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治理问题的基本立场

俞可平：我研究治理问题的基本立场

治理问题是我长期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我对治理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译介和评析西方治理理论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努力将其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无论是术语的翻译和概念的界定，还是治理要素和标准的确立，处处都体现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化过程。许多人会以为，目前在国内已经流行的治理理论不过是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和搬用，少数人还据此抵制，甚至加以批判。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和做法。

　　 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政治变革，并且对治理问题率先进行了研究，发展起了各种治理学说，就认定这只是西方的理论或实践。一种理论或实践，只要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无论最初在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出现，它们最终都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作用，并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今天我们已经须臾不可离开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等，莫不如此。

　　 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任何伟大文明，其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借鉴合理的和优秀的成分。近代以后，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其他文明更多一些，与此相应，其他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借鉴的东西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即便如此，人类文明的进步端赖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试图用某种单一的文明，去取代人类多样的文明，不是“梦呓”，便是欺骗。把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简单地视为“西化”甚至“全盘西化”，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

　　 “西化”和“全盘西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说它是不可能的，是因为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充满民族特色的国家，根本不可能被外来文明同化。担心因为向西方文明学习，我们的中华文明便将“全盘西化”，这类似于古人所说的“杞人忧天”。我们的历史记忆恰恰相反，不是外来文明同化了中华文明，而是中华文明同化了其他文明。说它是不可欲的，是因为毫无创造性地照抄照搬其他文明，绝不可能成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发展起一种伟大的文明。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重大的理念创新，也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治理进程。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也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作为一名中国的政治学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多年倡导治理研究的学者，我尤其感到高兴。因此，当谢寿光社长以其出版家的敏锐，几乎在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发布后的第一时间，约我将治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汇集出版时，我便欣然应允。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