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科学种族主义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科学种族主义

远在达尔文着手撰写有关物种起源和自然选择的论文之前，西方思想家就已经开始提出各种社会进化论的假说。而在论述中最早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适者生存”等说法的，是社会进化论代表斯宾塞，而非达尔文本人。当然与摩尔根和泰勒不同的是，斯宾塞的理论假设得益于当时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然而用今天的科学标准衡量的话，他对生物学只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也就是说，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未必会同意斯宾塞用他的名字来推销一种可以说是伪科学的观点。

斯宾塞在研究中喜欢采用类推法，将生物世界与人类社会进行比照分析。他深信要让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为世人完全接受，其研究者就得必须树立一种社会秩序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信念（1904：385）。因此他坚决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对最复杂的演化形态的研究”（1904：385）。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超级有机”整体。其言下之意就是研究者应将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而不是将这些部分抽离它们所处的特定环境作孤立的研究。比如说，作为社会构成的行政和经济的部门，就像一个生命体的心肺一般，是互为依存或者共生的，对于生命体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他的这种将社会比作一个有机生物体的看法对后世学者影响极大。在当代中外学界中将社会视作由诸多部分构成、以维持稳定为目的的动态和谐系统的，仍大有人在。

在斯宾塞看来，社会结构的演化历程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受此思路影响，社会进化论者倾向于认为竞争是进化的驱动力量，而且社会进化过程如不受干扰的话，世界将会越变越好。一方面，斯宾塞的想法是他终身追求政教分离和科学理性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实践中为社会不平等提供合乎逻辑和“自然生存”法则的借口：任何贫穷和饥饿，不管看来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应该理解为是社会的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就像一种自然现象，应让其自生自灭。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社会结局的努力，都有逆社会进化潮流，必将自取灭亡。旨在扶贫济弱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显然是不必要的，因为任何社会改革是对自然进化过程的一种干涉，于事无补。斯宾塞式的观点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有点奇怪可笑。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观点在当时学界内外都颇有市场，并且迎合了坚信人类社会由简而繁发展规律的那些精英人士的口味。

最能体现斯宾塞“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莫过于为后人归纳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按此说法，西方的“种族”、社会和各阶级较之非西方社会，不但更具适应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的能力，而且已经进化至更高和更发达的阶段。尽管这一说法在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家眼里已显得荒谬绝伦，而在事实上它却成为西方大国统治者为其奉行对外殖民扩张，对内拒绝或缓行对少数民族倾斜的福利政策的“科学”依据。在殖民主义者的眼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断，无疑具有难以比拟的价值。它不但在意识形态上迎合了欧洲殖民强权实现其政治和经济野心的需要，同时也间接地印证了英国殖民作家吉卜林的“白人包袱”说。

斯宾塞有关社会竞争和适者生存的理论，助长了生物决定论的产生。生物决定论最终成为19世纪人类学家用来划分种族范畴的理论基础之一。作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平行发展的一股思潮，生物决定论在别有用心的政客们的推波助澜之下，最终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科学种族主义”。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种族主义”是19世纪社会进化论的最大污点。然而现代种族论决非凭空产生的奇思怪想。首先以“科学”方法划分人种的尝试和努力，在欧洲由来已久。1758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参照动物分类的方法，根据肤色把现代智人（Homo sapiens）分为四类：欧洲人（白种人）、北美印第安人（红种人）、亚细亚人（黄种人）和非洲人（黑种人）。然而他的这种貌似科学的人种分类标准，并不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而是依据古代和中世纪理论以及种种欧洲至上论的观点而制定的。比如说，按林奈的分类说明，红皮肤的美洲印第安人脾性易怒而且暴躁，需要由习俗来加以规范；黑皮肤的非洲人则懒散松懈，缺乏责任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而白皮肤的欧洲人被描述为温文尔雅、灵敏且富于创造力和遵纪守法的文明社会的一员（Lieberman，1996）。1781年德国科学家布卢门巴赫（Blumenbach）也创立了一个种族体系。他根据肤色、面部特征、下颌形状和头发颜色，将人类分为五大种系：高加索（白种人）、蒙古（黄种人）、马来（褐种人）、埃塞俄比亚（黑种人）和亚美利加（红种人）。在这个体系中，高加索人比非高加索人有更大的脑容量和更高的智力水平（Lieberman，1996）。

美国的早期政治领袖如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等人，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如曾对非洲种族做过研究的康德）的影响，对种族的看法也与科学种族论的主张大同小异。因而19世纪社会进化论者对社会类型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其实已经隐含了对种族优劣的判定。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终被用于解释奴隶制和其他政治压迫现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科学种族论）的信徒在西方社会还大有人在。只不过这些人用另一套话语和看似不同的思路，来表述白人至上主义和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意义。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试图以“文明冲突论”影响决策层和国际学界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之流（详见第三章评述）。