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模式”的发展人类学解读

“寿光模式”的发展人类学解读_政策人类学：基于田野洞见的启示与反思

董丽霞

［摘要］　本文力图借鉴来自发展人类学的视角以及当代中国农村转型研究的洞见，检视山东寿光地区大棚种植产业政策推广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寿光经验所代表的发展模式进行解读和判析，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调整和重构提供可资参考的田野案例。通过聚焦“寿光模式”下的平安村蔬菜业的发展历程，本文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观察方位，探索深嵌在特定地方文化语境中的农民调适性智慧对于发展实践的意义，同时分析蔬菜大棚产业化进程所带来的未可预期的后果。研究发现显示，在政策、市场和技术等多股结构性力量的掌控之下，从事大棚产业的农民逐渐沦为以规模化、科技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单一发展模式的被动接受者。与此同时，蔬菜产业化引发了后公社时代村庄经济生活、生态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剧烈变化。作者希望以这一基于寿光田野实践的案例来促发学界和决策者内外对于发展持续性和发展代价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　“寿光模式”；政策实践；调适性智慧；发展人类学

一、问题缘起

本文研究所聚焦的田野地点是位于山东省寿光地区的平安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该村村民通过发展大棚蔬菜生产，过上了小康生活。如今，由975个“平安村”构成的寿光，也成为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集科研和产销为一体的蔬菜基地。其物流园也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蔬菜集散市场、蔬菜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易中心物流配送中心、最权威蔬菜标准形成中心。在产业化、机械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的发展策略的导引之下，寿光蔬菜远销欧盟、日、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官方传媒的报道效应，每年有超过百万人来寿光考察和学习蔬菜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同时寿光本地的农艺师也遍布世界各地。“寿光现象”在俨然成为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的中国“绿色革命”的成功典型的同时，也为学者从发展人类学和政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检视和反思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田野案例。

著名政治学者斯科特（Scott）在其《国家视角》一书对于“美蒂斯”（实用知识）的精彩阐述（Scott，1998：311—341），使他的宏大叙事，与人类者的视野成功地吻合在了一起。斯科特对于实用知识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源自民间（如土著部落）的非正式知识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瓦解的关注，使他研究的学理和应用价值体现出了强烈的前瞻性和植根性。斯科特所指的“美蒂斯”可以表述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这种调适性智慧使土著居民能够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土法”控制病虫害，从而避免了因盲目引进人工技术导致的化学污染和其他不良后果。而来自全球化边缘地带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性智慧，完全有可能成为物种保护和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将斯科特早年完成的《弱者武器》与《国家视角》的观点加以重叠并置，使我们不难察觉到发展项目的两大相关因素，即官员是否具备基本的实践知识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复杂情况的判析能力，以及发展的受害者使用“弱者武器”形式表达不满和对诉求社会正义的策略。也就是说，任何忽视本地知识，体现一刀切式标准化的社会发展政策和措施，不管其改善大众福祉的本意是如何美好以及来自决策层的努力是如何的坚韧，在实践中往往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还会因为受到普通民众使用的所谓“弱者武器”进行抵抗而受挫。

本文所陈述的大棚产业化之前寿光致富之路的坎坷遭际，一方面印证了斯科特上述跨文化跨地域的深刻洞见，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领悟了以王乐义为代表的能人将调适性智慧发挥到极致之后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蔬菜大棚产业化在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之后，其进程开始逐渐受到来自政策、市场和技术等多股结构性力量的掌控，从事大棚产业的农民沦为以规模化、科技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单一发展模式的被动接受者，失去了发挥调适性智慧的兴趣和动力。

在对发展的代价进行探讨之时，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大棚产业化对于寿光农村生态和社会环境所产生的难以预期的效果。在《人类学和当代人类问题》一书中，发展人类学者波德里对人类为盲目追求速度、效益而不计后果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并警告世人：人类正在为没有计划、不受制约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付出巨大代价（Bodley，1999）。他在《发展的受害者》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进步”的代名词，经济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生活品质、生态和医疗层面的巨大变化，其强度和速度之大，令人难以预测。而且人类为所谓进步付出的惨重代价将包括：新型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于经济变化而带来的无法估量的损失（Bodley，1991）。

如果说波德里高屋建瓴的见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改变现有发展模式对于解决大棚产业化带来的地方生态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意义，那么张乐天和阎云翔在对于人民公社后时期后中国农村转型的开拓性研究（张乐天，1998；Yan，2003），则为深度探讨农村发展致富后的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地方文化生态环境的蜕变及其后果，提供了有参照价值的田野坐标。

二、平安村的自发致富之道：从“玩棚”到蔬菜产业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见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乡政府在利益的驱使下对生产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如：通过倡导科学种田，组织村民统一采购种子和化肥，并采用在政府看来是相对先进的耕作方式这一系列的措施，在保证农民及时上交公粮的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随后政府以“自上而下”策略推出的富民项目，由于忽视了生物多样性、新形势下的市场因素以及农民自身的能动性，未能到达普及新型科技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林业、调整农业结构的初衷。面对棉花田内出现的人虫大战、推销不出的蔬菜和荒芜的果园，驻村的乡镇干部渐渐地退出了村民们的视野，不再直接干预日常生产。

在发起蔬菜“白色”革命①的寿光第一“能人”王乐义的激励之下（郝德英，2006年），遭遇挫折的平安村民通过“玩棚”来寻找新的致富之道。到1999年全村已有208个冬暖式大棚，占地68 649平方米，拱棚47个，占地23 732平方米。冬暖式大棚的出现解决了北方冬天只有白菜萝卜的日子，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蔬菜。我们注意到：在冬暖式大棚的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支持的态度始终如一。王乐义②在实验之初就得到县委书记的重视，项目成功后就促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同年省委书记前来参观，希望能够将寿光的这一模式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三元朱村考察党员干部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过程。寿光也因此成为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的联系点。政策的有力支持和政治资源，为蔬菜大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政府以科技带动农业的扶持政策在调整生产结构、扩大种植规模、资金支持、合理布局蔬菜种类、开拓国内外市场和推广科技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对于平安村来说，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大棚蔬菜种植的产业化及其连带效应。首先是生产要素的变化。1992年以来，平安村大棚迅速扩张，使粮田与经济田之间的比例矛盾加大。原先经济田与粮田的比例为4∶6。到2001年，经济田中已经盖满蔬菜大棚。同时挖掘机的出现，使得蔬菜大棚的面积不再受人力限制，可以朝着更宽更长更高的方向发展。于是有村民在自己粮田中建第四代冬暖式大棚。而这一行动并没有受到村干部的限制，接着村里出现了十几户菜农的“合理”效仿。随着面积狭小的经济田与村民日益对建更多更大的大棚的需求之间矛盾加剧，平安村向乡政府提出了土地大调整的申请获得通过。经过这次土地调整，经济田与粮田的比例由4∶6成为3∶7。这使得平安村的蔬菜大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02年秋，95%的农户拥有了蔬菜大棚。其次是蔬菜种植的机械化和育苗的专业化。土地大调整以后，平安村掀起了建大棚的高潮。挖掘机和卷帘机的普遍使用让很多菜农从建大棚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提高了劳动效率。然而随着设施机械化的发展，种植蔬菜大棚需要的成本也在增加。如：1992年建一个蔬菜大棚只要1 000元，而现在建一个蔬菜大棚需要6万至8万元。与此同时，规模化种植使村民对于化肥和农药的需求与日俱增，最终催生了村内第一家农资超市。种苗场和种子公司开始在育苗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市场利益的强烈驱动下，农民将高端蔬菜作为种植品种的首选。

大棚规模化经营还促使了蔬菜销售中介和加工行业的平行发展。如今菜农要卖菜，只需告知村里的蔬菜收购中介，就会有人到大棚里采摘，然后由收购商将蔬菜运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同时政府还在平安村所属的古城街道设立收购市场，以利促销。有的收购商为了能够收到新鲜的西红柿，还会直接到某些菜农的家里采摘。有的蔬菜收购商每次到村里，都会先找关系比较好的菜农帮忙介绍农户，收购商也会给作为中间人的菜农一定的报酬，这部分菜农渐渐成了收购中介。蔬菜中介商除了帮收购商收购蔬菜，还承接加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内年龄比较大的菜农和中老年妇女的生计问题。

蔬菜生产和加工过程的分离是平安村大棚种植规模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围绕蔬菜这个直接的连结点在村内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分工种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系统。这种产业化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内而外，自发长成的。因为“内发力量”而衍生的不同分工格局，正如一颗种子自己生根发芽，主动吸收需要的养分，长成一棵小树，而并非由政府预先设计好一个完整的模式，直接复制推广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充当一个保护人，也能够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但是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拔苗助长；更不能非常霸道地使用“同一性”思维和“齐一化”概念，极力以一元吞并多元，建立一种普世发展模型，在不同的地区直接推广，而忽视或压制本土模型（乔治·迈尔逊，2005）。

真正的“寿光现象”正是由此发展而来，它的农业产业化是由百万个农民的积极劳动加上政策的扶持，自发而成的产业化，这个产业化内部的每个农民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都有自己的迷你小农场——大棚。而且他们能够在没有政府统一指导的情况下就意识到规模化的重要性，并积极自发地在同一个村落内种植同一种蔬菜，吸引蔬菜收购商。我们暂且称这种规模化为“小农户规模化。”在初期这种规模化经营并不需要大量的资本介入，农民种植蔬菜大棚，风险较小。

通过回溯平安村蔬菜大棚从无到有、从单纯种菜到产业化经营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政府政策支持与农民的地方性知识和主观能动性这种上下结合在发展实践中的重要性。土地包产到户后，干部“包片蹲点”这一政府直接干预农业生产的策略虽然起到了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的作用，但在尝试引导村民寻找致富之路上却屡屡碰壁。而“自上而下”的模式受挫之后，政府对农村的政策显出更大的灵活性，为农民中的“能人”摸索致富之路创造了契机。在农民群起仿效的情况下，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在政策和资源上给予支持，从而兴起了一场地方性的农业“白色革命”，并成为科技发展农业的典型。可以说，寿光的蔬菜大棚实践是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增产增收和解决粮食问题为宗旨的农业“绿色革命”的最新翻版。然而，与半个多世纪之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实践显著不同的，寿光的普通农民不是被动地接受农业科学技术，而是自己主动地走上了大社会所提倡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在国际发展的比较视野中，这种政府政策与农民的实践知识相结合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寿光已经取得可圈可点的阶段性成功。

三、平安村大棚产业化的文化和社会效应

在发展人类学者看来，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绿色革命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施过程中，不但不能满足普通农民的需求，由此产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趋势在更多时候拉大了原先存在的贫富差距（Dewalt，1994）。而这一现实有违技术革命推广倡导者的初衷。绿色革命的赢家多半是化肥供应商、稻种供应商、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和营销商以及收入剧增的农业大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得到巨额研发资助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是绿色革命和随后发生的农业企业化的赢家。

由于语境迥异，我们目前很难判定寿光是否会重蹈当年农业绿色革命的覆辙。然而借鉴来自发展人类学田野实践的洞见，我们仍然有必要对一味追求大干快上的当地致富模式所产生的一些未可预期的后果进行冷静的考察和判析。在两年多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不时听闻寿光民谣中“要想死得快，就吃寿光菜”以及“寿光人上辈子赚钱，下辈子花”之类的说辞。有些当地人甚至说寿光大棚已经到了“后时代”。这些坊间流传的话语似乎显示出了“寿光现象”难于令人乐观的一面。作为研究者，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反思寿光成功模式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和潜在危机，并加以判析。

让我们先从平安村发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入手，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驱动之下（Mills，1959），将存在于个体生活层面的细枝末节与宏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相联结，以加强和加深对于微观田野世界中呈现的寿光现象的理解。平安村的农民最初种植蔬菜大棚只是想改善经济条件，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随着“小村庄的大棚”走向世界市场，处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夹击之中的村民无法真正把握前行的方向。可以说，从开始自发地学习种植蔬菜大棚的那一刻起，农民们就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也就是说，在致富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未曾预期的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市场利益的争夺、食品安全、社会道德、生态环境失衡等等。村庄内菜农的身体健康恶化、年轻劳力和智力人才的外流、养老机制的缺失以及日常人际交往模式的蜕变，都使得小村庄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蔬菜安全与道德底线的失守是大棚产业化引起的连锁效应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作者在田野研究中发现：随着平安村种植蔬菜由追求“吃头”而转向“商品化”和技术化，农药、化肥在生产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大棚发展之前在菜园里种蔬菜，基本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今种植蔬菜是一项为了增加现金收入的买卖。在土地的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只能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产出，因而化肥的使用已经必不可少。蔬菜大棚内都是单一品种种植，失去了原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机制。蔬菜非常容易生病，迫使农户选择使用农药。而农药喷洒要多次才能起效，因为虫子已经具有极强的抗药性。农药的更新换代也非常之快。但虫子对药物的适应性也在不断“升级”（卡森，2011）。面对“人虫大战”恶性循环中，农民只得在不同的生长期，提前喷洒不同品种的农药进行预防。

在田野调查中，菜农告诉作者，“80年代末开始种植大棚时，多数人都是自学成才。种在大棚和菜园子里的菜是一样的。两者的唯一区别只是在大棚里的菜能充分利用光合作用，延长生长时间，而其种植技术没有变化。因为那时的蔬菜不像现在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病菌和虫害。从2000年开始，蔬菜开始受到诸如串皮虫、地苨虫、根线虫等病菌虫害的侵袭。与之相关的药物也渐渐问世，尤其是剧毒、高残留的化学农药，如：1605、敌敌畏、‘黑药’。”③2005年左右，蔬菜安全问题的出现使政府明令禁用一大批剧毒农药，并同时鼓励使用生物农药。然而据农资超市的小张介绍，目前到黑市购买“黑药”的情况依旧存在。因为有的农民到了治根线虫的季节，并没有用来购买生物农药的资金。如果她遇到菜农询问，一般得到的答案就是“我让人给弄了点黑药，一下子就治住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物农药不但贵，而且灭杀根线虫的效果也比不上“黑药”。

当地菜农也并非不知道剧毒农药对身体有害。有的菜农会在自己的大棚里留出一部分蔬菜给自己吃。这部分蔬菜不会喷农药。作者在家的时候，经常会收到邻居们送来的蔬菜。他们都会说：“这是没打药的，长得不好看，但是吃着放心。”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菜农会在明知农药、化肥残留对身体有害的情况下还会“故伎重施”呢？通过田野问询，我们将菜农的回应归纳为以下几点：无力担负蔬菜病虫害带来的减产风险、科学信息不对称和双重道德标准、农资市场混乱和政府监管不力。

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过快，使农民的“调适性智慧”没有用武之地。在访谈的过程中，菜农也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为了省钱而不用农药防治虫害的土法，如：在蔬菜的旁边套种上一点辣椒来达到驱虫的效果。这种利用生物链之间相互制约特点的方法已在新兴起的“生态农业”实践得到运用。比如说，在蔬菜周围种上一圈香草，可以利用其气味赶走虫子。同时农民还说可以用草木灰撒到地里。有的靠皮肤呼吸的虫子会分泌一些粘液，一旦沾上草木灰，就会窒息而死。草木灰还可作肥料之用。这种农民先前在种地过程中生产出的实践性知识，在要求快速见效的现代化农业进程中被淘汰殆尽。另外，日新月异的农业农药技术更加衬托出农民“调适性智慧”的低效和“低能”。久而久之农民失去了自主动力，完全依赖农药和化肥来解决问题。

农业产业化导致村内分离出了很多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例如：蔬菜中介商、农资供销商、蔬菜运输司机等等。这些“非农”人员发现：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商业活动比直接从事农业更赚钱。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从土地转移到做生意上来；同时多数农民没有足够精力腾出粮田搞蔬菜大棚，所以只剩下一小块地种植粮食，但又无暇细心耕作；同时村内很多年轻人都不愿种地，更愿意到市里找个轻松的活干干。村内开始出现了大量种着粮食作物，但缺乏照料的田地。

2005年左右，第一家外企“利百育苗场”入驻平安村。“利百”是知名的国际种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外商或大型承包商来选地时，一般只租种大面积的没有种过蔬菜大棚的粮田。因为他们知道，蔬菜大棚用地已经被污染了，继续种植蔬菜的，在防治各种病虫害上投入的成本会更大。他们之所以对土地的要求比较严格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是直接出售种子或蔬菜，而是以通过出售种苗的方式出售种子。种植种苗需要没有污染的环境。在看好土地后，他们一般先跟乡政府协商，然后乡政府再通过村里干部跟村民协商。租售的价格是以亩产1 000斤小麦为标准，具体价格参照当年小麦的市场价格。这样一来农民就可以在收取租金的同时，专心从事自己的劳动。据保守估计，目前村内剩余土地中有三分之二已经被流转。

从表面上来看，当地农民似乎是土地流转的受益者。但是如果我们深挖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不然。现在菜农的大棚用地经过20年耕种，土壤因使用大量农药和化肥，已经被污染。要想种出蔬菜必然要加大药肥的使用力度。而现今石油价格的上涨也使得农药和化肥的价格节节攀升。农民的投入与日俱增。目前很多菜农在大棚种植的过程中被迫多次更换土地。因为土壤被污染以后，种植蔬菜的产量会明显下降，用再多的化肥也无济于事；同时由于蔬菜安全问题，消费者对于蔬菜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种植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成为时尚之选。而限制使用农药和化肥，使农民种出符合消费者要求的蔬菜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休地、养地势在必行。然而，原来可以派上用场的村内相对闲置的土地，现已被外来的大额资本租用。可以预见，现在种植蔬菜的菜农在不远的将来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在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后，平安村已经成为了国外种子公司的试验基地和推广市场之一。平安村菜农种植蔬菜的种子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外商在不同蔬菜领域内攻城略地，竞争激烈。世界种子巨头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以及德瑞特、美国孟山都和以色列海泽拉等国外种子公司，都先后以其种子优秀的“商品性”和研产销相结合的商业模式打败了当地的土种子。国内的种子品牌在种子的市场上没有独立的一席之地。种子市场被国际势力最终垄断之后，农民不得不接受越来越高昂的种子价格。

目前村内最大的种子育苗基地“利百育苗场”属于一家荷兰种子公司。育苗场场长向我们介绍了“利百”种子的推广过程：“首先从荷兰总公司引入新品种，在市内试管站试验。然后将选出的好品种推荐给村里菜农。一般是先免费给菜农50棵种苗。然后试管站会向菜农咨询，了解哪一个品种比较符合要求，再加以推广。”新品种能否被当地菜农接受，取决于下列因素：“产量高、抗病毒、果实的硬度（抗运输、易保存）、个头（大小适中，比较均匀）、颜色（顾客比较愿意买的颜色）。”由于种子公司直接与菜农交流，所以很容易获得关键信息，也能够及时反馈给研发部门，以生产符合要求的种子。在推广过程中，种子公司并非直接出售种子，以出售种苗的方式卖种子，以保证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并保护种子知识产权。这些种子在种植前就受过类似“绝育”技术处理，一次种植结一次果。如果菜农种完一代后自己留种，是不可能结果的。农民只得继续购买。种子公司只出售种苗也避免了种子被拿去研究的情况。

农民购买种子只看“效果”不看“国别”。现在的土地用普通的或者稍微“落后”一点的种子种出来的蔬菜很容易生病，连农药都治不了。农户只能不断跟着种子公司的步伐进行更新换代，使用抵抗新病毒的种子和新型农药。虽然“洋种子”的价格是本土种子的10—20倍。然而没有农民为了省种子的钱来冒减产的风险。目前，平安村内80%以上的种子都是价格昂贵的洋种子。一颗七彩椒苗要1．1元，一个大棚种苗的投入为2 000多元。如果按照种子的重量计算，一克价格为160元左右。“一克种子一克金”的说法毫不过分。据我们观察，整个寿光种子市场的多数品种，如小西红柿、茄子、五彩椒、无刺小黄瓜都已经完全被洋势力垄断。种子推销商小刘告诉我们：“洋种子要想进驻中国市场会先入驻寿光，因为整个农村地区只有寿光的农民才舍得花钱。”面对种子市场被外商控制的局面，寿光市政府在2011年的蔬菜博览会上推出了“爱国牌”种子，希望能够以此收复失地。到目前为止，这一做法尚未奏效。

在蔬菜大棚实现规模化种植以前，平安村村民间相互“帮忙”是件再也普遍不过的事。据村民回忆：以前没有钱，也没有地方雇人，如果遇到需要人手的时候，都是互相“帮忙。”比如说，割麦子、掰玉米、割韭菜，以及种大棚盖棚和摘西红柿这些事，都是靠轮流“帮忙”做完的。而今村内帮忙已经完全被外来雇工所取代。村里最早的雇工使用始于购置联合收割机的1995年。当时村里没有人愿意尝试。因为用联合收割机需要花钱，而且大家都怀疑收割机会压坏田地。在大队里的党员和村干部率先使用后，几户经济条件好的农户才开始接受收割机。随着蔬菜大棚的种植普及和经济收入的增加，多数人忙于种棚而无暇管理粮田，联合收割机的使用更为普遍。亲戚朋友帮忙割小麦和打场④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

到20世纪90年代末，机械化的进展使粮田帮忙的需求骤降。同时村民们在种植蔬菜过程中开始互相帮忙。比如：当时盖一个大棚需要四五个人干半个月。访谈对象春英告诉作者：“1989年的时候，建的第一个大棚，大概有四五十米长，花费1000元左右，其中1／5的钱是花在了帮工的饭钱上，因为当时没有雇工，也没有钱雇工。周围多数人都种棚。一般是四五户人家合作，互相帮忙。大棚建成以后，种植蔬菜也是互相帮忙，把种植的时间错开几天，等到收割和采摘的时候也可以先帮一家弄好，再帮另一家。以前晚上也经常会到人家家里帮忙捆芹菜、捆韭菜。大家一边聊天一起干活。小孩们在一旁玩，或者听大人聊天。”而随着蔬菜大棚形成规模后，每户人家种植规模扩大了5到10倍，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互相帮忙了。这时村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市场“劳雇市场”。村民如果需要劳动力，可以去领一个人回来。最初雇工价是一天30元，现在一个壮年男劳力要开价200元一天。与此同时，村里育苗场、收购中介商（本村人）的出现，菜农的很多劳动，如育苗、择菜、清洗、捆绑、装箱都渐渐地分离出来，给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工作机会。菜农只需专心种菜。

目前，传统的村内关系被商品关系所侵蚀。以前村内关系充满着温情脉脉的色彩，互助、帮工、伴工是主要的特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村内关系都商品化了，请人帮忙或帮人干活均用现金支付工资，通常都当场付清，就像做买卖一样（张乐天，2005）。劳雇市场将帮忙转化为明码标价的劳动力交换买卖。村民们都熟知劳雇市场的劳力价格，谁也不好意思去找人帮忙。大棚里的活少的时候，村民会跑到村头的劳雇市场做劳工赚工资，而不是去邻家帮忙。现在村民的“帮忙”主要局限在红白喜事方面，少有涉及经济活动。即便是村里的中介商需要找村里的老人或没事做的人干活，也得按天或件数支付工资。

大棚产业化对于日常乡村生活景观最直接的改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猪栏的消失和垃圾桶的出现。致富之前平安村内猪栏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养猪，还兼具消化生活垃圾的功用。以前盖房子的时候，都会考虑在院子里盖上一个猪栏。即便没有养猪的打算，也要盖上一个猪栏。猪栏在盖房时的重要性不亚于垒锅台⑤（灶台）。如今普通人家已经很少有猪栏了。因为在多数人看来，猪栏比较脏，夏天容易生蛆和招苍蝇，所以猪栏基本上都被掩埋处理了。现在的垃圾多被垃圾车拉走掩埋处理。

在大棚发展之前，村内垃圾基本上都是生活垃圾，与如今充满无法降解的塑料制品的垃圾有着天壤之别。过去生活垃圾一般都会倒在猪栏粪坑内任其腐烂。同时在猪栏里养一两头猪，剩饭剩菜都可以当饲料。不能吃的就倒入猪栏的粪坑。这样，生活垃圾跟猪粪和人粪堆积在一起沤成肥，等到翻地需要肥料的时候，就会往粪坑里再加几小车土，混合一下，以防止粪肥发酵放出的热量烧坏麦苗给烧了，还能节约粪肥。在过去粪肥是个宝。村民把粪肥拉到地里晾干以后，匀开后翻到土下。等后来出现了旋耕机，可以直接打碎粪肥，施到土里。这样来年的庄稼会长得很好。如果不种地，也可以把粪便卖掉或者做个人情送给需要的乡里乡亲。在年底时买卖粪肥也曾是村民重要的现金来源。

随着市场化的加剧，人们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只有过年才能杀猪吃上肉的情况已经一去不返。在村里超市上很容易买到猪肉。蔬菜大棚的发展也使得村民的现金不再短缺。而养猪远没有种菜赚钱来得方便快捷，还被当成招蛆惹蝇的脏活。猪栏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同时，蔬菜大棚种植倡导规模化发展。在种植过程中多使用化肥以及从市场购买的有机肥。菜农对作者说：“使用粪肥确实比较养地，但是非常麻烦，同样的一个70米的大棚施肥，用粪肥需要两个人两三天的时间，而用化肥只要一个人在浇地的时候，把化肥洒在水里，两三个小时就行了。这样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种大棚蔬菜。”

放置垃圾的猪栏消失后，村民把垃圾倒在村子后的一个小树林里。垃圾越来越多，难以处理的塑料袋也充斥其间，随风飞舞。村里的找食的狗也会把垃圾弄得到处都是。这常常导致住在小树林附近的两户人家与倒垃圾的人发生口角和冲突。后来，小树林被垃圾围得差不多了，人们开始把垃圾倒在村后或村头河边。如今，夏天一旦下大雨，由于通往河里的简陋下水道⑥被垃圾堵住，村里已经无处排水。

村内有的人家盖起楼房，所以为了方便开始用马桶。村里没有可供排放的专门污水池，只能在自家楼下挖一个将近4立方米的池子。刚开始使用起来还算方便。但在使用了六七年后，池内粪便漫溢出来，没有菜农愿意接受并运到田里。最后只能雇人处理掉。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10年。今年村里终于有了公共垃圾桶。每天早上都会有专车来把垃圾收走，运到距离本村近10里的垃圾场掩埋。而那个垃圾场附近的村庄成了有名的癌症村。近两年刚刚被全体迁走，一个村庄就这样消失了。

在过去平安村的猪栏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能满足其诸多需求。首先，人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的集中堆放于猪栏，使得生活场所不被污染，也确保了村内的自然环境的整洁。另外，垃圾在猪栏的粪坑里发酵后产生的肥料可以当有机肥使用，同时也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也相应减少了对村内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

随着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自家养猪的需求降低。蔬菜大棚种植对于中高产量的要求，使农药和化肥迅速替代了猪栏内产生的粪肥。被人们觉得很“脏”的猪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随着猪栏的消失，家庭的生活垃圾无处堆放，开始污染了周边环境，村民之间矛盾频发。现在对生活垃圾所做的集中掩埋处理，即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另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已经污染了土壤、空气和水分的污染。蔬菜大棚离开了农药、化肥，很难防治虫害并种出高产量的蔬菜。这直接地导致了村内生态环境恶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蔬菜安全问题。

到目前为止，从事蔬菜大棚种植的农户经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存款。然而我们通过田野观察发现，菜农辛苦劳作付出的是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代价。在当地就有“寿光人上半辈子赚钱，下半辈子花钱”这样的说法。45岁左右的菜农（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种大棚到现在的人），基本上都有一身的毛病：腰疼、腿疼、关节炎、哮喘病。据数据显示，整个寿光的农民的职业损伤率高达79．1%。这些身体问题的产生跟大棚内高温高湿的环境、高强度的劳作、农药的使用密切相关。如今即便是50多岁的人仍然在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偶尔会对着作者抱怨种大棚很累很苦，却从未考虑什么时候停下来，还显出靠劳动赚钱的满足感。

在田野调查时，作者曾尝试与菜农们一起弯腰或蹲着进入大棚。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大棚的六周基本都是封闭，只留一个能够允许爬入的洞口。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菜农入棚后得脱下厚棉衣，因为棚内温度一般保持在30度左右。干活时即便只穿线衣还会汗流浃背。出于规模化生产的管理需要，大棚采用单一种植的模式。由于菜农很舍得在化肥以及蔬菜品种改良投入资金，因而蔬菜棵的密度再大，都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但蔬菜密度的增大，使得菜农劳作空间明显缩小。两排植物之间的狭小空隙只能容许一人纵身进入。在给西红柿整枝打杈、点花授粉时，菜农都需要长期保持弯腰、蹲着、低头这样的姿势。为了保证速度，菜农还得尽量避免在中间伸腰、站立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劳作习惯使得很多菜民腿骨变形、O形腿、腰椎间盘突出。此外，菜农劳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就是打农药，一般都是人工完成。衣着单薄的菜农背着喷雾器，边走边打。在没有配备口罩等基本防护设施的条件下，菜农不可避免地吸入大量的农药喷雾。菜农在打完农药后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皮肤红痒等状况。在冬天，大棚的室外与室内的温差可达40度。菜农劳作结束后，身着汗水湿透的衣服走出大棚，面对的是凛冽寒风。长此以往，菜农都患上了关节炎类的疾病。

包括寿光电视台在内的各类当地媒体的药品广告，大多都以大棚菜农为潜在对象，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治疗关节炎、风湿病、类风湿病、腰椎间盘突出的，连宣传药物疗效的也是当地的菜农。他们无奈地说：“在腰疼胳膊疼的情况下，很少去医院看，一般都是‘熬着’‘靠着’。除非疼得不能干活了，才会考虑去医院。平时贴贴膏药就行了。因为看病贵。虽然现在实行新合作医疗，在村里诊所可以报销医疗费。但是村里没法治在大棚内害的这种毛病。去大医院报销的又很少。再说这都是老毛病了，不可能根治，所以拖一天算拖一天。”

伴随着寿光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是与日俱增的城市化速度。2010年，寿光市政府规定农民不能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新房，只能购买村内集体盖的单元楼，购楼后原来的宅基地就被收回。按照村里习俗，儿子结婚前，父母一般都会向大队申请一块宅基地，给孩子盖新房，娶媳妇，而自己一般住原来的老房子。而如今，要想在保留原有房屋的同时再给孩子安置婚房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寿光市里买房子。如果孩子还小，老房需要新盖的话，则可考虑在村里买单元房，等孩子长大了再作打算。

我们发现村内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普遍依靠父母在寿光市内购置房产。平安村内从事种植蔬菜大棚的人员最年轻的是36岁。因为谁都知道，玩棚是苦活、脏话和累活，到老还会落下一身病。不但年轻人基本上不愿意留在村里继续干农活，父母也不希望孩子继续自己种棚的苦差事。目前，村里年轻人都倾向于去寿光市里找工作。男性会去县城的钢厂车间干活。女性多会去物流园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收购商装套菜⑦，做临时工。他们有的早出晚归，有则直接在城里租房住。

考虑到年轻人工作需要和现在的盖房政策，在城里购房对村里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城里的房价要比村里单元房贵得多。村里的单元楼大概每平方米1 100—1 800元。开发商还会按照原来的房子给予一定补贴。菜农只需自己补上4—5万元就可以拿到一套面积为120平方米的房子，所承受的负担不算大。而寿光城里房价平均在3 000元左右，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购买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价格在36万左右。这对村里菜农来说，意味着要动用所有的积蓄，甚至还得贷款。笔者到村里回访时发现，房子已经成为第一话题。不少菜农勒紧腰带也要争取给儿子在城里买上一套房子，哪怕是一套二手房。而婚事告吹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无法满足必须去城里买房的女方要求。

村里年轻一代入住新房，开始在城里生活后，回平安村的时间越来越少。村内的青壮劳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转移，目前种植蔬菜大棚的最年轻的平安村人是36岁。村内种植蔬菜大棚的平安村人也越来越少。在人力外流和菜农老龄化的情况下，平安村的蔬菜大棚的未来充满了变数。年轻人用上一代人的积蓄在寿光城内购房置屋。大棚种植业将无后人承继。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间，平安村传统的代际居住地间保持“一碗汤的距离”的养老方式也将不复存在。

目前老人和孩子虽然不在同一屋檐下，但离得也不远。孩子经常会做出好吃的给父母送去，这个过程中会受到同村人的监督，如果经常给父母送好吃的，则会受到大家的赞扬，否则会被说很多“闲言碎语”。而“一碗汤距离”的消失，既使得年轻人照顾父母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同时也打破了“闲言碎语”这种舆论的压力约束年轻人遵循传统道德的作用。

综上所述，“寿光模式”在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让农民普遍致富的同时，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市场化和产业化力量的驱使之下，农民不能够自己把握前行的方向，生产种植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现代化产品，其原本具有的主动的调适性智慧处于边缘的位置。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人际关系被商业化所侵蚀，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开始不断失去自主性，身体也越来越差，同时年轻劳动力和智力流出，养老方式也被打破。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寿光模式似乎已经到了回顾和反思的时候了。

四、结语与讨论

通过对平安村致富历程的审视，我们认识到：“寿光模式”到目前为止能让农民受益致富的关键，就是充分利用了农民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我们不妨将所谓的“调适性智慧”视作斯科特提出的人类学表述：“美蒂斯”（metis）。即一种只能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在本文的语境中，调适性智慧主要是指菜农在生产实践中利用总结出的应对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忽视了农民的调适性智慧，实行的“自上而下”的经济作物的推广项目基本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当农民充分利用自己的实践知识，改进“冬暖式大棚”，种出反季节蔬菜时，这一地方性技术迅速推广，同时农民在种植中相互交流种植的经验和心得，农民开始致富。这也是寿光的“绿色革命”与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绿色革命的歧异之处。应该说，寿光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普遍致富，受益的不仅仅是农资商、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蔬菜营销商、以及农业专家。

但是随着政府在农民调适性智慧基础上建构的农业现代化的“寿光模式”的推广，则未必会产生良性效果。这是因为农民在分得绿色革命的一杯羹的同时，其所处的经济生活、社会关系、生态环境、身体都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为发展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从表面上看，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寿光的农民一直在不断赞叹其成果的神奇，即便科技种子到了“一克种子一克金”的价位，他们仍然在称赞其高品质的商品性，种子的民族性问题只是公共知识分子需要考虑的问题。可以说实现蔬菜产业化后的农民只有在自己的身体感受到疼痛的时候才会思考一下原因，但考虑到相对于过去的富裕觉得这种身体的透支是值得的，当劳动变成了维持生计的手段，对于财富唯命是从时，农民已经被异化（马克思、恩格斯，2005），导致了他（她）看待其种植作物的态度和情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过多地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坚信，科学都可以解决。毫不客气地说，“潘多拉盒子”里的“发展代价”更多的是农业的现代化对农民调适性智慧的排斥性挤压所造成的。

首先，“寿光模式”促发我们思考并质疑的是对于农业现代化中为盲目追求速度、效益而不计后果的发展模式。政府所追寻的农业现代化的普世模型，没能给其他文化选择（如调适性智慧）任何空间。于是内聚了生活方式、制度化和文化的整体的地方性模型，被“发展”或“现代化”之名的挖掘机、卷帘机、农药、化肥、科技种子、楼房所摧毁。而一旦这种一元化的农业现代化出现问题，整个社会都会处于风险中，很难找到替代方式。官方话语下的“寿光模式”是在由调适性智慧产生的农村蔬菜产业化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现代化重构了的“寿光模式”——农业产业化、生产标准化、市场国际化、土地农场化、农民工人化。在寿光蔬菜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政府就开始不断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招商引资，进行土地流转，让国外的农资企业直接入驻农村，用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使用机械化种植。目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农业现代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的平安村也开始处于急剧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中，不仅蔬菜生产现代化，农民的生活、住房也都在“被现代化”。

从蔬菜业开始发展，政府就一直用“农业现代化”、“科技兴农”等发展话语，让农民相信只有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农民也信以为真，将其视为代表了真理的真实世界，在生产中用发展专家们认为更优种子、化肥和技术代替村落文化中的“土种子”、农家肥和耕作技术。与很多发展人类学家的发现不同的是，由自给自足的直接获取食物变成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间接获得食物（Sen，1983）的农民为了增加蔬菜产量，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积极地接受农资商向他们推销的科技种子、化肥、农药和机械化耕作。

因为种植蔬菜是农民自己找出的一条致富之路，所以对于种植蔬菜是很有积极性的。在农业商品化的背景下和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农民要想获得更多的收入，必须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就意味着农民应该根据环境充分利用调适性智慧调适出更好的耕作方式。而农业生产中的小农模型是源于“地育万物，量力而出”，人类必须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人类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施与受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塑造成了互利互惠（Arturo Escobar，1995）。而农业现代化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小农模型，现代化的技术与农民的调适性智慧的相遇，农民很快就直接选用了高产的科技种子、农药、化肥和机械化，来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失去了对利用调适性智慧的积极性。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尽管调适性智慧具有很强的植根性和灵活性，但是它的产生也是具有社会条件的，主要需要有兴趣的社区、积累的信息和持续的试验。而科技种子、农药、化肥和机械化等现代化产品的进入，使得原来农民自己留种、用“土法”杀虫、用农家肥滋养土地的实践知识看起来是低效的，农民会很快地使用相对高效的现代化产品，这就使得某些调适性智慧显得有点多余，如此一来，农民便失去了绞尽脑汁在实践中不断寻找让作物提高产量的兴趣，之前的耕作知识的口口相传也不再有意义，调适性智慧在农业生产中开始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现代化产品的出现渐渐地使得种植的知识趋于一元化、普世化，一旦产生问题很难找到可行的替代性方案。现在农民种植作物必须采用一个“技术包”（良种、除草剂、虫害化学控制），集中专门种植某些作物品种（通常在一个亚区域不超过三种，一般为一种或两种），遵循严格的田间安排规则，遵循预定的耕作程序，准备详细的生产计划，定期进行记录并组织农产品销售（Arturo Escobar，1995）；而调适性智慧不同，它从来不要求普遍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多元主义的。不同的地区，种植不同的作物都有不同的方法，农民长期的实践中会产生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随着对这些随机问题的解决，农民的知识体系会不断地完善。一旦产生问题，在一个方案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交流采取另一种方案。

纵观“寿光模式”由农民的调适性智慧为主导到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它并没有脱离西方话语和西方思想的权利支配，因为它践行的就是西方话语支配下的发展主义道路。这种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型，而不留给其他选择（如：调适性智慧）任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经济化，包括农村生活、自然生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Arturo Escobar，1995）。目前，为了保证GDP以及农民的收入的数字增长，在蔬菜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更高的农业产量，这就需要新的作物、改良技术、机器和更好的市场，马上政府就会开始新一轮的农业现代化计划。虽然现在的农民的存款在增加，给孩子购房、购车，但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农民的病体、日益失去的自主权、商品化的社会关系、青年劳力和智力的外流如何能保证村庄的未来和农民刚获得的富裕标准呢？

一旦谈到村庄未来，菜农们便给我呈现出一幅现代化的“美国式农场”的画面：

当问及“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种大棚了，以后你们也种不动了，我们村的大棚谁来种呢？”时，村民觉得我是杞人忧天，很清楚地回答道：“这个不难解决，现在就已经有人到村里来租一大块地，然后建一个大型农场，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施，一切都是机械化，蔬菜种子都是高科技的，产量更高，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两三个大棚。要是我们愿意也可以去给他们干活，领工资，不用像自己种地那么操心了。”

通过这一简短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就连普通的农民也已经给村庄的未来构建出了一个“美国农场式”的图景。但这一农场的图景很难让人看到村庄的未来，因为其中并没有农民的位置，更多的是企业、资本的位置，这只是一个农业工厂，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村庄。

通过反思发展的代价，我们认识到：农民自己对于处理意外事件和非正式过程中产生的调适性智慧，应该在地方性的生产实践有足够用武之地。或许我们可以借鉴《遭遇发展》中提到的拉丁美洲的“混杂文化”的说法，将调适性智慧视为一种“传统尚未远离，现代尚未确立”的方式（Arturo Escobar，1995）。这种混杂并非单纯的组合，“它需要一定的自由度来修改、占用以及重新占用，而非落入俗套，沦为模仿”（Trinh，1991：159，161）就像王乐义改进的“冬暖式大棚”。这种“混杂文化”产生在学术界无法找到（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传统的学术界），也不可能在某些机构（如世界银行、发改委）的办公室里找到，而只能在对大众实践的重新解读，以及大众行动者重新夺回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生产空间的重新解读中找到。

寿光的田野案例敦促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再也不是像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前辈那样，以拍脑袋和想当然的方式，来盲目绘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蓝图。人类学家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是不断地提醒人们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责，慎重地对待任何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生存条件的经济发展项目。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再是期待政府推出的一个个农业现代化模式，而是期待一批“王乐义”的出现。

注释

①“白色”革命：因为寿光的冬暖式大棚，为了充分的利用光照作用，在大棚的顶部覆盖白色的薄膜，当地大棚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白色的海洋，当地人形象的将其称为蔬菜界的“白色”革命。

②很多人提到寿光总会习惯性地把原因归于王乐义的弟弟王乐泉，这一关系的存在确实有助寿光蔬菜业的发展，但是人们的这种表面归因恰恰容易让人忽视作为“能人”的王乐义运用调适性智慧让当地农民致富的重要性。

③黑药，治疗根线虫的剧毒农药，里面含有大量的汞，由于近年来市场上禁止销售，只能在黑市买到，故名“黑药”。如果年轻人经常食用使用过黑药的蔬菜，会造成不孕不育。

④打场：给小麦脱粒。

⑤锅台是指做饭的灶台。

⑥村里的下水道就是在中心街两边挖的半米深的沟，然后在上面搭上一排水泥板。

⑦套菜，把不同种类的蔬菜，整理后放在一个箱子里，配成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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