予或正在申请的技术专利出现爆发式增长。截至2009年，全球汽车界被授予或正在申请的有关新能源汽车(主要指混合动力、纯电动及燃料电池汽车)与替代能源汽车的技术专利达15077项，与2003年底相比增长120%;与汽车防盗相关的技术专利2009年达到6793项，较2003年增长84%;汽车导航、空调、主动安全等方面的技术专利数量与2003年相比增幅均超过40%^[3]。目前我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虽然整体上已有较大提高，但与世界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中高档轿车的整体开发能力、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开发能力等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甚大。明显的技术“势差”与丰富的技术机会将推动我国汽车企业的外部技术整合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存在引进海外高端技术人才的良机。2002年中国汽车市场爆发式增长，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7%，加之以吉利和奇瑞为代表的一批自主品牌汽车公司迅速成长，吸引了第一批海外人才的归国;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不断恶化，中国汽车业又出现了第二次“海归”潮。人力资源是技术的载体，高端技术人力资源供应的增加更好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整合。

最后，有益的经济制度环境将增进企业技术整合的绩效。企业在外部技术整合的过程中涉及与其他主体的合作与联系，这些主体可能包括用户、战略供应商、专业设计公司、高校、科研机构、技术中介组织等，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在技术合作与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可能阻碍企业的技术整合活动的绩效，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1)外部主体的信息(包括知识)具有“黏性”(von Hippel，2004); 2)担心自身关键技术和知识的泄露; 3)自身吸收能力不足，导致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降低; 4)整合外部技术将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有益的经济制度环境将有助于削弱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

(1)政府的研发资助能够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从而增进企业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降低信息与知识的“黏性”，促进双方的合作。von Hippel(1994)将信息的黏性(sticky)定义为信息搜寻者将单位信息从一处转移至另一处，并使其达到可用状态所花费的增量成本。由于信息存在黏性，因此企业从用户、供应商、大学等创新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信息需要花费成本。von Hippel认为，信息黏度的高低取决于: 1)信息本身的属性(编码信息或默会信息); 2)需要转移的信息量; 3)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接收者的性质和能力(例如信息提供者收费，信息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差等因素都将增加信息的黏度)。政府的参与不能改变信息本身的属性和创新活动所需转移的信息量，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性质和能力，从而降低信息的黏度，增进技术合作的效率。例如，各种形式的政府资助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研发资金，而且还将拉动企业的追加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自身技术能力以及对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

(2)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降低由于关键知识泄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在研发合作中，知识的流出溢出是不可避免的。流出溢出越大，对合作的危害越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流出溢出，降低技术创新合作中技术泄露的风险。

(3)政府的积极作为将降低企业技术整合的交易成本。企业的外部技术整合活动涉及的主体众多，在合作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风险成本等(苏敬勤，1999)。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过高将削弱合作的动机，影响合作的绩效。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维护良好的创新环境，构建技术交易和交流平台，促进产学研研发联盟的组建，促进人才交流，加强产权保护等，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国家层面看，近年来出台的促进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见表6－5。

表6－5　中央政府部门出台的促进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政策(2000—2010)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网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从表6－5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已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汽车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多数政策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资助来鼓励企业进行新产品(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研发;一些政策涉及鼓励汽车生产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组织的产学研合作研究;还有一些政策通过促进市场培育对新能源汽车开发进行扶持。

综上所述，外部环境虽然不能直接导致企业技术整合能力的增长，但通过对企业的技术整合形成压力，提供机会与动力，以及促进技术整合绩效提升等形式，为企业的技术整合活动创造适宜的空间，从而促进技术整合能力的提升。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因素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缺乏内部机制，外部环境的诱发和促进作用就无法发挥;缺乏外部环境，内部机制也难以启动。只有在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互相协调的情况下，企业技术整合能力的形成与成长才能持续进行。

(三)与技术整合相关的随机涨落

综观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发展和技术整合的过程及状态，体现了许多随机涨落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乘用车为例，表6－6列出了我国乘用车产业技术整合发展不同阶段中的重要随机涨落因素，以及相应的技术整合特征。

表6－6　我国乘用车产业随机涨落因素与技术整合发展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前文提及，80年代初期，我国的轿车需求量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而此时国内轿车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在外汇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大量进口汽车的方式不可持久。出于必须在短时间内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技术学习的目的，通过合资企业进行技术引进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为了尽量减少外汇的消耗，并尽量多地学习先进技术，零部件国产化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于是这一阶段，在市场需求增加、产能不足、外汇不足、技术薄弱等随机涨落因素的触发下，我国各大汽车企业通过合资方式引进技术，成立了以上海大众等为代表的诸多合资企业。

1997—2003年是我国自主品牌轿车企业建立和快速成长的阶段。这一阶段汽车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私人购车比例迅速增加。私人用车与公务用车最大的不同在于，消费者对价格更加敏感。而此时轿车低端市场的车型很少，以奇瑞、吉利为代表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抓住这一市场时机，通过自主开发迅速推出新产品，企业得以迅速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些企业在初创时期的技术能力也非常薄弱，但是由于企业拥有以李书福、尹同耀为代表的具有强烈自主造车愿望的企业家，在他们的组织下，企业没有通过合资的方式获得技术，而是通过逆向工程、人才引进、合作开发等方式进行技术整合，实现了产品的自主开发。

2003—2008年，以奇瑞、吉利、长城为代表的自主品牌汽车进一步成长，几大汽车集团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自主产品，一汽奔腾、上汽荣威、长安奔奔均在2006年首次上市。汽车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技术整合推出自主产品，与当时的市场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我国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创新型国家战略，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其次，2004年新出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明确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最后，全球汽车市场逐渐呈现出中国的快速增长和西方缓慢发展的态势，欧洲、美国的许多专业公司和零部件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海外高端人才也更愿意回国服务，为中国企业加快技术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吉利、上汽等国内汽车公司甚至通过海外收购推动企业的技术发展。从企业内部看，由于经过多年的积累，在产品开发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因此技术整合也日益增多。

2008年之后，我国乘用车技术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新能源汽车及其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汽车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研发投入和技术能力提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政策的推动^[4]。在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大型国有汽车集团、民营汽车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这一时期，政府的鼓励政策是触发企业进行新能源汽车研发的关键随机涨落因素。

第三节　技术整合能力增长演化机理

一、技术整合能力增长演化机理模型

能力演化的过程可能导致两种结果:能力增长或能力衰减。从“资源—能力”观的视角看，能力改变是资源改变的结果。结合前文对企业能力演化过程的分析(见图6－2)，本书认为从资源到能力的转化过程中，存在三个重要节点:战略决策形成、经营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如图6－4表示。

本书认为，战略决策形成、经营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均对资源积累和能力增长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影响资源转化为能力的效率和结果。如果其中某一环节长期缺失而得不到纠正，企业将不断损失资源与能力，最终处于竞争劣势。

通过图6－4可以看到能力演化的逻辑过程，但仍无法进一步解释这一逻辑过程形成的原因。例如，企业如何才能保证形成正确的决策，并高效执行所形成的决策?为此，本书了进一步采用演化理论方法，考察能力演化(尤其是能力增长演化)的机理。

演化理论从组织惯例和组织学习的视角考察组织的演化过程。在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的经典著作中，将惯例定义为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并决定企业可能有的行为(Nelson＆Winter，1982)。惯例包括生产中的技术惯例、人力资源管理惯例、研发惯例、营销惯例、投资惯例等，具有某些惯例的企业可能比其他企业做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惯例与企业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在演化理论看来，个体与组织的学习是组织演化极为重要的方式，组织的演化过程就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因此本书综合资源—能力理论和演化理论，认为从组织内部的角度，能力增长是在组织内部动力机制、学习机制和管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决策形成与决策执行，使组织的要素规模不断增长、要素结构不断改善和组织惯例不断优化的过程，如图6－5所示。

图6－4　资源—能力观下的能力演化关键点

图6－5显示了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增长演化的微观机理。图6－5表示，能力增长是企业资源和惯例逐渐积累与改善的结果，而资源与惯例的积累改善则是通过无数的决策形成与决策执行得以完成。每个企业的决策方向、内容以及决策执行效率各不相同，企业的资源与惯例则必然呈现巨大差异，表现为企业能力以及竞争优势的千差万别。同时，由于受到内外部环境中随机涨落的影响，企业的决策内容的合理性与决策执行的效率性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并不是完全随机事件，而是受到动力机制、学习机制和管控机制的牵制，具有一定的内在必然性。需要说明的是，图6－5只是展现了能力增长演化的一个片段。事实上，能力演化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并不是单项作用，而是紧密关联，相互耦合。以下本书着重对能力增长动因和能力增长机制的内涵，及其在企业能力增长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进一步阐释。

图6－5　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内部演化机理示意图

二、能力增长的动因

(一)系统要素规模的聚集

资源是能力的物质基础。能力的增长，首先表现在资源要素规模的聚集。资源要素的规模包含两方面的含义:资源的数量规模与资源的质量规模。资源的数量规模是指资源载体的数量，资源的质量规模是指资源载体中内嵌知识的含量与性质:资源载体中的内嵌知识越多，知识复杂程度越高，则资源的质量规模越大。就技术载体整合而言，企业资源要素的数量越多，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影响力越大。这样，企业对技术载体搜寻能力、谈判能力、对技术的评价能力越强，从而技术载体的整合能力越强。就技术知识整合而言，技术人员数量增加、技术专家数量的增加、研发设备数量越多，意味着企业自身技术基础越强，吸收能力越强，从而技术知识整合能力越强。

(二)系统要素结构的改善

要素结构是指企业中资源要素的种类与数量结构。就技术整合而言，企业内部相关的技术资源必须与整合活动相匹配，才能提升技术整合的效果，并增强技术整合能力。以汽车底盘技术为例，我国的汽车底盘技术比较薄弱，与国际的最主要差距在于汽车实验和相关数据的积累。因此即使是自主品牌汽车，大多数也都由国外企业进行底盘调校^[5]，甚至直接使用外资品牌的底盘^[6]。如果企业希望通过与外部专业公司合作开发底盘，并提升底盘开发能力，那么内部必须拥有具备底盘开发专业知识的技术团队，以及相应的研发设施，以便缩短与外部技术主体的知识距离，提高知识吸收率。底盘的设计能力主要表现在底盘的试验、评价和调校能力^[7]，而不是对设计理论的掌握程度，因此底盘试验设施对于底盘开发尤为重要。然而国内许多整车企业缺乏相应的试验设施(例如试验台)，尤其是缺少路试实验场，使得许多新进展不容易立即得到试验数据的支撑，制约了底盘技术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相反，跨国汽车企业拥有比较完备的实验设施，能够通过做实验解决新的概念和新技术问题^[8]。由此看出，由于底盘试验设施的缺失(即系统要素的结构分布不均衡)制约了我国整车开发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三)系统惯例的优化

企业的各类资源要素需要良好的组织惯例进行组织与协调，这样才能使要素的效用得到有效发挥，从而提升企业能力。一般来说，创新导向的、较少行政障碍的组织惯例更加有利于促进技术整合能力的增长，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员工的学习意愿更加强烈，有利于知识的吸收; 2)内部交流渠道更通畅，有利于知识在组织内部扩散; 3)更容易调整研发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研发效率; 4)更有助于吸收外部组织中有益的研发惯例知识，从而优化自身的研发惯例。

三、能力增长机制

(一)动力机制

能力增长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企业进行外部技术整合活动的各种动力要素以及相互关系的总和。持续而强大的动力机制是推动企业技术整合活动以及提升整合能力的前提条件。

企业内部的动力要素包括企业利益驱动力、管理层的认知水平、竞争愿望、激励体系与制度等。具体说明如下: 1)企业利益驱动力是企业内在动力中最核心的要素，也是企业开展技术整合与创新活动的原动力。为了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并从创新战略、创新模式、创新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整，从而产生整合外部技术的需求。2)管理层的认知水平是指在的是企业管理层对技术创新的愿望，以及外部技术整合对自主创新能力作用的认知，它对企业技术整合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控制与引导作用。Prahalad＆Bettis(1986)针对管理层关于企业战略决策的认知提出了“主导逻辑(dominant logic)”的概念，认为管理者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即主导逻辑)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制定和行为方式。当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时，管理者应当学会根据环境变化改变目前的认知(即当前的主导逻辑)，形成新的主导逻辑，以推动企业战略变革。在我国汽车产业面临从基于“市场换技术”的引进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型时，管理层对自主创新的愿望以及“如何利用外部技术”的认知便决定了企业的技术发展战略，从而影响企业外部技术整合的模式以及技术整合能力的形成与发展。3)竞争愿望是指企业内部对竞争的了解与重视程度，以及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意识。4)激励因素是指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企业内部建立的能够激发员工潜能的动力机制，是影响决策执行过程中员工行为效率的重要因素。以上各种内部动力因素相互作用，产生对技术整合的需求意识，从而推动企业技术整合活动的开展。

(二)学习机制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环境是动态变化的，企业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来维持企业能力的独特性与异质性。学习的层次包括个人学习、团队学习、组织学习和组织间学习。个体是团队和组织基本的构成单位，主观能动性最强，也是知识最直接的接受者，因此个体学习是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的前提和基础。团队学习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团队。团队学习强调团队成员的合作学习和群体智力(组织智力)的开发。学习者以团队的共同愿景为目标，以严格有序化的分工合作为相互联系的纽带，共享学习资源，共创学习成就，成为不可分割学习共同体。团队学习构成了组织学习的基础，团队学习的整合就是组织学习。组织间的学习也是组织学习非常重要的学习层次，包括与竞争对手、外部合作者、同行业企业、顾客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学习和交流。可见，组织学习过程能够实现组织内外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传递、共享与更新。可见，各层次的学习机制能够提升个体(包括企业家和员工)的知识与能力水平，增加个体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最终表现为组织决策的合理性与决策执行的效率性不断提升。

组织学习的发生需要组织成员能一起完成因果关系数据的搜集、数据的分析、分析结果的储存、所得经验的散布等，以便能创造共同学习的机会，发现错误与更正错误，或提炼与传递学习经验，而整合上述的过程称为组织学习机制(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echanism)(Lipshitz＆Popper，1996)。组织学习机制还包括学习论坛(learning forums)、非正式的研讨会(exploratory assignment)、经验分享机制(Garvin，2000)，以及实践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Wenger＆Snyder，2000)等，这些机制有助于组织学习。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习机制事实上就是知识在组织内部储存、传播、整合的渠道。而这样的渠道是否能够建立并发挥作用，又受到企业文化、组织架构、内外部环境、管理作为、领导行为等因素的影响。

(1)企业文化。文化是群体在解决其外在适应与内部整合时所学习到的一种由成员共有的基本假定，因为其有效性，所以会被传给新的成员，作为遇到类似问题时如何去思考和行动的正确方法。这种基本假定并不容易观察，但会表现在组织结构、流程、价值、规范、组织氛围(climate)等方面，进而影响组织的行动(Schein，1992)，包括组织学习。

(2)组织架构。Duncan(1974)认为集权的、机械式的结构强化采用过去的行为模式;分权的、有机的结构则有利于信念与行动的改变。Meyer(1982)认为正式化与复杂的结构有碍组织学习;决策影响力的分散则能促进学习。

(3)内外部环境。Lawrence＆Dyer(1983)认为当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过于复杂与动态时，组织将因为过度负荷而无法学习，但是过度稳定也无法刺激组织学习(March＆Olsen，1975)。因此，一定程度的环境压力与不确定性对于促进组织学习是必要的(Daft＆Weick，1984)。Popper＆Lipshitz(2000)认为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高且发生错误的成本极高时，组织学习十分必要。Kotter (1995)也认为组织成员认知到危机的存在时，较易配合组织变革。

(4)管理作为。管理作为(management practice)是指管理者如何运用人力与物质资源去实现组织策略的行为，例如“鼓励部属以创新的方式去完成任务”是一种管理作为。鼓励成长、实验、创造性解决问题以及让所有人都有自我发展的机会(Pedler et al，1991)，建立适合学习的环境，包括鼓励挑战与提出异议(Garvin，2000)、持续创造学习的机会、提倡探讨与交流、鼓励团队学习、建立集体的愿景(Marsick＆Watkins，1994);支持实验与创造力，鼓励开放地沟通问题、失败或经验，给予员工创造新方法、新想法的自由(Dibella et al，1996)等，都属于有利于组织学习的管理作为。

(5)领导行为。领导是指提供组织方向与作为角色模范(Burke＆Litwin，1992)。领导的行为表现将影响组织学习的效果。例如Senge等(1999)认为，领导者无法说到做到及以身作则，是推动学习型组织的重要障碍。Edmondson (1999)研究发现，领导者的教导、支持、对问题或挑战不加防卫的行为，以及建立支持的环境(如给予员工在资源与信息需求的支持)都能促进团队心理安全感，进而产生学习行为，导致较高的团队绩效。

(三)管控机制

管理控制机制是企业运行中制度安排的总和，也是组织惯例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管控机制包括研发管控、生产管控、采购管控、物流管控、财务管控等，涉及企业微观管理的各个层面，其运行效率与企业经营决策形成和决策执行的效率密切相关。影响外部技术整合能力提升的主要是研发管控。在研发管控机制的作用下，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内部需求，确定实现技术战略目标所需的各类研发资源结构和比例关系，协调资源配置关系并消除资源缺口，不断优化调整内部技术资源要素的结构，从而推动企业技术整合能力的增长。

第四节　促进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相关建议

一、企业层面的建议

(一)战略决策环节的关键点

(1)不能放弃自主研发战略

能力是资源的函数，但资源转化为能力的过程不是自动发生的。在个体层面，需要个体的主动学习和训练;在组织层面，需要具备学习机制和创新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自主研发为个体和组织学习提供了目标和动力。只有在自主研发战略的前提下，企业才可能建立组织的学习型文化、学习机制和相应的激励制度，才会注重通过技术整合积累技术知识和研发能力。我国一些轿车合资企业由于没有坚持自主研发战略，导致外部技术整合只停留在表面，表现为“学习链”上仅停留在技术载体整合，或“技术链”上仅停留在制造技术整合，未能进一步促进自主研发能力的积累。而另一些企业，例如长安汽车，尽管也拥有两家轿车合资企业(子公司)，但是并没有放弃自主研发战略，而是通过技术整合不断积累自主研发能力，在轿车领域培育出了具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产品(详见本书第7章)。

(2)保证足够的内部研发投资

加强内部研发的作用在于: 1)缩小知识接收方与知识来源方的技术知识差距，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 2)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提高知识消化吸收的效果; 3)有利于外部知识在企业的内化，促进二次创新的完成。经过二次创新，外部知识才在真正意义上转化为企业的内部知识，从而实现技术整合的目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经营决策环节的关键点

(1)选择有利于学习的技术整合方式

技术学习不仅需要组织和个体具有学习的动力，还需要具有学习的渠道。从前文的表5－11可以看出，合作开发和人才引进涉及人力资源载体整合，技术知识整合，还可能涉及研发惯例整合，因此是较为理想的技术整合方式。合作开发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显性知识学习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研发团队的共同工作和交流非常有利于隐性知识的溢出和吸收。开发过程中的经验、团队成员配合的方式、研发过程管理的经验方法等都是重要的隐性知识，只有在长期面对面的交流中才能被挖掘和吸收。关键技术人才的引进也是有效的技术整合方式，因为技术专家拥有的专业知识结构不仅加强了企业的知识基础，而且使他们有能力接受和理解外部技术的最新发展，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内部团队能够理解的形式。

(2)积累充足的财务资源

技术学习和赶超需要大量而持久的资金投入。跨国汽车公司在已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情况下，每年仍投入巨大的研发费用(可参见表5－12)。我国企业在技术整合的过程中，如果因财务资源有限而制约了研发投入，不仅将影响技术整合绩效，而且会加大与跨国企业的技术差距，动摇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战略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充足的财务资源是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战略、提升技术整合绩效，从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从长期看，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Romer，1986)。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因此技术不仅是企业长期增长的驱动因素，也是企业长期超额利润的重要源泉。由此看来，财务资源和技术优势是相互增进的。

然而，我国自主品牌轿车在与合资品牌轿车的竞争中，不仅技术优势非常匮乏，而且价格优势也正在减弱，盈利状况并不乐观;商用车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导致企业的利润率偏低(可参见表5－18)，利润积累比较艰难。尽管企业还可以通过外部融资获得资金，但外部融资的数额以及融资难度最终仍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前景。因此，如何获取充足的财务资源成为我国汽车企业技术整合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本书认为，尽管从长期看技术是企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企业短期的增长的机制十分复杂，不仅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而且与定价、成本控制、营销服务甚至国家政策等非技术因素密切相关(见图6－6)。

图6－6　企业财务资源与技术能力相互作用示意图

与跨国汽车企业相比，现阶段我国汽车企业尚未具备技术比较优势，因此可以通过精心挑选并培育价格、营销、服务等非技术竞争优势，逐渐建立品牌市场地位，扩充财务资源。随着财务资源的不断积累，企业对于技术要素的投入不断增加，技术驱动力逐渐加强，并逐渐成为企业增长的长期驱动因素。

(三)决策执行环节的关键点

战略和决策的有效执行需要依靠完善的制度以及员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制度建设和员工士气均与企业家密切相关。本书认为，决策执行环节的关键点在于企业家的推动。就技术整合而言，尽管知识转移和消化吸收主要涉及企业的研发部门，但企业家在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尤其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在创新型企业文化的建立、自主研发精神的形成、学习机制的安排、技术研发活动的推进中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9]。技术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长期过程，激烈竞争中的技术追赶则更加艰难。因为技术追赶企业需要和技术领先企业处于同一个市场，竞争失败或逐渐依附于技术领先企业的状况非常容易发生。企业自主研发的坚持和推进，往往取决于企业家在自主研发之路上的坚持和不断推进。反之，如果企业家放松甚至放弃对自主研发的坚持，员工的学习意愿和学习效率则随之下降。除此之外，企业家还需要有敏锐的市场判断，发现新的细分市场需求，并通过技术整合与内部研发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不断积累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

二、政府层面的建议

关于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为基础的两类分析思路和框架(邢怀斌，苏竣，2004)。均衡理论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黑箱”，不考虑技术创新的实现过程，认为只要资源配置合理，技术创新便会自然发生。然而，由于创新收益的非独占性和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导致技术创新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因此政府应该对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进行补充，弥补私人资本在基础性和共性研究中的投入不足，政策工具多为直接研发资助、政府采购等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演化理论则重视研究技术发展的过程，认为创新是一种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具有累积性的复杂系统。当创新系统各机构之间不能实现有效配合时，便出现了“系统失灵(system failure) (OECD，1998)，主要表现在各系统的行为者之间缺乏相互配合、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性研究不匹配、技术转移机构失常以及企业的信息不足与吸收能力低下等(王春法，2002)。因此政策应定位于如何促进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行，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培育有利于技术扩散和技术应用的环境。

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对技术创新中政府作用的解释虽然视角不同，却并不矛盾。事实上，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同时存在，但在技术链各环节的表现程度并不相同，因此具体政策安排也应有所不同(何琳，蒋兵，2012)，如表6－7所示。

表6－7　政府在汽车产业技术发展中的政策安排

续表

(一)前沿研究开发整合的推动者:主要解决市场失灵

前沿研究开发位于产业技术发展最前端，必须进行持续、大规模的投入才有可能形成可产业化的成果。然而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产品多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利润率低。前沿研究开发的不确定性较大，短期市场收益不明显，使得我国汽车企业对前沿研究的投资意愿极低，研发的“市场失灵”较为严重，将直接影响后续的产业技术发展。对此政府应作为前沿研究开发的推动者，明确将前沿研究开发的主体定位于科研机构和高校，政府则作为“隐性主体”，对前沿研究开发的项目设立、资源投入、创新共享和成果保护进行战略性管理。具体政策安排应覆盖:(1)规划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设立和改进产业技术标准，积极参与下一代产业主导设计的竞争。(2)加大对国家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资助力度，同时积极推动以科研机构和大学为主体的公共研发联盟体建设。(3)以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带动新能源汽车的相关基础研究。

(二)核心元件技术整合的支持者:兼顾解决两种失灵

核心元件技术水平的提升对于产品整体性能的改善起着关键作用，从理论上说，企业的研发意愿比前沿研究领域更为强烈，从而“市场失灵”程度更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核心元件技术的研发主体应定位于企业，以及以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联盟。然而由于一些核心元件长期依赖国外供应商或合资伙伴，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薄弱，加之核心元件通常具有较高的“标准化”程度，容易通过外购的方式获得，且从短期看采购成本低于自主研发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研发意愿。政府应当作为支持者，一方面对其中关键的共性技术提供部分研发资助，或通过提高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的方式，引导企业增加内部研发投入，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组织、协调以整车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联盟的组建，制定配套政策，鼓励合作研发，降低“系统失灵”。

(三)整车架构技术整合的引导者:主要解决系统失灵

整车架构技术研发的短期效益最明显，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是我国整车企业研发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市场失灵”程度最低，研发主体应定位于企业，政府则应定位于引导者，注重在演化理论框架下构建有有利于自主开发的产业环境，主要解决“系统失灵”。例如放松整车制造业的进入管制，鼓励国内市场竞争，鼓励出口，同时建立更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资金支持则采取政府采购获采购补贴等更为间接的手段，培育自主品牌产品市场。政府采购不仅有助于提升自主品牌产品创新的市场收益，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财务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为企业架构技术知识的积累提供更多机会，为企业实现技术追赶争取更多时间。

小结

本章以汽车产业为背景，在自组织理论、资源理论和演化理论框架下，研究了企业外部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来源、能力演化的过程和机理。本书运用自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内部资源要素状态的调整、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及随机涨落的诱发，是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动因。因此，本章首先研究组织内部资源、外部环境和随机涨落的内涵，将组织资源从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以及是否嵌入知识两个标准进行分类;将组织的外部环境分为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列举了随机涨落因素的来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企业技术整合能力演化的过程，认为能力演化是系统在内外部随机涨落因素的触发下，资源状态不断演化的结果。由于每个企业初始的资源禀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随机涨落因素各不相同，因此不同企业将按照不同的路径进行资源和惯例演化，从而形成不同的能力水平和技术优势。外部环境虽然不能成为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直接来源，但通过对企业的技术整合形成压力，提供机会与动力，以及促进技术整合绩效提升等方式，为企业的技术整合活动创造适宜的空间，从而促进技术整合能力的提升。随后，本章运用资源理论和演化理论，研究了企业技术整合能力演化的内部机理，认为由于企业内部动力机制、学习机制和管控机制的共同作用，企业资源要素的规模不断增长、要素结构不断改善和组织惯例不断优化，由此导致了企业的技术载体整合能力、技术知识整合能力和研发惯例整合能力不断提升。最后，本章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技术整合能力增长的建议。

【注释】

[1]2010年吉利公司为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花费27美元，其中18亿美元为支付的收购交易费，9亿美元作为收购后的营运资金。吉利汽车2009年年报显示，吉利集团总资产仅188亿人民币，净利润13亿人民币，账面现金余额仅45亿元人民币。可见，如果没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吉利不可能完成该项收购。

[2]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汽车行业深度报告，2007年8月

[3]黄岩，国际金融危机助推汽车技术更新，www.cnautonews.com，2010－09－01

[4]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许多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中央政府层面，2005年出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其中第八条指出“国家引导和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2007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将新能源汽车正式列入国家的鼓励产业目录。2009年出台的《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的通知》，将北京、上海、重庆、长春、大连、杭州、武汉、深圳、合肥、长沙、昆明和南昌等13个城市作为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的试点城市。2010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将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等5个城市作为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的试点城市。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深圳、长春、重庆等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了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相关政策。到2010年底，我国主要汽车企业均涉足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13个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的试点工作均取得了一定进展。

[5]例如奇瑞的瑞麒G5底盘由英国莲花公司调校，奇瑞A3的底盘由英国米拉公司调校，吉利中高端车型帝豪EC718的底盘由荷兰PDE公司调校等。

[6]例如吉利远景和比亚迪F3都采用了丰田花冠的底盘，广汽的自主品牌轿车直接采用凯美瑞的底盘。

[7]无论是应用一个平台还是开发一款整车，首先需要设计整个底盘的结构参数、性能参数，然后试制出若干台样车。整车的设计参数是理论计算结果，由于路面、环境因素复杂，假设的计算条件不可能与实际完全相符，所以开发一款新车必须由专业试验人员进行试验、评价、调校，并提出下一轮样车的改进、调校方案。经过几轮评价和调校才能使整车性能达到相对理想的状态。

[8]马连华，工程院院士郭孔辉:我国轿车底盘技术亟须突破［N］，中国青年报，2010－01－14

[9]汽车产业先行国家的福特、奔驰等汽车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技术专家;后发国家的丰田汽车、现代汽车、我国的奇瑞汽车、吉利汽车等公司的创始人，或者是技术专家，或者是对汽车极度热爱，有着强烈的自主研发决心。企业的创始人(尤其是后发国家)对于企业自主研发战略的确定起着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