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媒体转型的特点及其成因

二、中俄媒体转型的特点及其成因

如前所述，俄罗斯的媒介转型是突进式的，中国的媒介转型是渐进式的，而两国媒介转型的特点又是由两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决定的，因此，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是在国家、政党格局不变、政治制度不变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与此相应，中国的媒体改革不可能脱离原有的轨迹，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事实上，中国传媒业的所有改革，包括媒体手段的更新、集团化的运作、开放度的增加、新媒体的发展、文化产业（媒介产业）概念的提出、外资的部分引进等等，都是在党报核心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展开的，都是对传统体制的部分修正与改良。这就使中国的媒体转型具有了渐进性的特点和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渐进性的特点和相对稳定的结构，一方面使中国减少了发生社会动荡的几率，降低了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同时也使中国政府（或政党）长期处于“保守”、“落后”的认知与评价中，各种抨击、指责不绝于耳。客观地说，中国媒体的改革过程的确不如俄罗斯急速、彻底，传统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也远未革除，许多方面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近30年来，随着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不断进步，中国的传媒业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由低成本制作向高科技编排手段发展，由传统媒体向新旧交融的多媒体过渡，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中拥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产业，这方面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带有“剧变”的性质。苏联时期，苏共中央是国内唯一的政党，它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层级式的管理体制实现着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那时的新闻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舆论机关，属国家所有，经费由国家拨给，宣传口径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这些曾经具有全国影响的媒体转瞬间失去了精神、经济支柱，优势不复存在，地位一落千丈。1992年1月，俄政府开始实行自由价格政策，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媒体也随之走上了私有化道路。原先的党政机关报，大多改为编辑部同仁集体经办，有的则被资本集团收购或控制。与此同时，私营媒体纷纷涌现。1992年以后，仅莫斯科一地就出现了30多家私营商业广播电台。除了少数官办媒体外，绝大多数媒体的经济来源不再依靠国家拨款，而是依靠发行收入、视听费和广告收入，媒体的全部活动转入商业经营的轨道。

商业化经营一度带来媒体或舆论多样化的局面，为读者、听众提供了更为充分的选择余地，但商业化经营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后果之一是媒体内容的庸俗化倾向。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增加广告收入，许多报刊采用西方小报的做法，竞相揭丑，恶意炒作，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低级庸俗的材料；一些电视台则使出十八般武艺，在新闻节目中大展“脱衣秀”，致使媒介的道德底线不断下降。

商业化经营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出现了少数的媒介寡头。寡头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它们借私有化过程，通过各种手段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并将触角伸向媒体，最终形成庞大的“媒体王国”。由于叶利钦在谋求连任总统期间得到过寡头媒体的支持，在他执政后期，他不得不与寡头们分享成果，任由其势力渗透到政治核心层，进而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大局。寡头的干政，不但给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同时还导致人心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严重损害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国际声誉。正因为如此，俄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媒体寡头，以国家介入的方式整合舆论，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他的连选连任，说明他所推行的政策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