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雅典（罗马）道路”？

秦晖先生对雅典道路的经典叙述如下：

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摆脱共同体束缚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摆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摆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类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通过平民运动（包括经济上通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财产）建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而“马其顿道路”则是变“氏族族长制”为“强权通吃”，化“父权”为皇权(包括经济上形成托勒密式的权贵大私有制)以建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国。[1]

雅典问题而不是“道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关心的。秦先生应该很熟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国家起源的论述，在国家诞生的四个阶段中，把雅典与罗马作为典型案例来讨论，正是恩格斯此文的重点。

不同的是，恩格斯的重点并不是所谓“平民运动”，而是阶级斗争，即雅典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导致了平民私有财产权的出现。一方面，雅典全盛时期，由于大量依赖奴隶的劳动，使得自由民的数量大大低于奴隶的数量，只有自由民才有资格充当士兵和保护者，这使得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数量比例严重失调。另一方面，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使得自由民贫富分化加剧，大量平民（多为农民）陷入债务危机，被贩卖为奴。正是因为公元前六世纪阿提卡（Attica）地区爆发了激烈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梭伦被授予改革的最高权力。梭伦通过废除债权人的财产来保护债务人，使得因债务被出卖和出逃到海外去的公民能够返回故乡。犹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牺牲封建所有权而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权才可以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只有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2] 只是，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并没有进入秦先生的叙述，即雅典建立在平民私有权上的民主，必须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秦先生眼中的民粹主义，通过对既定财产所有权的政治革命来完成的。梭伦改革并不是维护大地主所有者和贵族，而是通过维护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巩固公民的数量，既是防止社会崩解，也是出于军事目的，破产和陷入债务奴隶的公民都因为无法打仗而削弱了军事力量。所以，“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了，如今主要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3]

更重要的讨论涉及的是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叙述本身的问题。恩格斯认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但是，这一判断本身与他文章中的材料之间存在矛盾，雅典国家的形成并非只是从氏族内部直接的、非暴力的发展出来。除了内部的阶级斗争，梭伦改革的直接动力是城邦对外的军事需求，禁止把平民变为奴隶，限制贵族的土地扩张，是因为只有公民权的平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够成为自备武器的军人。梭伦改革后把全体公民按照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拥有选举权，四个等级构成公民大会作为城市的常设机构。与此同时，这四个等级也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前两个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甲步兵，第四等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海军，——这正是恩格斯在文章中论述的内容。而能够自备武器的步兵公民是希腊“民主制”的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其军民一体。当战争从骑兵转为以重甲步兵和轻装步兵为主力，而海军的作用越来越关键之后，平民士兵就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这反过来促进了城邦内部的民主变革。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经说明，即寡头统治依靠的是骑兵，次一级的寡头依靠的是重甲步兵，轻甲步兵和海军则适合平民体制。[4] 雅典的军事需求迫使国家必须保护中小农民的土地权益，所谓“平民私有权”的根源在于希腊古典城邦的军事性质。而这种“平民私有权”一旦形成，“社会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5]

但是，恩格斯从摩尔根那里接受的影响，即认为国家是从氏族社会直接经过经济发展而来的观点，早已经受到了批评。[6]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都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7]，“越是对传说和历史进行探究，越是使人相信，雅典国家的建立也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8]，库诺据此批评恩格斯：“种种迹象表明，雅典的四个部落在提修斯统一之前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统一之后这种对立还延续了很长的时间。”[9] 而罗马平民“来自被征服的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他们被古老的三大部落视为下等阶级，他们构成了与贵族相对立的阶级。在这里阶级的分化并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而是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10] 简单地把雅典或者罗马看成是从“氏族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内部演进，恰恰丧失了对西方古典国家与社会形成动因的重要理解。

梭伦改革拯救自由民和废除债务奴隶的直接后果却是对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因为社会分化的势力在社会内部被阻止，依赖进口奴隶就是必然的选择。从雅典到罗马，造就两大帝国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正是奴隶制度，只不过展开的方式不一样。

希腊城邦最早确立了作为系统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的统治地位，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奴隶制度之间互为条件。正是因为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生产的大量剩余产品，才使得城邦政治生活中排外的自由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同时，“奴隶制度又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形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市场，劳动整个下降为被买卖的物品” [11]，是奴隶制度的“市场化”形式把城市与乡村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制度，即把劳动与绝对失去自由捆绑在一起，后果则是技术发明和经济的停滞。当我们考察西方市场经济和国家起源的时候，是不能忘记这一点的。

秦先生赞美“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制的国家财源大搞公共设施，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家’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贫困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施”，[12]——秦先生没有提及的是阿提卡的劳里昂银矿，正是依靠了大约三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劳里昂银矿的最大贡献是使得雅典能够创立起一支强大的拥有200艘战船的海军舰队，它是雅典从城邦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关键。在著名的关于劳里昂银矿用途的争论中，主张把财富平分给公民的“分家”派阿里斯提德则被“民主”制度放逐出城邦，是主张军事强国的地米斯托克利获得大胜，——正是依赖提洛同盟中其他城邦国源源不断的供赋，才能够保证雅典严格排外的公民权内部的民主制度得以持续和发展。而劳里昂的银矿也使得雅典的货币成为帝国时代的通用货币，保证了海外贸易的商业霸权，即一个依靠强大海军保护的海上商业帝国。

雅典最繁盛的伯利克里时代，就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凭借提洛同盟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秦先生赞扬的发放“观剧津贴”的“福利国家”时代。但正是伯利克里本人提出了一项著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合法公民必须出身于一个公民父亲和公民母亲的家庭：

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引见给他的胞族（phratry）的雅典人，必须发誓他的妻子也是雅典人，如果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出身不纯的，就是一个nothos（私生子）。六年之后，这个限制的效用变得明显起来，因为他们曾经要求在一次谷物分配中享有他们的份额，结果，成千出生在阿提卡的人被卖为奴隶。在内乱（civil troubles）后人们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让排外性法律重新生效。一旦在公民注册簿上所做的不合法登记受到怀疑，一个法令就命令所有注册全面修订。……民主制带着一种猜疑的小心保卫着它贵重的登记簿。[13]

这里提到的谷物分配是公元前444年，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赠送给雅典大批谷物，为了分配这批谷物，伯利克里的这条法案被运用来剔除非公民的公民权，其结果演变成为一场大迫害，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有5千人被剥夺公民权并被卖为奴隶。其他的谷物分配事件也曾导致类似的事件。[14] 而雅典的福利制度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城邦的阶级分化，即具有公民权的公民失去土地，经济破产，负债累累，无法自备武器成为军人，因此他们都期待变革和掌权，以使得土地可以重分，债务消除，或者获得公共财政的资助。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城邦中最危险的人群，因此各个政党竭力用各种手段以“克制”他们，这就包括谷物发放、免费参加祭典、戏剧演出与竞技格斗，以及公共财政的津贴。[15]

而一旦雅典帝国主义时代被马其顿所取代，雅典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就无法生存了：

雅典当时依然好似“全世界的女王”，但她的主权的特性发生了改变。政治影响力已不复存在。法雷隆的克里斯托多罗承担起了教育人们顺从于雅典的转变，并使自己成为雅典在其最弱小时期的组织者；他废除了民主财政系统中的公益捐（liturgies）和公共津贴（misthoi），裁剪了雅典的舰队，成为一个巨大的破产事件的托管人。[16]

雅典民主制度的前提正是建立在海上军事霸权基础上的世界市场，而它的基础则是以同样的世界市场形式出现的奴隶制度。没有这个前提，其民主福利制度也就破产了。为此，布罗代尔曾把雅典的民主制度归结为是“本地居民控制大批外来人（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和奴隶的特权”，“雅典还依仗其势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爱琴海沿岸和提洛同盟的盟国。如它把这些国家的一部分沦为自己的从属国，另一部分则曾为自己的进贡国。”公元前431年左右，在31.5万名雅典居民中，只有17·2万人——除去家庭成员，实际上只有4万人有资格成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17]

其实，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其民主制度最直接的推动力正来于海外战争，平民力量在军事战争中不断吃重，倒逼其所在城邦和国家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

战争的一个结果，几乎没有例外地是，每次城邦必须让下层阶级进入军队。雅典及滨海各城，因海战的需要，不得不赋予穷人以宪法禁止的重要地位。这些人升为摇撸人、水手或军士，由于祖国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突然发觉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和胆量。这就开始了雅典的民主制度。[18]

没有底层平民的推动和斗争，就没有民主，民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就与每位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都与个人的安全与财产相关，——而这些与城邦的集体利益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荣誉与共，利益均沾，所有公民的利益都来自海外的掠夺和贸易。靠做工维持生计的人不能做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城邦的公共事务。在库郎热看来，雅典的民主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相反，这是近代对古人的特别误解。民主政治的需求是一切属于国家，“战时准备牺牲生命，平时又要牺牲时间。他们不能置公事于不顾，去理自己的私务。正确的做法应是，牺牲私利以便致力于城邦公益。这些人把他们的一生都扑在管理事务上。民主制度的存在，有赖于公民不懈的努力。一旦松懈，则民主制度就会陷入危险或被削灭。”[19] 雅典的政治制度屡经改革，但无论是贵族政权还是民主政权，都没有给民众个人自由。被称为自由的只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受制于国家的支配并没有改变。[20]

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后果是，一旦城邦利益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离弃和反叛城邦也就不难想象了，——城邦制度的瓦解也就不远了，只要外在的力量足够强大。库郎热提醒我们的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变革与革命正是与罗马的武装扩张同步进行的。[21]

秦先生在这篇《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的文章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家”的典范，罗列了一系列“从面包到马戏”，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公共福利政策，以此作为反面对比的则是“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这正是秦先生一贯习性。但是秦先生不提的是占人口十分之一的“自由公民权”依靠的是建立在大规模奴隶制度上的严格排外的狭隘民主，“古代福利制度”靠的是在此基础上的穷兵黩武。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建立过西方意义上的、作为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的奴隶制度以及军事制度。与秦先生谈论“美国式道路”的方法论如出一辙，民主的美好蓝图恰恰是以抹杀了所谓“雅典道路”中民主的前提为条件的。

这样的西方古典民主必然是与海外征服联系在一起。在安德森看来，雅典、马其顿与罗马所代表的不同的帝国模式，反映了不同的海外征服的政治与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每一种模式都被后一种模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没有逾越公共的城市文明的基础”。[22] 雅典帝国主义依靠同盟国金融贡赋系统来垄断海军军事力量，而它的崩溃也在于它的公民权无法扩大到海外的非雅典人，造成对内的“民主”与对外的“独裁”，并且其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无法产生出作为国家的官僚体系来统治帝国。因此其作为单一主权形式的帝国并未完成，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雅典的帝国主义只是一种霸权，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统治权，是一群城邦主权国家在法律条约下的联合，是被雅典否认了退盟之权的强制性帝国主义霸权。[23]

马其顿帝国开启希腊化时期,其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它从希腊和其他被征服的居民中选出新公民，大力推行城市化，在古代世界形成了规模远大于希腊殖民时代的密集城市群落，对每个城市的统治都产生了持久的希腊化影响，“希腊化国家是混合体，然而却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整体历史模式”。[24] 但是，由于马其顿帝国混合了中东的社会结构，因此，农村奴隶制并不重要，人口大多是自由农民，农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许保存。希腊城市模式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模式的混合，——这给了秦先生排除马其顿道路的理由，这一点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是把马其顿道路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并且后者据说具有“更典型的意义”。[25]由此，可知秦先生之用心。

然而，所谓“马其顿道路”并不是对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的对立，而是相反，马其顿模式作为“希腊化时期”承前启后了罗马世界。希腊化时期以希腊为模式建立的城邦，是可以互相授予公民权的，并因此建立了“公民权联盟”（sympoliteia）和“村镇联合主义”（synoecism）。[26] 正是马其顿最伟大的君主亚历山大打破了希腊和“野蛮”世界的区隔，也推翻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界限。“从那天开始，政治视野被拓宽了。没有在受到限制的城邦内窒息而死，相反希腊民族看见了无限的空间展现在眼前，它自由地通向伟大的城邦。”[27]

在沃格林看来，亚历山大在向诸神祷告时，祈求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和谐一致”(homononia)的观念是一场“伟大的发展”。他希望摆脱希腊人对于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区别，Homononia最初在希腊是指放弃党争，后来在演变为反对“野蛮人”的战争。而所谓“野蛮人”（barbaros），最早指的是不说希腊语，而只是发出“巴巴”（bar bar）噪杂之音的非希腊人，——希腊人对非希腊语发言（特别是东方语言）的拟音，凡是不说希腊语的都属于“barbarous”，无论是属于野蛮的色雷斯还是奢华的埃及。但是，“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28]在这个观念中，“野蛮人”的确包含了对非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的鄙视，这既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古老来源，其实也是雅典以其城邦政治体制无法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亚里斯多德为什么在《政治学》中论述城邦的人口不能大，否则就不能维持良好的法制，无法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他把希腊人和“野蛮人”做了这样的比较：

在寒冷地带居住的人群和欧洲各族的居民都生命力旺盛，但是在思想和技术方面则较为缺乏，所以他们大都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没有什么政体组织，也缺乏统治邻人的能力。亚细亚的居民较为聪颖而且精于技巧，但在灵魂方面则惰性过重，故大多受人统治和奴役。至于希腊各族，正如位于这些地方的中间地带一样，兼具了两者的特性。因为希腊人既生命力旺盛又富于思想，所以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并且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29]

在这个意义上，对“野蛮人”的战争，以及买卖野蛮人作为奴隶已经获得正当的解释。“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根源也正因此植根在西方最早的城邦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源头。

因此，对于马其顿帝国来说，来源于埃及的托勒密制度，——此乃秦先生深恶痛绝的原因，君主的神化成为遍及希腊化世界的普遍观念。而根据这则古希腊文献：“亚历山大相信，他从神性中获得使命要广泛地使人们和谐，他就是这个世界的调停者，他把各种人的生活和各种习俗糅合在一起，把好的作为他的亲人，把坏的作为外人；因为他认为，好人才是真正的希腊人，坏人就是真正的野蛮人”[30]，亚历山大是要用君主的神圣性来统合世界，同时把古希腊城邦制度中排斥性的“野蛮人”：从公民权的歧视性的政治含义，转变成超越城邦公民权的普适的道德与文化含义，这样的“夷夏之辩”在沃格林看来，别有意味：

亚历山大的观念也许只是想把马其顿和波斯的贵族融合成一体。但是，这是一场伟大发展的开始。和谐一致（homonomia）成为希腊化世界以及后来的罗马世界（concordia[和睦一致]）的基本社群概念，而且通过保罗的书信，这个观念成为民主的建构性因素。无论基督教的社群观念已经发展成什么样，无论思想一致的这类概念多么有影响力（可以提提后来的一个例子：杜威[Jone Dewey]的社会理论），我们都要面对亚历山大在俄庇斯的祷文所带来的影响。[31]

即亚历山大用homonomia去取消barbaros的“夷夏之分”，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它拓展了民主的基础和城邦的限制，把民主与“社群观念”开始结合在一起。正因此，沃格林把社群民主的概念追溯到亚历山大，即秦先生眼中专制主义的马其顿帝国。这正是秦先生把雅典与马其顿作为的二元对立的“道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有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的民主改革，都是从“土改”开始，其成功与失败也系于此。梭伦改革包括了废除土地上的界标，使附属于贵族的被保护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自豪地说：“大地母亲可以为我作证，我用灵巧的手除去了界石，受奴役的土地现在终于自由了。”[32] 而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的塞尔维乌斯改革作为从氏族到国家的社会改革，除了按照军事需求确定五个等级：即根据财产而不是氏族确定自备武器从骑兵到步兵的等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百人大会：每个士兵都有投票权，——所以罗马的百人队议会的来源是军队的体制；其改革还包括土地改革，即把海外占领的土地分配给平民，而不是贵族。但是一旦塞尔维乌斯被谋杀，贵族还乡团首先就把土地从平民那里夺回，并且取消了平民的法律，只是因为战争的状况不允许改组军队，才保留了百人会。为此，平民出走并迁居到罗马田地之外的圣山（Le Mont Sacre），但是这意味着罗马的军队要减少一半。后来，贵族和平民最终达成妥协，通过缔结条约，——这种条约与异族的媾和条约类似，贵族并没有允许平民加入城邦的宗教和政治，但是平民可以选出自己的首领，——这就是平民护法官制度和十二铜表法的来源。[33] “《十二铜表法》确实是折衷法案，平民阶层获得了保障，但作为补偿，它也承认了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的规定。该法律甚至最终承认了贵族阶层的封闭状态，因为法律规定了世袭贵族同平民阶层之间不得通婚。”[34] 因此，罗马在很长时间一直有两种制度，一种为贵族所有，一种为平民所有，罗马实质上是两个罗马。

使两种民众产生某些关联的，是战争。贵族当然不想见到军中缺兵少将。他们没有废除平民的公民称号，难道不就是为了使平民加入军队吗？他们注意到护民官的不可侵犯性只限于罗马城内，于是制定出护民官不得出城的规定。这样，军中的平民只好听贵族役使，不再有双重权力；在敌人面前，罗马重新团结起来。[35]

只有罗马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扩张的力量，罗马的贵族和平民才可以共同获得利益，这样的利益的纽带成为贵族和平民之间互相妥协的基础，古典贵族-平民的共和体制由此开始。

雅典城邦以内部的民主和外部的独裁（对同盟国）为特点，这样的制度使得其公民权无法扩展到其同盟国之中。而罗马以内部阶级分化为特征的贵族寡头宪政，使其公民权可以延伸到同盟城市中的贵族阶级，他们可以从罗马的海外扩张中获得共同利益。所以当罗马的大军抵达希腊，贵族就立即投诚，他们喜欢的是作为帝国的罗马，“而不是民主”。这构成了统一的罗马帝国统治的模式，即通过支配和增补地方精英，克服了希腊雅典帝国的分裂，并创立了新的政治形式。其后果是：“在全意大利和全希腊，人们只分出两种人：一种是贵族阶级，一种是民众派。贵族欢迎罗马人的统治，民众则反对这种统治。贵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罗马成了帝国。”[36]，

由于被征服的意大利和拉丁诸城邦的贵族和富人通过加入罗马的公民权获得特权，这一特权包括担任城邦的税吏并从中渔利，免除纳税，使得税务都落在民众的头上。因此，获得公民权的人数愈多，非公民的状况就愈加恶劣，越来越难用完成每年献给罗马军队的供给。而对于罗马来说，这一阶级分化的过程逐渐破坏了兵役义务制公民的基础，自耕农大量丧失自己的土地，变成了有兵役义务的无产者，军队开始成为专职和领取报酬的地方，而军队薪禄的分化和差距也持续拉大。一方面是平民军人的卖命，另一方面被征服领地的行政权和收税官都集中在元老院成员和骑士阶层，导致巨额海外收益分配严重不平等。而自耕农的衰落导致的却是奴隶劳动力相应需求的扩大。

因此，这样的扩张在经济意义上则体现为古典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大地产农业与大规模奴隶劳动结合成为新型的、标准的罗马农业形式。长期的大规模海外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战俘作为奴隶的来源，使得大地产所有者获益。而战争则使得小农被年复一年地征召入伍而战死，幸存者也无力保住家乡的土地被贵族掠走。

从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10%甚至更多的自由罗马人被终身征募。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在国内经济的支柱是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奴隶劳动将人力解体出来，保证了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战争的胜利使得更多的战俘奴隶被带回意大利的城市和土地中。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奴隶劳动的农业地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产生了。……奴隶生产方式的全部潜力第一次被罗马人开发出来，他们组织奴隶劳动，并使之达到一个希腊人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罗马共和国掠夺性的军国主义是其经济积累主义的杠杆：战争带来了土地、贡赋和奴隶；奴隶、贡赋和土地又提供了战争的物质供给基础。[37]

这就是公元前135年西西里奴隶起义的背景，历史记载起义的人数超过二十万。西西里奴隶起义正是公元前二世纪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背景，他们的改革内容是把海外征服的公共土地分配给无产者，以增加义务兵役制士兵的财产。提比略·格拉古在其著名的演讲中说到：“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们，却除了享受普普通通的空气和光线之外，确实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家，他们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处流浪。借助谎言，士兵的将军们在战斗中耗尽了他们的气力以保护墓地和神殿不受敌人侵犯，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有世袭的祭坛；这许多人中没有一人是罗马人，但他们却为支持其他富有奢华之人在战队和牺牲，尽管他们被称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但他们连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但是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以他们自己被谋杀而告终，土地分配法案被元老院废除。这导致了罗马第一次在街头出现了有组织的暴力，斗争的结果则是“福利国家式帝国主义”的产生。即对贫民进行小麦补贴，后来是免费小麦分配以及建立农民军事殖民地。研究者认为“这是对帝国扩张和群众动员型战争所引发要求的一种反应，并且在设法躲开那些对基础权力结构的要求。在中央政治制度中，普通群众不再重要了。‘种族共同体’对罗马的支配越来越少，罗马越来越处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之下”。[38]这就是秦先生所说的共和制度下的罗马福利国家的起源，它是与共和时期最后的也最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处于共同的历史脉络中。

秦先生口中的“共和罗马的古典公民社会”实质是强大的贵族寡头专制统治。“法律是民主的，政府却是贵族的。民众虽有力量，却让贵族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与贵族没有形成过真正的抗争”。[39]正是这样的贵族寡头统治，使得抑制土地所有者两级分化（如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样的努力失败，——从塞尔维乌斯改革到格拉古兄弟的改革，都以改革者被谋杀为结局。而其结果是农民阶层不断受到伤害，小农人数不断减少，无土地财产的公民（proletarii）：即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只是抚育儿童（proles），作为无产者逐渐成为公民中的大多数。同时，罗马的军事扩张主义使得小农大量战死在海外，这也是导致小农阶层减少的原因。安德森先生因而从小农的视角对罗马“公民社会”的描述就值得特别重视：

共和国时期罗马政权因此与希腊的任何原有形式截然不同，因为当农村由于大贵族控制而变得多样化时，城市反而充满着被剥夺了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无产者。一旦被完全城市化，这个庞大的绝望的下层阶级就失去了任何再次拥有小块土地的希望，并往往受到贵族小集团的操纵来对抗以小农阶层为后盾进行的农村改革。他们在日益庞大的帝国的首都的战略地位最终迫使罗马统治者通过粮食共同配给制度来平衡直接的物质利益。实际上，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廉价替代形式：控制着共和国的元老院的寡头统治喜欢的是被动的消费的无产者，而不是不顺从的生产者农民。[40]

这就是被秦先生高度赞美的罗马作为典型的“古代福利国家”从面包到马戏的真实面貌，即被他“发掘”出的西方古代福利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悠久传统背后的秘密。[41] 其实，罗马城市繁盛的背后不过是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其所谓“福利”不过是对土地绝望的廉价替代。可以再看一下安德森先生对罗马城市的描述：

如果说农民的贫困是共和国后期军队混乱的苗头，那么城市人群的境况则使元老权力面临极端尖锐的危机。随着帝国的扩张，首都罗马的发展达到了无法控制的规模。农村人口脱离土地的趋势，与大规模奴隶进口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在凯撒时期，罗马人口大约有75万人——这超过了希腊化世界最大城市的规模。饥饿、疾病、贫困，榨干了在首都贫农区里生活的工匠、工人和小业主，他们或是奴隶，或是解放奴隶或自由人。……在共和国的最后的几年里，他们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对传统的政治秩序造成威胁。由于在充斥着75万居民的城市中根本缺乏任何巩固的、严格的警察队伍，城市暴动就使共和国危机重重，直接的大众压力可想而知的。由于50年代保民官克劳狄（Clodius）精心安排，武装了部分城市贫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无产者第一次收到了谷物施舍——此后，这成为罗马政治生活中固定的活动，到公元前46年，接受施舍的人数上升为32万人。[42]

这样的“福利国家”并没有证明罗马的“民主性”，而是相反，它证明的是民主的衰败，是国家军事主义的体现，——迈克尔·曼因此把它称为“军团经济”控制下的中央专制的帝国国家。这是因为军队是控制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主要工具，而当军队失去与共和政体下参与型公民身份的联系，它就日益变成独立的霸权力量，这使得军事首领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支配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力量，而军队的忠诚则来源于执政将军对其抚恤的能力。这就促使罗马走向了帝国时代。

奥古斯都开启的罗马帝国正是大兴土木把罗马变成大理石城市的时代，同时还兴办各种娱乐和节庆来娱乐市民，——这其实是为了消解民众对把共和制变为君主专制的敌意而进行的政治收买。根据迈克尔·曼对奥古斯都国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皇帝和国家财源的区分很模糊，国库的开支每年总计约4亿塞斯特斯（罗马货币），而奥古斯都每年的开支为一亿。国库中70%用于军事，15%用于向百姓谷物分配。而奥古斯都个人支出的62%用于其士兵的薪水、土地和养老金，20%以现金或者谷物分配给罗马百姓，12%为自己购买土地，其他的用于寺庙建筑和公共娱乐，——从面包到竞技场，由此奥古斯都把对他个人的忠诚与国家的忠诚混合在一起。[43]这样的公私不分的国库和皇帝的财政支出形式揭示的正是罗马的国家军事主义和专制主义，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帝国“国家福利”制度正是其“军团经济”的表现。凯撒的军队已经依赖大量的“无产者”，为此他成倍地增加了现役军人的报酬。奥古斯都时代则建立了退伍军人的津贴，从特别设置的军事军库中开支，该军库来源于有产阶级的销售税和遗产税——因此，该措施在元老寡头的“民主”时代一直受到抵制和取消，但是奥古斯都的君主专制就可以强制实行了。[44]所以，不是共和制的罗马而是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才具备成为“福利国家”的条件。

经过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打击后，罗马帝国时期奴隶起义比共和时期要少。这是因为破产的自耕农的地位下降代替了奴隶的劳动位置。从失去土地的平民中出现了租佃制和临时工资劳动，导致了奴隶制和自由权的结合，依附租佃制逐渐占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后来依附制变成了永久的和世袭的——隶农（colonus）制出现了，奴隶上升为农奴，而自由农民下降为隶农，“自由公民和奴隶这两个原本分离的身份最终融合了。”[45] 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去探讨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欧洲中世纪的出现。他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Die sozialen Gru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的演讲中指出，早在提比略皇帝（公元17-37年在位）放弃以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时期，已经意味着罗马帝国停止了向外扩张，奴隶市场所需要的人力供给也就逐渐中断，使得依赖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制度出现困难。罗马后期奴隶转化为农奴，开始拥有家庭和私有财产，是为了确保其作为农奴的劳动力再生产，使其子孙继续为庄园做工。庄园主早期对拓殖农的兴趣是收取租金，而当奴隶劳动力来源越来越困难时，对拓殖农的劳役就越来越依赖了。由于罗马公共行政的规定，拓殖农属于其所在的庄园，注定与土地不能分离。这就形成了一个依附于土地贵族阶级的非自由农民阶级，即农奴。而这个土地贵族阶级同时又是地方行政长官，具有包税人的性质。由此，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构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诞生了。[46]

所有这些都是必须与秦先生对古罗马“自由公民”和“福利国家”的赞美结合起来看，才能明白历史的奥秘，以及秦先生理论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一旦罗马的战争扩张体制衰竭，奴隶的来源断绝，帝国的覆灭也就不远了。不过，这些都不包括在秦先生的理论里。他看中的是希腊和罗马的农民都是“商品生产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古典小农是积极的自由公民，他们既摆脱了早期文明时代氏族共同体和贵族父家长的束缚，又尚未落入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与‘天然首长’的桎梏中，因而个性与理性得到了初步的发展。”[47]：

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颇有“社会主义”色彩，君权需要显示自己的“人民领袖”身份，这就使得国家的福利责任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制进程中政治上虽然日益消极，享受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实际上是被皇帝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家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质生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都要负责保障。

在“帝国黄金时代”，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娱乐设施（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娱乐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利责任，国家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已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期国家还为贫民的需要发放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时代”,这笔钱实际上往往无须偿还——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除过贫民积欠国家的债务并销毁债契。文献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家出于义务，应贫民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家凭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形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百姓“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制“抑配”发放“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的“官高利贷”不同。[48]

秦先生试图论证的是，即便是农民，希腊、罗马的农民作为“自由的公民”也与中、俄宗法农民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是专制帝国，罗马也是本质良善的福利国家，绝不同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帝国，后者作为国家从来就是“恶”的。因此，在他的叙述里，帝国大规模的战争和索贡其实都是“为承担福利责任”！

由此可以知道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家”为什么要施“福利”于城市贫民。至此，也可以明白秦先生为什么要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的贫民窟辩护，因为有了贫民窟，他的自由理想的“福利国家”才可以降临人间。只是这样的“福利国家”并无法逃脱小农的破产导致的军队危机，城市贫民的暴动导致的政治危机，——它们共同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