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人类学解读

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人类学解读

人类学家明茨于1985年出版的《甜蜜与权力》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光和引人入胜的叙事手法，重新勾画了蔗糖这一寻常食品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的轨迹。明茨通过分析蔗糖在西方人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的演变过程，突出了糖的商品化本身与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之间紧密关联性，为揭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边缘与核心区域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关系，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生动案例（Mintz，1985）。早在20世纪40年代，尚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明茨在波多黎各进行田野研究时，他就发现这样一件怪事：他在盛产甘蔗的当地购买的食糖却是在北美生产和包装的，其标价还超出同类食糖在波士顿或者在纽约等超市的零售价。这一疑惑在他数十年后为《甜蜜与权力》一书所作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初步解答。他发现甘蔗最早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广泛种植，在印度加工成食糖。甘蔗通过中东和地中海东部传至欧洲，又由哥伦布带到美洲大陆。由于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的气候特别适合甘蔗的生长，欧洲殖民者便以开辟种植园的方式来满足对日益增长的蔗糖市场的需求。

明茨尤其想知道当满载蔗糖的货轮在驶离加勒比海之后以及食糖在进入欧美社会的工作场所、饭店和寻常百姓家庭之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直到1650年英国人的饮食来源还是以产自本土的动植物为主。然而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成熟阶段，英国人却成了进口食品的不可忽视的消费者。在早期的进口食品中，蔗糖由于廉价和实用，很快从原先的宫廷奢侈物变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而这一变化离不开始于17世纪的以单一经济作物（如甘蔗、烟草和棉花等）为主的种植园经济的蓬勃发展。国际市场对蔗糖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新大陆种植园经济的增长。明茨对于历史资料的准确把握以及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的研究角度，生动地阐述了糖从高档物品转为无产阶级消费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他指出茶、糖和烟叶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8世纪无产者的消费习惯（Mintz，1985：ⅩⅥ），也使得种植园、农民、市场、蔗糖和奴隶制成为导致变化产生的互为关联的因素。在书的结尾处，明茨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英国工人所喝下的第一杯甘甜热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形象性地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型以及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重新建构。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来理解一系列的类似事件，因为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间关系、工作的意义、对自我的定义以及食物的本质，全然不同以往的看法”（Mintz，1985：214）。

与蔗糖发展史相似的是，英国市场对原棉的渴求最终促使北美东南部殖民地的迅速扩张，从而形成了以剥削黑奴为生产手段的单一经济作物体系。蔗糖和棉花作为当时极其关键的贸易商品，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成长和壮大的催化剂。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想象空间内，以廉价的蔗糖和廉价的红茶为主要配料的下午茶，虽然无营养价值，却为英国纺织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在下午三四点钟提供了继续干活所需的能量，从而保证了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机会。借助这一明茨式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合理想象，我们不难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处于核心区域的产业工人和边缘区域种植园的奴隶的命运，是被何种力量联结在了一起。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说为发展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不均衡的结构性因素和历史根源，它还是受到了包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内众多学者的批评。多数人在欣赏沃勒斯坦的洞见之余，也为他忽略体系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差异性而感到不满。沃勒斯坦利用已有材料重构世界历史，在哈佛社会学家斯考普尔眼里，只不过是以后见之明串起来看似有关联的一系列事件罢了（Skocpol，1977）。这种为目的论主导的推理思路也是历史分析之大忌。另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学说的学理背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觉得此学说未能包含对地方层面的阶级分析。与此类似的是，人类学家尤其是发展人类学者，更加关注世界体系对生活在边缘和半边缘区域的当地民众，以及他们的命运是如何随着其所在国与核心区域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世界体系学说在成功挑战了现代化理论的同时，或多或少显示了其欧洲中心论的倾向（从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区域的划分就可看出）。

当然，对人类学界对于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明茨的同学和好友——沃尔夫（E．Wolf）。在其名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他指出被世界体系论者长期忽视的那些处在体系外和边缘地带的民族和国家，通常都有与外部世界整合的漫长历史（Wolf，1982）。这一整合过程包括与旅行者、客商、交易商、传教士和探险家的长期交流和接触。存在数百年之久的商贸路线并不鲜见。早在16世纪即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型之前，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长达数英里的商贸路线就已将西非、北非和阿拉伯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当然源于中国（16世纪前世界体系的核心）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沃尔夫还在书中指出，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支持者的框架中，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人民在资本和殖民扩张面前，似乎显得无能为力，只得扮演被动挨打的角色（Wolf，1982）。而大量田野研究则表明，边缘地带的人民在被世界体系改变的同时，也以各种颇具创造性的反抗方式（见第十一章对“弱者武器”的评述）来威胁这一体系在特定区域的主导地位。当然，以人类学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与世界体系整合除了将当地社会引入工业化进程，其长远影响似乎还是以负面和消极为主。简而言之，体系内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赢方总是核心国家（Shannon，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