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经济发达地区基层体育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成因分析

四、成因分析

本部分将从历史、现实和观念三个角度，来回答目前山东省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成因。

（一）历史的角度

从历史角度来分析，目前山东省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成因，离不开对传统的考察。虽然封建专制独裁一直是我国政治体制传统的主要内容，但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科层官僚体制系统的国家，我国的科举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务员考试形式。这说明，在中国的传统中，许多现代的科层特性是与非现代的独裁并驾齐驱地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传统又有了新的变化：党派统治取代了家庭统治；党派统治的合法性则通过代表制得到认可；现代高校教育取代了“科举”而成为培养国家官员（干部）的主要手段，但党政一体化、政社一体化、政经一体化的单一领导和管理没有发生变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位制”管理、“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乃至体育界的“举国体制”等，都是其具体反映。表现在基层群众体育活动和群众体育组织的管理上，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仍担负着直接的管理职能，作为管理主体保持着较大的集权性。

（二）现实的角度

1.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能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全国城乡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跨入小康生活水平的区间内，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为迅速，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体育事业的投资力度，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闲暇时间的增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健康与体育几乎成了不可分割的名词，体育锻炼和体育娱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个体社会需求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成员参与体育、投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群众体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民间组织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政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逐渐过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渐退出了对公民日常生活的直接干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发展，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出现，并正在逐渐取代政府退出的各种功能，成为民间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和机制。中国体育界的“小体委，大社会”之说、“体育由体委一家办，向大家（社会）办”的转变，可以说是其具体表现。由此，遍及公园、广场的群众体育晨晚练点、尚需扶持的公益性群众体育俱乐部、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的经营性体育俱乐部、基层群众体协（街道社区体协、行业体协、居民小区体协、人群体协）等基层群众体育组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大众日常体育活动的空间场所主要在单位采用集中进行的方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市场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的弱化和人的个性的弘扬，使得整齐划一的群众体育活动变成了自主选择的个性化活动，于是，房前屋后、公园、广场成了人们日常体育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也正因为如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体育晨晚练点和小型化、多元化的公益或经营型群众体育俱乐部，已成为我国基层开展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国的群众体育由依托单位走向依托社区，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人们放眼21世纪大众日常体育活动空间场所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城市化的结果会使体育的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直至消除，也不能忽略居民生活小区化和社区服务小区化的必然趋势，为此引入了一个新的话题：配有精良体育设施的居住小区，将是21世纪大众日常体育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目前，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许多配有体育设施的居住小区正在改变着人们在房前屋后、公园、广场从事体育锻炼的格局，一些共同爱好某一项目的小型、非正式的群众体育俱乐部或体育群体正在形成之中。

3.深圳三种基层群众体育管理模式并存的启示

我们在对广东省深圳市所进行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其基层群众体育管理有三种模式并存。

（1）模式一：是以获得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称号的深圳市宝安区为代表的，以政府行政扶持为主的公益型管理。领导重视、经济投入逐年增加，群众热心、宣传有力、组织规范是该区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主要经验。仅以其辖内新安街道办事处为例，1998年公共体育投入为94.7万元，1999年增加至260.8万元，到2000年前4个月，已累计投入69.9万元，初步建成了各种体育场馆320个，总面积达306　687平方米，项目齐全，配套设施好，为全民健身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基础。在宝安区体育局的指导和扶持下，基层社区群众自发组织创建了以公园、广场为主要活动场所，以“体育文化公园”为主题的体育健身协会，采用理事会负责制，自主管理，独立运作，其团体会员覆盖整个社区内各大小公园、广场，形成以宝安区中央公园为中心的基层群众全民健身活动组织网。

（2）模式二：是以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街道称号的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行政区为代表的，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主的准经营型管理。该区街道办事处在群众体育管理人员紧缺、上级所拨专项活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坚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管理规范，以动员社会力量投入为主要措施，实现辖区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该区1997年即实现总产值4.3亿元，建成体育场地设施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指导和帮助下，辖区内各大股份公司（原建制村）都建立了自己的体育俱乐部，各俱乐部投资兴建自己的场馆设施，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现有7个单项协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俱乐部之间或对外的体育竞赛。在街道办事处组织大型体育比赛时，各俱乐部则以参股形式组队参加，如1999年沙头街道办事处第三届运动会投入资金总额达40多万元，除街道办事处出资13万元外，各股份公司投入总数为27万元。在辖区群众体育管理的运行机制上，街道办事处通过制订辖区群众体育发展计划，实施宏观指导性的松散管理，手段灵活，主要通过宣传和组织竞赛的形式，为各股份公司及所属体育俱乐部提供体育竞赛、骨干培训与健身指导服务。

（3）模式三：是以深圳市罗湖区体育发展中心为代表的，以政府行政机构创办的体育俱乐部为主的经营型管理。该发展中心在发展群众体育事业过程中，由于深受资金不足的影响，故于1998年投资兴建经营型的综合性体育俱乐部——深圳市罗湖区网球俱乐部。俱乐部采用总经理负责制（由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兼任总经理）的管理形式，在区体育发展中心的指导、监督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服务设施配套齐全，管理制度规范，主要以会员制进行运作。1999年，俱乐部向区体育发展中心上交50万元，并在此基础上逐年递增。俱乐部设有客房部、餐饮部、按摩部、游泳场、健身中心、高尔夫球练习场、乒乓球室等健身娱乐服务设施，在对外经营的同时，还与社会上其他网球俱乐部（包括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组成了大型会员网络，持相应的会员卡在指定的网络俱乐部中消费，可享受优惠待遇。该体育发展中心平时在保证区运动队训练的基础上，也接受零散的锻炼者来中心消费。

综上所述，以政府行政扶持为主的公益型管理模式，可以说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承担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责任，即为发展群众体育创造良好的物质和环境基础。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主的准经营型管理模式，可以说体现了地方政府将对基层群众体育履行宏观管理职能，将具体的管理职能下放给社区群众体育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群众体育的管理和运作。以政府行政机构创办的体育俱乐部为主的经营型管理模式，可以说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走“以体养体”、“以体促体”的产业化道路。深圳市这三种基层群众体育管理模式（以下简称“三种模式”）并存的局面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①“三种模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体育发展的产物；②“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并非同一关系的概念，在一种管理体制下，是可以有几种互为补充、相互联系的管理模式并存的；③在我国旧的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已被打破、人们正在探讨新型的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时候，“三种模式”的存在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

（三）观念的角度

马斯洛的需求递进理论指出，当人们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就会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精神需求属于文化观念层次的范畴，它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化热或称文化转型，即第一次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转型（器物层面）；第二次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转型（制度层面）；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型（精神层面）。中国历史上三次文化转型的共同特点，就是科学技术总是中西方文化撞击的首要切入点，文化转型的基本规律就是从科学技术突破，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最终发展到精神层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在精神方面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价值选择重心的转移，即开始由传统的“垂钓型”向现代化的“捕捞型”过渡。尽管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新的选择标准遇到了来自传统的习俗力量的阻挠，但以重生产力的进步、重发展和重实利为标志的新的价值准则正在确立之中，正在成为大众的主流文化。个性的张扬、自信心和自强心的良性膨胀正在被人们所认同，崇尚强者几乎成为时代的共鸣，对财富和物质利益的重新认识，对“铁饭碗”、“大锅饭”的摈弃，以及时间、职业、知识、金钱、幸福、道德、平等、审美等观念在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大地上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观念层次的变化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的愿望愈来愈强。生活方式的变革，使得人们在审视自己生活意义的同时，更加认识到健康的重要。因为营养的改善、疾病的控制、体育锻炼和智力水平的提高，对人体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经济学家将民族的健康状况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健康存量，认为它同样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于是，基于对体育价值再认识基础之上的“花钱买健康”观念、以理性选择论为支撑的“体育人力资本投资”观念、“调解身心等的体育娱乐消费”观念乃至体育是一种“个性活动的张扬”等观念便应运而生。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运动、英国的产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百年近代史，都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道理：从经济生活变化的事实中可以发现观念变化的端倪。人们需要什么就提倡什么，需要往往比观念出现得更早。“需求产生供给”，这个经济学上的名言，用在观念领域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