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

一、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

对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是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另一种是主张面向当代社会生活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性。这两种主张就其指向来说确实不同，究竟如何看待？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如果褊狭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要么是醉心于纯文本的学理探讨，要么是专注于缺少理论准备的现实关切，那么，这两种主张确实是难以统一起来的；如果不是停留于狭隘的理解模式，而是全面地、辩证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那么，这两种主张又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事实上，这两种研究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不能采用非此即彼的方法。使二者保持合理的张力，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首先应当肯定，只有重视基本理论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和说明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需要面对现实、研究现实，问题是，什么是现实？现实无疑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与现象，但并不是任何事实与现象都成为特定情况下的社会现实，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任何事实与现象都可以代表和反映社会现实。由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情况异常复杂，各种本质的与非本质的、主要的与次要的现象交织在一起，因而要准确地把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要不然，就是成天处于现实生活之中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抓住现实、摸清现实，有时或许让次要的、现象性的、暂时起作用的问题掩盖了主要的、本质的、长期起作用的问题，导致现实的“误诊误断”。所以，现存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马克思当年在评价蒲鲁东对拿破仑政变的说明时就曾经指出，蒲鲁东似乎想对这次政变作出历史的说明，但他所作的历史说明实际上提供了对政变主人公的一种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1]，即客观主义的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过经验教训。我们也常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问题恰好是对其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就是对中国的实际，即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工作的重点是什么等重大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党和国家后来工作上的一系列失误。邓小平同志正是总结以往的教训，抓住中国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矛盾，提出中国最大的、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所以，没有对中国实际的准确理解和把握，现实问题的研究是很难取得成效的。

实际上，离开了基本理论的研究，很多现实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如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现实的问题是现代化，但究竟什么是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什么？等等，都涉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和认识，谈论现代化实际上也是隔靴搔痒。又如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是全球化，而全球化并不是像直接呈现出来的现象那样，其中有好多实质性问题需要加以认识和把握。如对全球化的演化与实质、全球化的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全球化的现有格局和对不同国家的影响等基本情况如果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那么对全球化的现实是无法说清楚的。盲目从全球化实际出发，有可能走偏方向。因此，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尽管经典文本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有关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现成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深藏于经典文本之中的。离开了文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和基本的理论与方法。由此说来，文本研究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文本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要有效地进行这一研究，又不可避免地涉及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方式。或者说，同样的文本研究往往打有不同时代的烙印，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生活哲学、群众哲学、实践哲学，这样的性质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进行“纯文本”的研究。必要的版本学考证、分析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真正作为基本理论研究的文本研究，必然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观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下述因素决定的：

一是研究主题的确定。文本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确立主要是由时代主题决定的。就世界整体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面临着民族独立的问题，当时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解放，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主题自然是革命和解放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民族相继摆脱殖民体系走向独立，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时代的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因而研究的主题也必然从革命的理论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我国的情况来看，不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研究的主题大为不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同发展阶段，研究主题也各不相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主题绝对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主题。这样一来，文本研究的重点自然也跟着发生变化。

二是研究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容非常丰富，要研究的问题也非常之多，但在特定时期内，哪些问题应当引起特别关注，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说明、解决，这都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实践需要引起的。近年来，马克思文本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劳动价值论等之所以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直接涉及目前社会发展实践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正是当代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命运以及市场经济等问题日益突出，才使这些理论的研究得以凸显。因此，研究的理论是文本的，研究的指向则是现实的。当然，带着问题去研究文本，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地根据需要解释文本。我们不否认历史文本解释和理解具有相对性，但如果由此而否认理解的真实性，则是片面的。

三是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形成。每一时代、每一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总是不同的，因而对研究者所展现的研究视野和视角也是不同的。同样一种文本、同样一种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改变，最后在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则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含量和理论深蕴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转变与调整而得以充分展现和发现。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定位与调整，主要源于对现实世界、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因此，不能封闭起来研究文本，应当以一种宽广的视野，看到今日世界之变化，了解今日人类文化之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世界和当代文化的沟通。可以说，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出发来调整研究的视野和视角，不失为促进文本研究深入发展的有效途径。

四是研究方式的确定。一般说来，没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文本研究的方式必然是纯学理的探讨，是概念到概念的理论推演。这样的文本研究，固然在原有思想、理论的梳理、描述、解释上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但对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则收效甚微。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理论面向现实。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必然使文本研究的方式由学理式转向理论与现实对话式，通过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的反复审视与交流，可以逐渐深化对原有理论的认识，进而推动理论创新。事实表明，只有采用这样的研究方式，才能真正搞清楚文本中哪些是体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与规律的基本原理，必须始终坚持；哪些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出的具体结论，需要结合新的现实具体分析、对待。

总之，只有把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既推进文本研究，又使现实问题研究得到坚实的理论支撑，二者积极互动，无疑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