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宏观分析

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宏观分析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卷

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宏观分析

马　侠

城市化程度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分布更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国情资料。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一般由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来自农村的人口迁入、农村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新建市镇和原有市镇扩大辖区范围所增加的人口四部分组成。中国虽有完整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日登记城乡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等人口变动，定期汇总逐级上报。唯因登记簿册浩瀚，又限于手工汇总，所以只能提供人口变动大端资料。较为细致数据如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分布等则付厥如。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所提供的城镇人口数字，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本文拟以此为基准，结合作者的调查资料，使用间接推计方法，计算出城镇人口增长的来源分布。所得结果尽管是匡算数据，然而所依基准科学合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似实际。

一、城镇发展水平

第四次人口普查所规定的城镇人口统计方法是:市人口包括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镇人口指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委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委会人口。调查结果市镇总人口为296512111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23%。其中市人口为21123005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69%;镇人口为85282061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54%。这个市镇人口总数比较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城市化水平。

1984年调整建镇标准和1986年调整设市标准以后，由于划入农村人口过多，造成市镇人口总数骤然跳长。1949～1983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除极少数年份较上年增加1～2个百分点以外，其余年份半数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另半数为负增长。34年平均每年增加0.3个百分点，1984年开始一反常态突然猛增8.4个百分点，由1983年的23.5%上跳到31.9%，以后多年每年都增长3～5个百分点，到1989年竟已高达51.7%。短短6年城镇人口增加一倍以上。这种统计是违反常理的，反映的城市发展状况异常失真。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纠正了上述不符实际的统计误差。它公布1990年城镇人口比重为26.23%，不仅符合多年以来中国城镇渐进增长的趋势，统计方法也接近国际通行的城镇基本上以聚居非农人口计算的原则。

1988年作者根据国际通行的城乡划分标准，按城镇聚居非农人口比重为75%和城镇合理郊区农业人口比重为25%，提出一个计算中国城市化实际水平的公式如下:

式中：P_U表示全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P_L表示城镇的非农人口总数;

　　　P_T表示全国总人口。

使用上述公式对1986年中国城镇发展水平(即城市化水平)计算结果是22.8%。^[1]现在我们再使用上述公式分别计算1983年到1989年的各年城市化水平，结果分别为19.8%，21.4%，22.8%，22.8%，23.6%，24.4%，25%，七年年均增长为0.9个百分点。由于1990年的市镇非农人口数据官方尚未公布，我们无法计算出1990年的城市化水平。然而如果按照1990年前七年的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推计，则1990年的城市化水平也恰好是26%左右，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相吻合，这个数据应是可信的。见表1。

表1　全国实际市镇人口

资料来源:①②全国总人口市镇人口及比重引自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89页。③1970～1987年市镇非农人口数引自1988年《中国人口年鉴》第206页，1988～1989年市镇非农人口数引自公安部编1988年度和1989年度《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④1990各项数据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

学术界对于中国城市化水平应该保持的发展速度以及本世纪末期望达到的目标等看法不尽一致。一般都认为中国城市化现有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应该加速城镇发展。作者以为中国城市化水平虽然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城镇发展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大体上是适当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发展二者虽不是比例关系，但被公认为相关关系。当今世界上年人均产值为310～390美元的13个国家，其中除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25%上下;而城市化水平为21%～28%的23个国家，除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的年人均产值都在330美元以上。特别是拥有8亿多人口的印度，其年人均产值为300美元和城市化水平为26%，与中国极其近似，绝非偶然。可见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上是协调的。按照近十年城镇发展每年增长不超过一个百分点的平均速度推计，本世纪末中国城镇水平可望达到或略高于35%。那些认为可以达到50%的预测，看来是过高了。

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量

1949年中国市镇人口规模为5765万人。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城镇人口总额为29651万人，亦即40年间增加了4倍以上。这样巨大的增长量自然不是完全依靠原有市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所形成的，其中相当大的增长量是由农村迁入的人口，以及新建市镇和原有市镇扩展区划范围而增加的人口。因此在查清中国市镇人口的实际水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理清40年来市镇人口增长量中所包含的人口自然增长量、由农村迁入市镇的人口数量以及新建市镇和扩展原有市镇辖区而增加的市镇人口数量，都是极有必要的。

根据1949年底全国市镇人口总量5765(万)为基数，使用历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无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故市镇统一以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求出只在人口自然增长情况下的全国市和镇的逐年人口总额。公式如下:

P₁=P(1+r₁)(1+r₂)(1+r₃)…(1+r_i)

式中:P_T表示1949年到1990年城镇人口因自然增长所达到的预期数;

P表示1949年城镇人口数;

r表示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

计算结果是全国市镇总人口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下由于自然增长的影响由1949年的5765万人只能增长到1990年的11696万人。40年间自然增长5931万人，略高于1949年原有市镇人口规模。也可以说中国市镇人口自然增长的“倍增年数”是40年，见表2。

表2　1949～1990年中国城镇人口因自然增长的预期数

续表

资料来源:①1949年市镇人口数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第90页。②自然增长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第90页，因无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故市镇皆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③1950～1963年，1967～1970年，1987～1988年，皆无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故由作者瞻前顾后确定。

三、农村人口迁入市镇总量

前面虽已计算出迄今的市镇人口总量和40年来市镇人口自然增长量，但还须计算40年间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总量。国外学者虽有涉及此一领域的研究，但成果不尽理想。英国学者Kirkby在其所著《中国城市化》^[2]一书中，使用“自然增长剃减法”，公式为m= P_n－［P_n－1+(b－d)］

分别计算出1949～1982年历年市镇人口净迁入量，以及34年间的净迁入总量为3200万人。由于Kirkby引用的市镇历年人口总数与中国官方正式数据多处不符(自1965年至1982年，其中有6年低于官方数字3000万以上，有4年低于官方数据4000万以上，有8年低于官方数据5000万以上)，且引用历年市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亦有若干年份偏高或偏低，由此所得的市镇人口净迁入量已不足信。其次就方法而论，Kirkby把历年市镇人口数减去自然增长的余额，尽皆算做净迁入人口也不正确，因为历年市镇人口数减去自然增长数的余额之中，除包含净迁入人口以外，还包含因新建市镇和扩建原有市镇范围而增加的人口数量。因此Kirkby忽略了市镇行政区划变动因素对市镇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从而使计算的数据可信程度大大降低。

作者曾在1987年根据中国74个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结果的每一城镇迁入人口占该城镇人口比重，使用下列公式分别求得74个城镇中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五类城镇迁入人口的加权平均比重，以及求得74个城镇迁入总人口的加权平均比重做为一组系数。见表3(A)。公式如下:

式中：MR表示若干城镇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加权平均比重;

　　　mr_i表示抽样调查所得某个城镇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

　　　p_i表示一个城镇常住人口总数。

并且进而使用该项调查数据计算出由农村向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的迁入人口占迁入各类城镇人口总量的比重，作为另一系数，见表3(B)。

表3　迁入人口的加权平均比重与农村迁入人口比重(%)

作者当时只使用上述71个城镇迁入人口占71个城镇总人口的加权平均比重(表3(A)⑥)和由农村迁入人口占71个城镇迁入人口总量的比重(表3(B)⑥)，作为两个系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口数量进行估算。所得结果是:自1949～1985年的37年中，由农村迁入各类城镇人口总数将近6000万。^[3](原调查的31个镇，因3个镇的背景资料不全，故只计算28个镇，因此此间城镇总数为71个城镇)。

38244(万)(1985年底城镇人口总量)×34.39%×45.23%=5948(万)

此项数据因为只以71个城镇总迁入人口比重和由农村迁入71个城镇人口占迁入人口比重，以及当时只有的1985年城镇总人口计算，未能按类分别计算，故其总数稍嫌偏低。

如果使用表3中的两组系数(A)(1)～(5)和B(1)～(5)分别与1986年五类城镇人口数相乘，所得1949～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人口总数更为准确。其计算公式及结果如下:

表4　1949～1986年农村迁入城镇人口数(人)

注:《中国统计年鉴》的城镇市人口分组没有20万～50万档次，因此改用公安部编辑的《1986年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中的城市人口分组数和县辖镇人口数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1949～1986年38年中由农村迁入城镇人口总数为87310630人，在74个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设计中，迁入人口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随带户口迁入城镇的人口74475967人，占由农村迁入人口总数的85.3%。另一部分是未迁户口常住城镇一年以上的实际迁入人口12834663人，占由农村迁入人口总数的14.7%。

使用《1986年74个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资料》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农村随带户口迁入城镇的人数7448万人，与使用1987年公安部提供的1951～1986年城市人口年均迁移率所推算的1950～1986年37年的累计人口净迁入量7149万人只相差200多万人。如果进一步计算1949年的净迁入量，则1949～1986年累计净迁入量当在7200万人以上。因此38年间城镇的累计净迁入人口应在7200～7400万之间，我们不妨将此二者的折中数即7300万人作为由农村迁入城镇人口数应该是可信的。见表5和表6。

表5　1951～1986年城市人口迁移率(‰)

资料来源:公安部任素华《关于我国人口迁移情况的浅析》，1987年。

表6　1950～1986年城镇人口迁移量(万人)

四、市镇间接迁移人口

迁移人口在迁入地所生育的子女，人口学称之为“间接迁移人口”。中国城镇在38年中由农村陆续迁入的7300万人所生育的间接迁移人口是城镇增长人口的组成部分。作者使用《中国74个城镇人口迁移调查资料》中的历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口占1949～1986年全部迁入人口的比重，求得历年由农村迁入城镇人口量和历年的累计迁入量，进而以历年累计迁入城镇量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所生育的人口存活量，根据《中国74个城镇人口迁移调查资料》计算的迁入城镇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与城镇非迁移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大致相等，因此在计算中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刊载的城市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历年迁入人口累计量相乘，即可得出历年累计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也就是“间接迁入人口”数量。计算结果是:1949～1986年间接迁移人口的总量共为747.8万人。见表7。

表7　1949～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量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表示1949～1986年间接迁移人口总量;

m_i表示历年由农村迁入市镇的人口累计量;

r_i表示市镇人口年自然增长率。

五、新建扩建城镇划入的人口总量

在1949～1986年的38年中，中国城市化过程除由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变动迁入使得城市化水平有长足增长以外，城镇人口增长还由于新建和扩建城镇，即由于城镇建制变动和行政区划变动，也使得城镇人口增长。1986年中国城市已由建国初期的166座增长为347座，镇已由5402座发展为8464座。见表8，30多年中新建城市181座，新建镇3062座。由此因新增和扩建城镇而增加的人口共约4510万人。此项数据，作者只能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人口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和间接迁移人口增长量以后的余数计出，见表9和表10。在5008万人中，既包括在新建和扩建城镇时增加的人口，也包括其后这些新增加人口所陆续生育的子女。目前因没有新建和扩建城镇的具体年份，因此无法计算出因先后新建和扩建城镇而增加的人口所生育的人口数。眼下只能暂时将此二数合在一起。

表8　全国市镇座数

表9　1986年中国市镇人口

表10　1949～1986年中国市镇人口增长构成

概括地说，从建国到1986年市镇人口由5765万增长到24255万，市镇净增人口18490万。在净增人口中占比重最大的是由农村迁入人口及其迁入后所生育的间接迁入人口，二者共占43.6%;其次为建国时市镇原有人口自然增长的人口，占29.4%;第三是因新建和扩建市镇增长的人口，占27.0%。

六、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前景和思考

根据以上分析显示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镇人口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率、迁移率以及新建扩建城镇所引起的行政区划变动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不同时期内这些因素对于城市化影响的强弱程度也不尽相同。人口学者凯菲茨(KEYFITZ)认为:①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时期，城镇净迁入人口大于城镇自然增长人口，从而净迁入人口形成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②在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中等水平时，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城镇人口净迁入率，因此自然增长率成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③在城市化水平高度发展时，城镇净迁入人口再次成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阶段性变化已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所证实。^[4]

对照当代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净迁入人口占43.6%(包括间接迁移人口4.1%)，而自然增长人口仅占29.4%，可见仍处于较低阶段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样符合凯菲茨所概括的阶段性的规律变化。

同时还应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省际之间农村迁往农村的人口数量一般估计不过2500万左右，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迁入城镇的数量已逾8000万。这种事实也显示当代中国处于扎林斯基(ZLINSKY)撰写的《人口移动转变论》所提出的人口迁移历史阶段划分的第二阶段，即“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伴随着死亡率下降，人口迅速增长，出现大规模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同时在国内移民垦殖或殖民海外”，^[5]中国在客观上移民海外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而国内可供垦殖的生荒土地剩余不多，我们同样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农村人口面向城镇的大迁移。认识当代中国人口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了解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速度，以及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对于产业结构配置和投资取向的决策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化速度在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以0.9个百分点持续增长，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城市化水平将会达到35%以上，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否符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应该探索的。即使认为眼下的速度是合适的，而每年城镇新增的人口约在1000万以上，其中43.6%，即约500万左右来自农村。这样大的城镇人口增长量，其生活需要的供应和劳动就业的安排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著名二元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 LEW IS)提出的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式，指望发展中国家城市现代工业发展逐渐吸净农村的隐蔽性失业的过剩劳动力的假说，看来在中国短期是难以奏效的。其吸收过程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托达罗(TODARO·M·P)提出的三部门结构发展模式，指望农业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先在城市传统部门(指个体商贩、非熟练服务人员、非熟手工业者、非熟建筑工人等)就业，经过一定阶段后再转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理论模式，也是可以参考的设想。我们还应进一步根据中国的实际，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以便促进中国农村人口的两种转变，即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变乡居人口为城镇人口以及变封闭式的城乡社区为开放式的城乡社区。

(原载《人口学刊》1992年第1期)

【注释】

[1]马侠《中国城乡划分标准与城镇发展水平》，载《人口与经济》1988年笫6期。

[2]R.S.R.Kirkby(Urbanization in CHINA).Great Britain Billing＆SONS Limited.1985.

[3]见马侠:《当代中国农村人口面向城镇的大迁移》，载《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3期。

[4]联合国秘书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迁移和人口增长》

[5]Zlinsky(Hypothesis of the Mobilty Transition，American: Geography Magazine，1971.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