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

四、发展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

由于发展人类学家具备能让各方关注在项目策划和实施过程中文化和社会制约因素的视野和能力，因而他们常常会受国际组织或公司聘请，进行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social－impact studies）。这类研究要求人类学家以他们擅长的深度访谈和田野工作方式，来对经济发展项目和相关决策对当地社区社会生活的影响，作出评估和建议。社会影响研究的一大范例是人类学家斯卡德（Scudder）和科尔森（Colson）等人对赞比亚关姆比河谷为期30年的田野调查（Scudder，Colson ＆Kemper，1979）。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赞比亚政府在关姆比河谷兴建大坝，以改善农业和水力发电效益。斯卡德和科尔森等人针对由于大坝工程而被迫迁移的当地居民，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移民中有相当部分人，出于对安置政策的不满和未来的担忧，在迁徙过程中，常常会以自己熟悉的传统方式进行抗争，从而造成社区关系的空前紧张。斯卡德和科尔森等进行的有关发展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使决策人士能关注到由于建坝筑路等项目的实施而被强制迁移的农民，使非洲各国政府官员在此后的决策过程当中，适当加入对移民去向问题的考虑，使发展计划的制订更趋理性和科学。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大多急于在现代化变革中建功立业。他们通常将传统的生活方式视作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却不善于在实践中运用其中合理的顺变因素，尤其是为当地民众世代享用的经验和智慧。中东地区各国政府试图在贝都因人当中推介文明居住方式的失败实验，就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极好案例。在深受社会进化论熏陶的官员们的眼中，贝都因人四海为家的游牧民族特性，与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习惯是格格不入的，必须放弃。因此地方当局使尽招数，软硬兼施，力图让贝都因部族进入事先圈定和规划好的定居区。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一方面，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过上居有定所的安稳日子；另一方面，贝都因人聚居区一旦形成，行政管理者的工作效率也会提高不少。然而事与愿违，贝都因人在安营扎寨之后，仍不改其喜好放牧的习性。于是，过度放牧造成了聚居地附近草原的严重沙漠化。不久，一个个固定的贝都因居住点就因环境质量的恶化而被迫放弃。其实，贝都因人原来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还利于环境的自我修复和还原。首先，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和缓解了过度牧养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旦放养的牛羊群在某处吃光了牧草顶部，牧群便会向其他地区转移。同样，水草和河流的分布也对游牧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进入规划区定居之后的贝都因人，一方面开始灌溉垦殖，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仍旧保持原有的放牧习惯。由于草场退化、盐碱化和地表层的流失等综合原因，政府最终在事实面前认输，开始鼓励贝都因人重新拾起传统，回归自然。

而事实上，贝都因人并非人们想象中拒绝变化的因循守旧者。比如说，他们用卡车代替骆驼作为运输工具。现代化的卡车具有比骆驼更强的流动性，可使贝都因人更迅捷地将汲取的井水运至牧区。卡车的使用也对贝都因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不可预知的影响。从经济角度而言，用卡车来运送相当数量的小牲畜到水草丰美的牧场，是更加便利和实惠的选择。贝都因人由此不再依赖骆驼，并且转向牧养山羊和绵羊等高效益的生产行业。在本章一开始曾提到，雪地摩托大大增加了萨米人对现金的需求量。贝都因人几乎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卡车使贝都因人比先前更需要现金来支付汽油和维修费用。贝都因人不得不通过打短工挣外快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始料不及的局面。

在20世纪80年代，地处中东的阿曼国政府邀请人类学家查蒂（Chatty）参与一个在不强求贝都因人改变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为他们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项目。查蒂说服阿曼政府先做一个有关项目社会影响的深度研究，了解目标人群的实际需求，作为项目实施的第一步（Chatty，1996）。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创举。在联合国的资助下，查蒂对阿曼南部的一个游牧部落做了一项研究，对部落成员的需求进行摸底和评估。政府有关部门在得知调研结果后，就让项目组在当地设置流动站，为居民们提供基本医疗和疫苗注射等服务。项目组在评估完成之后，还提出了一系列便民建议，如每年向牧民定期发放帐篷、为学生建造宿舍楼以及建立旨在改善供水、兽医服务和市场援助的全新系统等等。遗憾的是，任何发展项目都难以对项目完成之后对当地人在健康和其他方面的服务需求，作出长期承诺。如何为短期效应注入永续性的动力，才是真正的挑战。

由于人类学学科本身所特有的整体论视角，发展人类学家与其他专家相比，更有能力关注那些制约项目策划和实施的文化和社会因素。谁都知道树木对于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性。而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树木又是传统意义上燃料和建材的主要来源。农民出于实际需要砍伐林木，则大大加剧了木材短缺状况。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恢复被破坏的植被。人类学者默里（Murray）在海地受美国国际发展署之邀，重新设计了该组织的一个耗资巨大的森林植被恢复项目，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生态难题，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Murray，1987）。在海地，森林滥砍滥伐的现象始于殖民时期。以法国人为首的欧洲移民曾在海地创立以蔗糖出口为支柱的殖民经济体系。殖民者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通过成片的伐林，来获得可以种植甘蔗和咖啡的农业用地。在19世纪海地获得独立以后，外国的木材公司仍然在境内经营伐木和出口硬木的业务。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承载力日增，森林面积日趋缩小。植被消失的程度之大，可以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每年被砍伐的林木成千上万。被伐树木不是被用来造房，就是作为首都太子港的生活日用燃料。由于人口压力而失去耕地的贫苦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加剧了燃柴供应的紧张状况。一些贫民干脆砍光所剩无几的树木，卖给城里人。与此同时，农民们世代流传的烧荒耕作法，对于日益严重的土壤流失和肥力下降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帮助海地政府恢复植被，美国国际发展署将数以百万计的树苗运往当地。海地当局也积极号召和督促农民植树造林。然而这一援助项目却遭遇了失败。首先农民们不但拒绝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树，而且还把树苗当作饲料喂羊。由于农民的不合作态度，海地政府的绿化努力无疾而终。美国国际发展署在百般无奈之际，召来人类学者默里，以求变通之策。默里曾经在海地做过有关土地使用权的博士论文研究。通过耐心细致的“参与式观察”和与当地人的访谈，默里对海地农民的真正需求有了深切的了解和体会。在其他人类学者和发展专家的协助下，默里对原有项目作了较大的修正。他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将生长周期短的硬木树种作为经济作物，介绍和推广给当地农民。树苗品种也从原来的果树类换成生长速度较快的桉树类。因为他发现农民们喜欢的，不是生长缓慢的树种，而是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效益的树种。如种植桉树，那么农民们可以每四年砍伐一次，并将所伐木料销往太子港。默里的计划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农民们由于种树而造成粮食减产的损失，通过销售桉树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也就是说，将树木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来种植的设想，更为贴近当地农民的传统行为模式。当种树成为一种同种庄稼没有本质区别的活动时，农民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被调动了起来。原先的项目策划人所犯的错误，恰恰在于缺少必要的地方性知识。

默里的人类学视角，使他在分析问题之后，得出与海地政府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技术专家们截然不同的结论。海地政府将项目失败完全归咎于农民的保守态度和传统的土地使用模式（烧荒耕作）。而默里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农民看不到项目能给他们带来的短期效益，还担心在同一片土地上种树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在国际发展署看来，树苗一旦种下，就得成林，不应轻易砍伐。而默里的研究表明，海地农民认为树林之所以存在，就是应该被人砍伐，不然就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默里对项目的实施方法又作了一番重新设计。在原来的方案中，树苗是通过海地政府的农业部，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苗树在分配过程中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国有林木”。同时政府工作人员又反复告诫农民注意保护环境，不要随意砍伐新种树木。农民们将此忠告误解为种植新树的林地，不日将会收归国有，因而植树热情大减。针对这一情形，默里建议由农民自发组织义务发放树苗，同时确认农民们对新栽树木的处置权。作为拥有人，农民们可随意砍伐和买卖树木。这与他们收获和贩运农作物的传统方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新方案实施之后，农户们开始大量种植树木。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却不随意出售新生树木，而是按照家庭实际的经济需求和市场变化，调整砍伐周期。农民的理性选择一旦占了上风，就会配合政府和发展机构，使项目实施真正达到双赢互惠。在海地的许多地方，绿荫开始“故态复萌”，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

由于农民是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对象，所以像默里那样的学者，在国际发展署等经济开发机构内，逐渐成为了农民利益的专家代言人（见下节专述）。海地植被恢复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体现的农民参与精神和推广经济作物的必要性，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实践，具有不容低估的示范意义。受国际发展署委托，人类学家佛罗瑞特（Fleuret）和发展署的其他专家借鉴这一成功经验，对1979年阿明政权崩溃后乌干达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研（Fleuret，1988）。他们发现，由于政治动乱，乌干达农民已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模式，很少参加市场经济活动。而农民的自足生产却因为缺少耕地犁田所需的农具，难以持续发展。人类学者为此专门设计了一套机制，通过当地合作社团来分配锄头等农具，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社会和文化，这两股足以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力量，永远不会在人类学家视野中消失。这一特点在具有人类学学科特色的定性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人类学者参与人口调查设计，收集有关人口规模、年龄、性别构成、增长或减少幅度的数据。人类学者对于人口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对隐藏在数字背后的影响人口趋势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探索，并通过定性研究（以田野工作为导向），来提供自己的见解。这虽然与那种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的传统手段不同，但殊途同归。比如说，为了解释不同国家间生育率下降幅度差异产生的原因，人类学者通常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增长以及识字率与生育率的关联性之间做文章。人类学者会更关注于那些人口统计和其他数据来源所难以反映的影响出生率的因素，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小范围的人群，考察人口发展的动力与家庭和个人层面的一系列行为和态度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论题范围较广，包括：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家庭结构、育儿模式、婚姻、性与生殖行为的信仰和实践、健康与疾病治疗。

发展人类学家对于人口增长的关注，据笔者观察，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人类学家对于人类生育行为（包括伴侣／夫妻对于育儿数量的选择和控制），采用的是一种整体性（holism）研究角度，即把生育行为放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系统中加以考察。对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行为模式的分析，能使我们看到某一地区的出生率往往与地方条件尤其是经济因素有关。另外，人类学家还通过在小型社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研究来找出第三世界婴儿出生率偏高的成因。

本人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任教期间，与该校的同事和一些曾在国际组织工作过的学生，曾经对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问题的进行过课堂讨论。学生们发现，比起尼日利亚或萨尔瓦多的任何普通家庭，北美地区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应该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孩子。然而事实上，北美平均每个家庭的育儿数量仅为两到三个。而在尼日利亚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每户平均育儿多达六七个，而且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有些学生在解释这一似乎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时，想当然地作出以下结论：“穷国”的育龄夫妇拒绝计划生育，无视多生多育对国家的教育和卫生系统带来的负担，是落后和无知的表现。

然而，经过进一步论辩，大家认识到，事实决非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在北美，除了针对育儿的代价和收益（cost and benefit）的经济层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在影响和促使配偶，使之作出限制家庭规模的决定。这些因素可以是：与“理想”家庭规模相关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期望；与职业选择有关的空间流动；妇女就业、职业目标和怀孕生育时间的“理性”选择；儿童成长过程对于社会资源的需求和耗费。与此同时，在众多欠发达地区，所谓育儿的代价和收益的理性考虑，却以另一种表现方式，对出生率产生影响。在非工业化社会，孩童作为劳力的对于增加家庭收入和未来养老而言，具有相当高的潜在价值。除此之外，育龄夫妇愿意多生多育，还出于对下列因素的考虑：婴儿的高死亡率；扩大型家庭（多代同堂的居住模式）中每个成员所具备的分担抚养幼儿的能力；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儿童养育费用；妇女育儿责任与赚钱养家义务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所进行的这场对于不同语境中人口增长率问题的讨论，不但反映了我们自身的相对主义理念，更主要的是我们借助发展人类学视角，发现了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文化价值观、信仰体系和生育实践对于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人口流动）过程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