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休闲群体与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区别

1-3.中国休闲群体与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区别

我们今天谈论休闲，谈论中国社会的休闲群体，不能不使人的思绪与有闲或有闲阶级联系起来。

虽然，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的概念里面，因“有闲”而与今天我们所描述的“休闲群体”形成了名称上的关联。但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也由于所处文化背景不同，有闲阶级与休闲群体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西方的休闲思想之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的观点非常明了：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休闲。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在一生中能够恰当地利用闲暇。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休闲论。而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社会学家的托斯丹·本德·凡勃伦于1899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有闲阶级论》，第一次把“有闲”作为区分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或刻度，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界定了这样一个以炫耀和显摆为特征的享有休闲的富人阶层。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包括两大特征：（1）蔑视劳动，崇尚掠夺。认为劳动是有失尊严的事情，而且以非劳动带来的财富为荣耀。（2）炫耀性消费。消费的目的不在于改善生活，只是满足于炫耀自己的有闲。尽管后来在富人阶层里面出现了分化，一些富人从事社会慈善事业，或者从事艺术活动等等，但是凡勃伦对当时出现的这一有闲阶级的身份的阐述却不无道理。

首先，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对待劳动的态度是极度鄙视的。在第三章《明显有闲》中，凡勃伦描绘了在金钱竞赛中金钱（财产）占优势的阶级如何力图过着有闲的生活。他认为，他们之所以不愿参加劳动，是由于他们在心理上和劳动阶级有所不同。在习惯的道德标准的支配下，他们把参加劳动看作是有损体面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只有过有闲生活才能保持自鸣得意的心情，才能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越，才能高人一等。他们日常只是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等。他举例说，有些人娇气十足，长期习惯于温文尔雅的作风，对体力劳动的羞耻感竟会那样强烈，以致碰到危急关头，甚至连自卫本能都会完全丧失。而在财富上则极度富有，与下层社会的财富占有的数量差距很大。

其次，凡勃伦认为，当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时，消费行为便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比如，借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就是这样一个以显摆和炫耀性消费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以此来显示与下层社会的等级区隔的社会层级。他们生活无忧，也不承担或考虑社会责任，他们中的许多人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有闲阶级论》的第四、五、六七章，基本上都是在阐释他对于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的种种表现。在第四章《明显消费》中，凡勃伦阐述了在金钱上占优势的阶级如何从显示自己的优越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并且他还特别谈到了有闲阶级的存在如何产生了不事劳动的主妇和一批仆从、门客等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问题；在第五章《金钱的生活水准》中，凡勃伦则着重论述了“有闲阶级”的消费动机问题：“有闲阶级”为了在消费财物的数量和等级上达到“习惯的礼仪标准”，总是争取提高消费水准，完全超过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程度。“有闲阶级”争取提高消费水准的动机是在于满足竞赛心理和“歧视性对比”的要求，其目的不过是要在荣誉方面符合高人一等的生活习惯；在第六章《金钱的爱好准则》中，凡勃伦从财产私有制度的角度，指出由于金钱财富成为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基础，它也就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无论是宗教、美感、实用性还是对美物的占有，都是以显示金钱为目的的；第七章《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则描述了“有闲阶级”在服装上的好奇斗胜和百般奢侈，说明他们如何借此炫耀自己的财富，表现自己的有闲和浪费性的消费。

凡勃伦对于“有闲阶级”的上述分析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应该说也是比较客观的。但是他笔下的“有闲阶级”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休闲群体”则不能同日而语，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群体特征都无法相提并论。

（1）所处的时代不同。凡勃伦所指的“有闲阶级”所处年代大约是19世纪末期的工业文明时期。“这时候富人在官能上的娱乐终于不再是令人羡慕的“专利”，于是富人开始尝试用财富创造尊敬。”⁽²⁴⁾而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也是处于工业文明的上升时期，但是它同时又处于信息和知识迅速传播和应用的时代，具有工业文明积聚财富、追求财富的社会心理特征，同时又具有开放合作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本精神的心理渴求，这是一种双重的社会心理特征。因此，在一定的“经济人”求富动力的驱动下，他们脚踏实地工作，努力满足“世俗生活”的基本欲求。这时他们并不厌恶劳动或鄙视劳动。相反，他们努力去劳动，争取任何一个致富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凭借着知识和信息这一智力资本，能够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一个较为体面并且能够继续上升的位置，在这些位置上，他们对信息和资源具有利用和控制的优势。这时的他们并不会借浪费性的消费来显摆自己的身份。他们还不是极度富裕到了完全衣食无忧和可以不劳而获。他们对于通过劳动所积累财富的昨天的点点滴滴还记忆深刻，他们尤其会珍惜已经获得的财富。他们中的有些人至今还在为明天的更加富裕而努力奋斗。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会成为莫泊桑笔下的高老头那样的守财奴。他们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和稀有，因此这时的他们反而会反思自己在物质世界的追求，从而体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反叛性。

另一方面，在凡勃伦那里，有闲的人们可以形成一个阶级，是因为这些人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足以形成一个社会阶级。而且这个阶级与下层劳动阶级之间的层级区隔，无论是在经济和财富的占有程度上还是在劳动观念和接受教育的程度上，都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层级区分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的休闲群体则不同。一方面中国社会本身的社会层级就不是十分清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的频率之快，涉及面之广，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社会分层尚未尘埃落定，一切还处于上下流动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虽然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化，使得中国社会出现阶层分化的社会现象。财富逐渐转移到一部分人的手中，在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使得一部分富裕阶层得以脱颖而出。但是，毕竟中国社会的总体财富积累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阶层之间的层级区分还不是十分明显，阶层的规模或群体边界也还并不稳定和清晰，还处在上上下下的流动过程之中。经济土壤还不足以承载一个“有闲阶级”的全部孕育养分。因此虽然休闲群体是有一定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但不是一个有闲阶级。另一方面，正因为还处于社会分化的时期，这个群体恰恰具有某种能够代表着、引领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种潮流的群体特性。因此，在经济消费意义上，他们可以称之为动力消费者，意即能够引导未来消费的一个群体；在精神价值观方面，他们可以称之为在各种冲突中奋进，在奋进中反思，在反思中寻找和回归精神家园的一个群体。

（2）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的观念与西方不同。虽然，何清涟在《“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中谈到“谁也不能再无视中国当代富裕阶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已构成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他们那种巧取豪夺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劳致富等观念成为过时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方式已从各个层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他们的消费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无一不对社会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无处不在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毫无疑问，财富积累所形成的富裕是“有闲”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好逸恶劳是一种需要摒弃的恶习，是不为人们所称道的，也不会获得社会的尊敬和荣誉。这种观念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勤俭和勤劳仍然是社会所称道的美德，也是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规范中的主流成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传统文化里，中国人素来不喜欢露富和炫耀财富。今天一些中国私营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是，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对中国的富人进行调查以公布中国的富人排行榜时，很多人选择了避而不见，有些人则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富裕，更有人提出如果再把他列入排行榜，他要诉诸法律。另外，中国的老百姓在买彩票时如果中了大奖，也没有人愿意出镜，除了财富安全以及经济矛盾等方面的因素以外，就是不愿意显富。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待钱财的观念和心理，普遍的是不愿意显露和炫耀的，这是一种文化习惯。今天的休闲群体虽然在经济上比较普通大众要更加“有钱”一些，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消费态度和行为却不会呈现出浪费性消费特点。不仅如此，反而有时显得比较“理性”。更为重要的是，休闲群体的消费态度和行为不仅不是以炫耀和显摆为目的的，而是作为伸张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体验，作为表征自身自由精神的一种心态的载体或方式。所以今天的休闲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BOBO群体中的个性特征。⁽²⁵⁾这是和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完全不同的。

（3）中国的休闲群体并不都是完全摆脱了生存的压力的。只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或者说对于生存能力具有比较高度的自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边在追求个性和自我，追寻心中的梦想，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衣食住行”的问题。只不过在追寻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的心态比较“休闲”，能够时刻关照自身内心的声音。

（4）休闲群体在消费或世俗生活方面，通常表现出某些格调和品味。这些东西在凡勃伦那里是炫耀和显摆，而在休闲群体这里却是自我和个性的一种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细节往往被称之为“精致”，有时也有点儿“小资”，然而“小资”并不能等同于“休闲群体”。只是在生活品味和格调方面的追求上，休闲群体们比较“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